蜂群戰術下台灣自主無人載具的戰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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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福文博士

一、國防無人載具的思維陷阱

我國於五月份針對《保衛國家安全及強化不對稱戰力計畫採購特別條例》，在國會殿堂上展開了針鋒相對的立法激辯，最終三讀通過的軍購特別條例，刪除了無人機、無人艇等項目。行政院於6月編列經費上限為新台幣2100億元的《國防自主無人載具採購特別條例》草案，擬自115年8月至民國120年底逐年籌獲濱海監偵型與濱海攻擊型無人機，以及小型自殺無人艇等。

與此同時，國民黨團則提出《國防自主無人載具科技發展及採購條例草案》，主張編列6年2,400億元預算用於打造無人載具研發、生產及製造基地，主辦機關為經濟部、國防部，且明定2年內國產化達50%、4年內達80%的強制門檻。朝野對無人機預算編列的攻防焦點，除了是特別預算與常態預算的財政審議方式之爭外，同時開啟了部會主導權與防弊框架政策選擇的角力。然而，這兩派思維在面對台海大敵當前的情勢下，不論是追求戰力速成的國防部特別預算，還是著眼於本土供應鏈保護的經濟部常態預算，皆反映了國家在面臨無人機產業尚未成熟時的集體焦慮。

台灣「沒有自主無人機產業不行」，但我們必須直面地緣政治與工業產能的冷酷現實，我國的政策核心不能停留在「比拼硬體載具數量、比拼建廠規模」的傳統消耗戰思維，因為台海主要的潛在敵對方是號稱世界工廠的中國，僅大疆（DJI）一家民營企業就壟斷了全球七成以上「民間商用」無人機市場，在對岸具備絕對原物料壟斷優勢、完整供應鏈與全天候飽和量產能力的壓迫下，現實就是無法試圖用數千億台幣的國家預算，去跟擁有比台灣百倍工業產能與絕對數量優勢的中國進行硬體軍備競賽，實戰中仍難以形成實質嚇阻，不論採購整機或推動大廠自製，盲目複製對方的硬體競賽，在實戰中根本無法阻擋對手不計成本的蜂群飽和攻擊。

面對這場人口與兵力結構面臨轉折的「無人自主戰爭」，戰略焦點必須逆向思考，在強鄰環伺及產能極端不對稱的無人機世界中，如何產生更強大的韌性平衡及槓桿抗衡，將是我國無人載具產業發展的關鍵方向。當前無人載具戰爭的競爭核心，已不再是單純的「飛行性能」，而是被重新定義為「學習速度×成本優勢×系統整合能力」。如何將有限的預算，精準投資在「低成本反制體系」與非紅供應鏈的「自主軟體大腦」上，以此消弭對岸硬體載具蠻力在戰場上的消耗，達到「快速迭代進化、低成本、與快速系統串聯」。以我國的半導體與通訊優勢，以軟體演算法的極速演進，去破解對方的硬體產能優勢，方能將這兩千多億的國防資源，轉化為牢不可破的防禦韌性。

二、軍事無人載具的實戰進程

以近期的二個國際戰爭衝突實證來看，未來戰略不應只是「硬體的飛機製造」，而是邁向「針對敵人的反應」進行快速迭代設計，以達成槓桿抗衡的實際需求。

（一）俄烏模式的啟示：極速迭代的進化與大規模列裝體系

俄烏戰爭的統計數據顯示，戰場已演變為年消耗達「百萬架次」的無人機不對稱消耗戰，有高達80%以上的俄軍傷亡與無人機直接相關。尤其在2024至2025年間，戰場出現了跳躍式進化：例如俄軍於2024年中，在Kursk等戰線大規模導入以實體「光纖」傳輸控制訊號的FPV。烏軍隨後亦於2025年夏季迅速反應，達到大規模列裝，將該裝備正式納入正規編裝；而到了2025年秋季，對方（俄軍）在該項技術的單月產能甚至已突破5萬架。無人載具從少數通過國家認證的標準型號，全面普及化到每一步兵班排皆可隨手使用，其背後仰賴的是穩定且高產能的民間流水線支撐。

光纖傳輸的無人機雖可不受到電子壓制的環境干擾，但受到10-40公里內的攻擊距離限制，為打破此限制，烏克蘭引進愛沙尼亞KrattWorks公司提供的神經網絡導向技術，操作員只需指定打擊區域，無人機在遭遇干擾斷訊的瞬間，會自動切換至機載AI晶片，利用邊緣運算自行辨識目標輪廓並鎖定撞擊。這種「今天發現問題、當晚就改、下週批量列裝」的極速進化，無人載具的戰爭本質將走向「軟體定義武器」，拚的是演進速度的韌性。

（二）美以伊與非洲模式的反應：效果驅動與不對稱消耗

而在中東與非洲的軍事衝突中，資源匱乏的反抗軍與中等強國完美示範了如何用便宜貨重創高科技軍隊的防衛預算。一架Shahed-136自殺式無人機的製造成本僅約2萬至5萬美元；但防守方（美、以、盟軍）為了攔截它，消耗的愛國者飛彈（PAC-3 MSE）單枚成本高達370萬至410萬美元，高空攔截的薩德系統（THAAD）更需耗費1,200萬至1,500萬美元。如果單看「2萬美元無人機VS 100萬美元攔截彈」的極端對比，真實戰場的攻防成本其實比想像中更為懸殊（若是前述 Shahed對THAAD的單一武器造價比，其經濟差距實則高達70倍至200倍以上）。

事實上，在整場戰役中所有使用的防空措施（包含：全天候雷達操作、戰機巡航等分攔截）的綜合成本加總均攤後，當攻擊方每花費1美元，防守方平均需要花費20至28美元的昂貴代價才能將其攔截。誠然，若將「被保護資產」的戰略價值（如避免關鍵基礎設施損毀與人命傷亡）納入考量，這種高邊際成本的攔截仍屬必要。為扭轉此種極端不對稱的消耗困境，國際上正針對Shahed類低速無人機，發展時速200~450公里的短場衝刺攔截機。其核心技術不再是高價火箭，而是聚焦於自動影像追蹤、攔截路徑演算與飛行路徑控制的演算法，屬「低成本、低延遲感知融合」的類飛彈反制技術，正是全球破解飽和消耗戰的新趨勢。

因此，台灣防禦大戰略的槓桿關鍵，在於一方面必須布署低成本反制器與主動防禦系統，大幅降低對手的經濟消耗優勢，避免我方財政被無休止地掏空，更重要的是精準保護我方核心雷達、反制資產及半導體核心供應鏈，並同時對敵對方展開快速移動的機動長程無人機攻擊。

三、韌性戰略的重新調整

綜合上述國際實戰經驗，台灣的數千億預算可精準投注於以下三項實質性的防禦政策的實質重構，將當前戰場趨勢轉化為可落地操作的戰略發展路線：

（一）發展低成本反制技術與非對稱火力儲備

台灣絕不能落入對手身為世界工廠的產能與消耗陷阱，用高價飛彈去一對一迎擊越海而來的低價蜂群。低成本「反無人機攔截無人機」，或深耕相位陣列反制雷達與電子壓制系統，以極低成本的方式成批癱瘓對岸越海而來的低價蜂群，將攻防經濟交換比扭轉為對台灣有利的態勢。

同時，在近距離的灘岸防線上，可將資源集中於「低邊際成本、高消耗性」的防禦手段，有體系地儲備抗電子干擾的光纖導引FPV自殺載具，使其作為不對稱作戰的「戰術消耗品」而非傳統高價軍備。如此一來，既能確保在通訊完全被敵方壓制、斷鏈的極端狀況下，依舊擁有絕對不可被干擾的精準打擊火力，亦能避免陷入傳統硬體軍備競賽的產能陷阱。

（二）突破指管控制（C2）與異種協作的軟體核心

台灣在發展無人機時，於電腦及通訊製造上擁有極強的硬體優勢；然而，當無人載具要轉化為網路中的關鍵節點，以實現「系統之系統」（System of Systems）時，核心關鍵並不見得在於傳統的地面控制軟體（GCS）。在實戰的強電子干擾下，發揮蜂群核心AI代理指揮角色的，可能動態存在於群體中的某一架或某一艘載具，亦或仰賴特殊演算法，自動形成去中心化的分群與分工機制。

尤其在群體協作模式中，往往涵蓋了異種載具的協作。這時最重要的是，指揮控制（C2）核心能夠與每一個載具流暢溝通，且載具之間也能互相分享資訊、掌握彼此的相對狀態。這極度仰賴資料交換與通訊的標準，但在戰場現實中，這類標準通常並非共通標準——例如Shield AI使用的Hivemind或Anduril的Lattice，各家軟體強調的功能目的雖略有差異，但達成協作任務所需的訊息鏈加密與抗干擾能力卻是基本要求，而載具群體協作時所強調的時間與空間運動協同，更是物理法則上必須遵守的。

更進一步來看，未來這些無人化的AI輔助指管控制系統，除了與個別無人載具鏈結外，更強調與有人載具的協作，例如無人戰機與有人戰機搭配的「協同作戰系統」（CCA），其核心更在於有人／無人系統搭配的接軌邏輯，目前各國在這一塊仍以實驗階段為主。台灣如何突破此類涉及跨載具、非共通通訊標準與有人/無人接軌邏輯的軟體自主瓶頸，發展出無人載具價值最高、最難被取代的技術核心，才是台灣能與世界工廠進行硬體抗衡的非對稱優勢。

（三）建制AI模型導向的策略模型

鑑於台灣目前缺乏實戰的動態大數據，未來國防真正最核心的戰略資產，將不再是無人機硬體本身，而是將實戰經驗轉換為AI模型的演算法技術。因此，建軍路線可全面推動以「模擬驅動、數位分身、Sim-to-Real（虛擬到現實）轉移、動態重規劃、與深度強化學習（DRL）」為核心的研究與產業策略地圖。

如何建構台海戰場的數位分身（Battlefield Digital Twin），讓防衛AI代理人在虛擬世界裡反覆演練數百萬次，如何反制中國蜂群的戰術，將訓練效率提升，最終再透過Sim-to-Real優化模型寫入邊緣晶片，以軟體模型的迭代速度，去消弭對方的硬體量產速度。

四、國家戰略：建立無人自主系統的自我演化能力

面對無人化戰爭快速發展的趨勢，台灣首先必須回答一個根本性的國家戰略問題：我們希望建立的是一套因應戰時需求、具備快速生產、快速部署及快速消耗能力的無人系統；還是打造一個兼具國防需求、科技創新、高附加價值及全球競爭力的國家級無人自主系統產業。兩者並非互相排斥，而是應依據不同目標建立相應的人才培育、技術研發、採購制度及產業政策。唯有先完成國家戰略定位，後續政策、資源配置及產業發展方向才能形成一致的目標。

烏克蘭近年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啟示。其真正的優勢並非只是大量生產無人機，而是在戰爭環境下建立了一套「快速學習、快速修正、快速驗證、快速部署」的循環機制。前線部隊將作戰經驗即時回饋至研發與製造端，工程師迅速調整設計、更新軟體、改善戰術，再投入下一輪實戰驗證。整個體系形成高度緊密的閉環，使裝備、戰術與組織能隨著戰場快速演進。真正形成競爭優勢的，不是單一產品，而是整個國家的快速學習與持續演化能力。

台灣所面對的挑戰截然不同。面對對岸龐大的工業產能與規模優勢，我國若落入傳統的數量消耗戰，不僅難以形成實質嚇阻，也將加速耗盡有限的國家資源 。因此，台灣更應善用自身在高科技製造、系統整合、半導體及資訊通訊產業的優勢，建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無人自主系統生態系，同時兼顧國防需求與全球市場布局，打造可信賴的高階技術與非紅供應鏈，形成兼具安全韌性與產業價值的國家戰略能力。

然而，真正重要的並非單純製造更多無人機，而是建立一套完整且可持續演進的能力體系。無人自主系統的核心能力應涵蓋戰略規劃、作戰準則、教育訓練、人才培育、戰術驗證、軟體開發、人工智慧模型、硬體研發、生產製造、非紅供應鏈管理、資訊共享、戰場資料分析及快速採購等各個環節，使各項能力形成持續循環，而非各自獨立發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無人自主系統的技術與戰術迭代速度已遠快於傳統武器系統。過去武器可能以數年為週期更新，如今無人機的技術演進往往以數月、甚至數週為單位快速變化。今天完成採購或研發的裝備，可能在短時間內便因敵方新的反制方式而降低效能。因此，真正需要建立的不是一條固定的生產線，而是一套能夠持續吸收戰場資訊、快速修正技術、更新戰術、重新驗證並再次部署的自我演化機制。

五、結論與建議：

無人自主載具的戰力釋放，關鍵在於預算資源的「精準配置」與完整的「戰術組織配套」。國防預算的編列與投入，無疑是驅動前沿科技與防衛實力的核心原動力，但政策成功的關鍵在於優化預算結構並精準對接前線需求，「錢要編得對、編得好」。若台灣仍沿用傳統軍種分工及官僚體制，僅依靠《產業創新條例》或《政府採購法》等制度進行預算編列，卻將無人載具分散硬塞進僵化的傳統軍種建制中，缺乏跨軍種整合，再龐大的資源也難以協助本土產業形成健康獲利，政策更將停留於裝備採購，而無法建立持續演化的國家戰力。

綜上擬提出建議如下：

（一）建制專責跨部會機構：政府應以「國防創新小組」（DIO）及「無人系統訓練指揮部（無指部）」為核心推動單位，串聯軍隊、科研法人、大學與產業界。在此架構下，科研法人應調整其定位，不以硬體製造為範疇，而是專注於「實戰需求轉譯、軍民通用技術驗證與非紅供應鏈輔導」之關鍵橋樑；同時，打破傳統「軍事與產業」的壁壘，將最終的量產與工業化產能交由具備全球競爭力的民間高科技製造業。藉由法人轉譯、民間製造，方能使前線戰場需求與後方產業供應鏈形成即時互動的有機閉環。

（二）落實馬賽克戰架構：政策執行應導入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畫署（DARPA）的「馬賽克戰」（Mosaic Warfare）概念。採模組化、分散式及動態組網方式，將感測、通信、決策及打擊能力拆解為可自由組合的動態模組，依前線任務彈性調整與替換，提升不對稱作戰的防禦韌性。

（三）回歸效果驅動大戰略：未來無人自主系統的勝負，在於誰擁有最快的學習速度與制度設計。台灣必須回歸「效果驅動」去設計敵人的反應，以軟體模型的迭代速度與核心系統整合能力，消弭對方的硬體量產優勢；全面落實「思考、驗證、修正、建模到自我演化」的持續循環，掌握台海戰局的戰略主動權。

作者為高雄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