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極端男性腦」的學者說，「男性腦」已經過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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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茵惠

2026 年 7 月，《衛報》刊出一篇專訪，「極度男性腦」理論的提出者、劍橋大學的 Simon Baron-Cohen 表示，他後悔用這個詞來描述自閉症。「有些用語太容易被誤解，所以我確實後悔，」他說，「像男性腦（male brain）和女性腦（female brain） 這樣的詞彙，我認為在今天已經沒有用處了。」

這則新聞耐人尋味，倒不是因為一位知名的科學家說自己改變了想法，先驅研究者二十年後改變想法再正常不過，而是他後悔的方式、後悔的範圍，以及後悔的時機，共同構成了一個關於「命名的政治」的教科書等級案例。

命名從來不是中性的

Baron-Cohen 在 2002 年提出的理論本體，其實相對節制。他認為，人類認知存在「同理化」（理解他人感受）與「系統化」（觀察事物規律）這兩種傾向，他指出自閉症者平均而言偏向後者。這確實是一個可以被檢驗與修正的經驗命題。

但他在隔年出版的書籍，名叫《關鍵差異：男性、女性、以及極度男性腦》（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Men, Women and the Extreme Male Brain），才是如今他需要解釋的政治判斷。「極度男性腦（extreme male brain）」這個命名本身，進行了理論沒有做的詮釋。它預設了一條其實根本不存在的光譜：「女性大腦（擅長同理）——男性大腦（擅長系統思考）——極端男性大腦（自閉症）」，並且號稱這些「性別差異」很「關鍵」。

一旦社會接受這個詞彙，未曾言明的推論就自動完成了。男性「本來就」比較不同理、比較自我中心，「自閉症只是把這個天性推到極端」。反過來說，男性的不體貼也就獲得了一張生物學的背書——不是教養問題，是「大腦天生如此」。我們常常可以聽到這個詞彙的應用變形：「理工男嘛」、「直男腦嘛」。

Baron-Cohen 的論文正文裡當然沒有寫「男人天生不體貼」，但命名的邏輯本身卻下了這樣的判斷。這個詞彙遠比實際理論內容本身更普及，讀過 Baron-Cohen 原始論文的人是少數，聽過「自閉症是極端男性大腦」的人是多數。二十年來，流行文化裡的自閉症形象，《宅男行不行》的 Sheldon、無數矽谷天才敘事裡不近人情的男主角，都在這條光譜上汲取靈感。

所以當 Baron-Cohen 說他後悔的是「用語被誤解」，這個說法本身就值得商榷。名字沒有被誤解，名字被準確地理解了——它承載的「女人就是怎樣」，「男人就是怎樣」的性別本質主義被大眾如實接收。而 Baron-Cohen 身為一個享有聲譽的學者，當初顯然並沒有覺得這個命名會帶來對社會本身不利的後果。

一種極為古典的措詞失誤

在「男性腦」、「女性腦」這種虛假分類，以科普知識之姿進入公共討論十年後，其他科學家開始意識到，把大腦分性別，這是一種很古典，近乎十九世紀科學家透過測量頭骨或腦容量，試圖證明女性天生較不適合公共生活的那種錯誤。

英國認知神經學家 Gina Rippon 就直接指出，大腦具有性別差異這種看法，是「神經垃圾」（Neurotrash）。她認為，大腦是「規則蒐集者」，大腦會從外部世界獲取規則，而這些規則能改變大腦的運作方式和行為模式。「比如一個沒有樂高積木的小女孩，她不會得到其他人擁有的空間訓練。相反地，如果她一次又一次地反覆進行空間訓練，那她就會做得越來越好。」

因此，若男性與女性之間有腦部認知風格的差異，簡單解釋為先天或後天都是不負責任的，而且忽視了大腦不是單向道，而是來回往返的道路，具有可塑性一事。

澳洲科學哲學教授 Cordelia Fine 同樣譴責把大腦分成偏男性或偏女性，她將這種媒體捕風捉影的現象稱為「腦神經性別歧視」（Neurosexism）。她認為媒體特別喜歡那些可以被詮釋為「男性或女性天生如何」的科學研究，把世界二分成既定的「性別差異清單」，諸如男性更有邏輯、女性語言能力更好等偏見。

牛津大學出身的科學作家 Angela Saini 則質疑，這類研究本身就有實驗缺陷，她點名的就是Simon Baron-Cohen。Angela Saini 批評 Baron-Cohen的研究暗示男性天生注意物體和擅長數理，女性則比較注意人和感覺，《紐約時報》與《時代週刊》等多家媒體都大幅引用他的看法，但他的研究實際上充滿瑕疵引發不少科學同儕疑問，包含實驗對象為放在父母腿上的初生嬰兒，他們還不會轉頭、注視方向受限等等，但媒體仍偏愛報導這些說法。

從這些抵抗「男性腦」、「女性腦」的論述也可看出，說穿了問題也不在 Baron-Cohen 是否真的犯了嚴重的錯。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歧視，向來需要召喚科學做為立論的樑柱，才能把歧視包裝成是「科學如此」。

合理化性別歧視的心理需求如此龐大，就像一整屋火藥。「男性腦、女性腦、極度男性腦」這些詞彙不過是一根小小的火柴，就能讓世界風雲變色。

循環的診斷，缺席的女性

其中，「極度男性腦」這個名詞，還存在一個更嚴重的臨床診斷問題，它建立在一組會自我實現的資料上。

理論提出時，自閉症的男女診斷比例約為四比一，這個懸殊的數字看起來支持「男性化大腦」的說法。但診斷標準本身是從男性樣本建立的。女性自閉症者的呈現方式往往不同，她們更擅長掩飾（masking）、更努力模仿社交腳本。結果，她們因為不符合按照男性患者建立起來的「標準」，而被系統性漏診。漏診的結果，又回頭「證實」了自閉症真的就是「屬於男性的疾病」。

理論從偏誤的資料出發，本身又再度協助鞏固資料的偏差，構成了內部的完美循環。直到有人（誠實的說，當然也包括 Baron-Cohen 本人）發現事情不是這樣。近十年來，成年女性的自閉症診斷率快速上升，許多人到三、四十歲才終於拿到那個足以解釋大半人生的答案──是不是有點晚？可能。但晚到總比沒到好。

Baron-Cohen 這次宣布的新研究中心，順應潮流關注自閉症女性的身體經驗：生產、經期相關的困擾、心血管疾病風險，他的團隊初步發現自閉症女性的重大心血管事件風險高出七成一。這些方向都是正確的，值得鼓勵。但問題是，這些女性之所以「長期被忽略」，部分原因正是當初以男性為原型的理論框架。

後悔的時機經濟學

這篇專訪發表的場合，是劍橋大學宣布獲得美國慈善家 Lisa Yang 兩千六百萬英鎊捐贈的前夕——這是英國大學史上最大的自閉症研究捐款之一。

顯然， Baron-Cohen 有切身的理由知道社群信任非常重要。他的團隊曾計畫為一萬名自閉症者定序基因組（Spectrum 10K），遭到自閉症社群強烈反彈，經過兩年諮詢後整個計畫喊停。這場挫敗教會他的，大概是失去社群的信任，研究不可能順利進行。如今他反覆強調「由自閉症社群的優先次序引導研究」，既是修復關係，也是新資金結構的准入條件。

比後悔本身，他後悔的範圍，可能更有意思。他在訪談中明確表示，底層的科學「經得起時間考驗」，沒有用處的只是那個標籤。這種說法，說穿了比較接近個人研究的「品牌重塑」。他後悔的是「措辭引起誤解」，而不是理論建構過程中的循環論證，更沒有後悔建立以男性為原型的診斷標準，當然，也不涉及二十年來被漏診的女性。「我的話被誤會了」，這句話真正的功能，是把責任放在大眾的理解力水準，迴避反省自己當初措詞的選擇。

當然， Baron-Cohen的說法不見得真的純然出於算計。這二十年來，神經多樣性運動確實改變了整個領域的權力結構──從「研究自閉症者」轉向「與自閉症者一起研究」，而他此刻談論的方向，像是心血管風險、女性身體經驗、基層診斷都是社群真實的需要。只是，真誠後悔跟精打細算向來並不互斥。一個人可以同時是真心悔悟，同時非常懂得什麼時候悔悟最划算。

柯文哲，或「神經多樣性作為豁免權」

在台灣，「自閉就是極度男性腦」的流行文化效應，有一個相對具體的名字。

柯文哲過去多次自稱有亞斯伯格，但他從未被診斷過。他的「自我診斷」依據的是一個等式：我聰明、我不在乎別人的感受，所以我像亞斯伯格。這個等式能夠成立，靠的正是「極端男性大腦」二十年來鋪陳的文化高速公路──高智商加上低同理，「等於某種神經類型」，既然只是神經類型，那我就不需要為自己的行為道歉。

但 Baron-Cohen 的研究其實根本不支持，甚至拆穿了柯文哲的這個用法。他指出，自閉症者的差異在於「認知同理」（解讀表情與語言的困難）而非「情感同理」，自閉症患者不是對他人冷漠無情，而是他們比較難抓到社會線索。用 Baron-Cohen 的話來表達，就是：「一旦他們（患者）知道有人難過，他們會跟著難過，並且想做點什麼。」

換句話說，真正的自閉症者常常是「看不出來你難過，但知道了就會難過」。而柯文哲式的操作是「看得出來你難過，但覺得不重要」。前者是認知同理的困難，後者是情感同理的缺席——而後者從來不是亞斯伯格的特徵，是傲慢的特徵。兩者在結構上是相反的。

這種挪用的傷害是雙重的。它先讓歧視性的失言免於被究責，「批評我就是不尊重我的腦結構特色」；然後再反過來把「自我中心、厭女」的毒液注入亞斯伯格的公眾形象，讓真正的自閉症者背書他們根本沒有的特質。自閉症社群花了幾十年對抗「缺乏同理心」的迷思，而每一次這樣的不當挪用，都是在瓦解真正自閉症者想融入社會的努力。

當報導建議我們，是時候可以為一個「過時詞彙」的退場感到高興，為學者承認後悔的勇氣鼓掌時，歷史的帳上顯然還有許多項目沒結清：被「極端男性大腦」餵養的流行文化形象退場了嗎？恐怕還沒。所有女性都得到充分診斷了嗎？大概也還沒。那些拿著其他人的病名當自己「失言」豁免權的機會主義者退場了嗎？恐怕也還沒。

二十年後，Baron-Cohen說大家誤解了他命名的詞彙。但重點大概根本不在於一般人究竟要多聰明才能不從字面上理解「極端男性腦」這個說法，在於這個詞彙何以能夠在二十年間成功塑造了一套理解男性、自閉症與同理心的公共語言。名字不是喧嘩世界裡零落的註腳，它本身就是世界構成的一部分。

作者為SAVOIR｜影樂書年代誌總編輯。對法蘭克福學派而言，大眾社會是一個負面的概念。他們相信，大眾（masse）如同字面所述，是無知、龐雜、聽不懂人話又好操控的集合體，稱不上有精神生活，就算有也是被事先決定的。大眾社會帶來了流行文化，大眾媒體如果顯得低俗又墮落，是基於服務大眾社會的目的，或者他們本身也就只是「烏合之眾」，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專業人士。然而，在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流行樂、體育狂熱、偶像崇拜、實況主、網路迷因之中，我們卻還是能找到世界運轉的規則，並洞見人性企求超越的微弱燭火──為了這個原因，我研究大眾文化，我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