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最後的天空：臺灣政治思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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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瑛宗一九三七年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パパイヤのある街），象徵了現代臺灣文學中「現代的自我」終於脫離民族主體的想像之羈絆而獨立出現。然而這個遲來的現代的自我，是以多重敗者的姿態出現的。首先，它是民族運動全面敗北的產物。也就是說，在日本國家瓦解了臺灣人的民族抵抗之後，「個人」才從民族想像中被解放出來，但他隨即又被納入日本國家的掌握之中。沒有什麼會比在這篇小說中出現的，那被使用日語敘說出來的，畏縮的，徬徨的，冥想的，乃至自我憎惡的「主體」，更清楚地表徵了被同化的「敗者」的本質。其次，這是一個誕生在「閉塞時代」的時代錯誤的個人。事實上，臺灣人在一九三七年所面臨的，是遠較石川啄木在寫〈時代閉塞之現狀〉（時代閉塞の現狀）時所面臨的更為強大的全體主義國家，以及更為封閉的時代氛圍。作為一種新生的、而且挫折的意識，龍瑛宗筆下這些現代的個人，不僅無路可出，也完全沒有能力像啄木一樣向「強權」宣戰。多數只能放棄理想，接受附從於國家體制的現實命運，或者藉由對女性與自然的美學冥想，尋求內在的超越。極少數不願放棄理想者，則有如垂死的薛西弗斯（Sisyphus），虛弱地等待某種形而上的歷史的救贖。

以下，請容我藉由對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裡面出現的兩個意象—木瓜樹，以及被稱之為「林杏南的長子」的無名青年—的解讀，稍稍探討臺灣現代主體形成的特質。

讓我們先談談「木瓜樹」這個意象。〈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訴說的是戰爭前夜殖民地市鎮小知識分子的幻滅與墮落的故事。故事中，「木瓜樹」似乎是作為「灼熱的陽光」的對立面出現的。如果陽光象徵殘酷的現實（臺灣的熱帶風土—還有「日」本的統治？），則木瓜樹象徵一種撫慰現實挫敗的美。在龍瑛宗非常喜愛的梶井基次郎的珠玉短篇〈檸檬〉之中，檸檬也是安慰現實挫敗者的美的象徵。龍瑛宗的「木瓜樹」是否得之於「檸檬」的啟發，我們不得而知，不過這兩個象徵之間的差異確實可以協助我們捕捉龍瑛宗所建構的臺灣人主體的面貌。

在梶井的小說當中，「檸檬」不僅是安慰現實挫敗的美學象徵，也是誘發與現實對抗欲望的政治象徵。如果我們做更大膽的「後殖民」解讀，梶井以可能是日裔移民在美國加州栽植的檸檬來對丸善書店—日本內部的西方殖民主義—進行想像的爆破，難道沒有透露了一種「解除殖民」的渴望嗎？依照這個解讀，梶井筆下檸檬的「美」是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在《杜伊諾悲歌》（Duineser Elegien）所說的「恐怖的端緒」，它蘊含一種與現實衝撞的能量。或者用尼采在《道德系譜學》的話來說，檸檬象徵一種弱者渴望報復的怨懟（ressentiment）。

與梶井基次郎的檸檬相比，龍瑛宗的木瓜樹顯得溫和而謙遜。它所象徵的，不是攻擊，而是「受困」與「防衛」。首先，木瓜樹是臺灣本土的象徵，然而它所象徵的本土，不是民族主義式的，而是消極的，受困的。日本的文學可以隨帝國擴張而成為「外地文學」或「海外日本的文學」（la littérature Japonaise outré-mer），但是被征服者臺灣人的文學只能是受困臺灣的文學。臺灣作家別無選擇，必須在本土尋找出路，必須創造本土的救贖象徵。那麼「本土性」具有什麼優勢？在寫實主義美學上，相對於「外地文學」的異國情調（exoticism），本土具有本真性（authenticity）的優勢。在母語和文化都被剝奪的情況下，一無所有的臺灣人只剩下無法被政治權力收編的自然風土。為了創造本土的救贖象徵，原本在龍瑛宗眼中野蠻的臺灣風土，如今變成兩義的存在：在灼熱的陽光與令人陷溺的月光之外，臺灣還有可以遮蔽烈日並且吸收挑動欲望的月光的木瓜樹。在一九四一年的隨筆〈熱帶的椅子〉（熱帯の椅子）一文，龍瑛宗寫道：

對於生自熱帶本身的文化，我是悲觀的。然而，既然生在熱帶，就不能對精神風景的荒涼袖手旁觀。自然是豐饒美麗的，但卻是文化的荒蕪之地。然而即使是寥若晨星，也想在那裡種上精神之花。

在絕望荒蕪的臺灣風土中，作家栽種了美麗的木瓜樹。這是謝士妥夫（Chestov）所說的「從虛無之中創造」的悲劇哲學。

與「受困」相關的，是木瓜樹作為「防衛」的象徵。有綠蔭的木瓜樹的功能是遮陽，而非檸檬的衝撞。作家必須在本土尋找救贖，但是找得到的，不是可以「反擊」而是只能「保護」「防衛」的本土風物。這裡反映了民族運動崩解後本土言說空間的萎縮：臺灣文學已經無力再建構一個足以與日本對抗的「民族的」主體了。如今「本土」只能作為一種臨界性的（liminal）存在，用來將步步進逼的日本與以「混血」化。本土言說，不再是建構「臺灣民族」的策略，而是進入日本內部，想像「多元日本」的策略。這裡沒有怨懟（ressentiment）引發的反叛欲望，但也不全然是斷念。這是一種敗者自衛的想像力。

第二個意象，是被作者叫作「林杏南的長子」的青年。這位沒有名字的病弱的青年，是〈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裡面的敗者群像之中，唯一對未來還懷抱著希望與憧憬的人物。在故事中，他說了這段著名的話語：

我的性命或許已危在旦夕了。但直到我的肉體與精神永遠地消逝的那一瞬間為止，我應該不會放棄追求真實的欲望吧。堵塞在我們眼前的黑暗而絕望的時代是會永遠就這樣地存在嗎？或者說，想像當中如烏托邦般歡愉的社會必然會出現在我們的眼前呢？或許只有不摻雜感傷與空想，嚴謹正確的科學探索才能使之清晰瞭然吧。真實的知識在解釋現象時或許總是持續地引我們進入痛苦深淵，但我認為所有的現象皆是歷史法則所顯示的姿態，不應當受到詛咒。未經歷痛苦與努力幸福應當是無法達成的吧。只不過我們身處如此幽闇的社會，應該以正確知識來洞悉歷史的動向，不可隨意陷入絕望與墮落，必須正確地活下去才是。

這段話語很難不讓人想起石川啄木那篇令人難忘的〈時代閉塞之現況〉。很遺憾的，我們也不知道龍瑛宗的靈感是否來自啄木，不過龍瑛宗筆下的「閉塞時代」和啄木的「閉塞時代」之間，確實存在著一個具有啟示性的根本差異。

在〈時代閉塞之現況〉中，啄木的宣示具有真正預告日後「新時代」來臨的性質。它是一個時代起點的宣言，因此雖然寫於困頓之中，卻仍充滿希望與勇氣。事實上，在他過世幾年後，大正民主就登場了，而普羅文學也在昭和初期隨之出現。雖然這個新時代終究被國家權力鎮壓，但它確實出現過、掙扎過、努力過。

與此相對，「林杏南的長子」的信念，卻是普羅文學運動解體之後，完全不合時宜的，時代錯誤的宣言。換言之，這是他在應該來臨的時代終結之後才做的發言。在這段話之中，「林杏南的長子」援引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來作為美好時代必然來臨的「科學」根據，也引用唯物史觀中隱藏的黑格爾歷史哲學來合理化自己即將來臨的死亡—黑格爾在《歷史哲學導論》中說過，「歷史是個人、國家與民族的屠場」，因此個人只不過是促成歷史必然的進步過程中微不足道的犧牲品而已。在這裡，我們清楚看到普羅文學對龍瑛宗的影響。然而在普羅文學瓦解，法西斯主義興起，大戰戰火已經點燃的一九三七年，這段話顯得突兀、空洞而且荒謬。事實上，對於臺灣而言，接下去就是漫長的黑暗時代。即使一九四五年的終戰，也沒有終結這個黑暗，而不過是另一個漫長黑暗時代的開始而已。

終究，「林杏南的長子」的馬克思主義只是一個純形式主義的宣稱而已。借用唯物史觀，使他得以迴避像啄木一樣向國家宣戰的行動，因為既然新時代「必然」來臨，個人只要「研究」和等待就可以了。然而這個歷史必然性沒有任何現實基礎，他的信念也就喪失了任何「科學」根據。由此觀之，這個不幸而熱情的左翼青年終究只是一個唯心論者。啄木的社會主義是素樸的初期社會主義，因此帶有新生思想運動的生命力與歷史洞見，但是龍瑛宗的社會主義，是經驗了日本共產黨和資本主義論爭的華麗的晚期社會主義，因此衰弱、疲倦而徬徨。或許我們可以說，這是在時間軸上遲來的「個人」的特性：他必須「轉向」，在一個徹底唯心的古典的黑格爾主義者的意義上，才能成為個人。

被圍困的，被剝奪以致一無所有的，必須在虛無之中創造救贖的，防衛的主體。遲來的，時代錯誤的，以致只能在廢墟中空想未來的黑格爾主義者。美學的薛西弗斯。這就是龍瑛宗所描繪的臺灣現代主體的面貌。這是臺灣「雙重邊陲性」的完美象徵。

５

所謂戰前的「臺灣現代文學」，是在對乘著民族國家之翼向臺灣擴張的日本現代文學之抵抗、模仿，以及融入—或者說，被強制吸收—過程中成形的。它是在歷史夾縫中出現的中介性存在。它並未完成，也無法完成；它只能在處於斷裂的歷史彼端的未來的文學史家渴望的眼神之中現身。在這個未完成，不能完成的現代文學之中，龍瑛宗是一個描繪出某種盧卡奇（György Lukács）所謂歷史的「典型性」的作者。這個典型性，不僅是臺灣的，也是日本的，因為他筆下的臺灣現代主體是在日文之中誕生的。詩人韓波（Arthur Rimbaud）在〈壞血統〉（Mauvais Sang）一詩中寫道：

Je comprends, et ne sachant m’expliquer sans paroles païennes.

我理解，而且如果不使用異教徒的語言我就無法說明自己。

精神血統不純的臺灣人龍瑛宗的筆，描繪了一種荒蕪而美麗的，日本人曾經經驗過卻已經忘卻，理應理解卻始終未曾知覺的，隱藏在現代日本靈魂之中的，「臣服的主體」（subjected subject）的美學。

第六章　重層土著化下的歷史意識：日治後期黃得時與島田謹二的文學史論述之初步比較分析

此即「阿爾及利亞人」在殖民地的意義：移植到這裡的歐洲人。

──杜舍納（Ferdinand Duchêne）

我現在試圖書寫一部文學史，並在其中尋找民族的心理。

──泰納（Hippolyte Taine），《英國文學史》，〈緒論〉

那麼，我們民族的去英國化就沒有希望了嗎？難道我們不能建立一個民族的傳統，一個民族的文學，它雖然在語言上是英語，然而卻一點也不失其為愛爾蘭的特性嗎？

──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

一、文學史之中的歷史意識

作為一種現代的歷史書寫形式，文學史和所有其他歷史書寫一樣，必須仰賴敘事（narrative）來組織原本散亂、斷裂、無秩序的事實，以建構一個事後可以被理性辨識的軌跡或系譜。這意味著文學史敘事之中必然隱藏著書寫者的歷史意識—某種被賦予了秩序的，關於事物的起源與發展，關於「過去」如何連結到「現在」，「現在」又將會導引至怎樣的「未來」的認知方式。這篇論文想要探究的理論課題，就是隱藏在文學史敘事中的歷史意識。

一九三○年代後期到一九四○年代初期，兩個非常不同的文學史論述出現在殖民地臺灣的公共論壇之上。一個是日本內地籍比較文學學者島田謹二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間，以及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間所陸續發表，原本預定收錄於《華麗島文學志》的一系列論文中所建構的臺灣外地文學史論；另一個則是臺灣本島籍評論家黃得時在一九四三年的論文〈臺灣文學史序說〉中所勾勒的臺灣文學史論。這兩個文學史論述都是以「臺灣」為書寫主題，然而在寫作意圖，援引的理論基礎，文學史的主體與範圍，以及敘事結構各方面卻都是南轅北轍；兩者都主張某種臺灣的主體性，然而他們論證臺灣主體性的根據與內容，也同樣南轅北轍。似是而非—在如此曖昧的類似與差異之中，隱藏著兩種結構相似，局部重疊，但卻完全不同的歷史意識與認同。本文的目的在對這兩個文學史論述進行比較分析，並且藉由這個比較分析過程，揭露隱藏在其中的，重疊而差異的歷史意識與認同。

本文的論證可以簡述如下。島田謹二的文學史論述，以歐洲的「外地文學」（或殖民地文學）論為理論架構。所謂「外地文學」論，是一種具有二重性的複雜理論。一方面，它從擴張性民族主義的政治立場，視外地文學為母國語文學的延長，也就是移民使用母國語描寫外地生活的文學。這是母國語中心主義的主張。另一方面，它又從寫實主義的文學立場，主張外地文學應書寫具有在地特色的文學，而這個「在地特色」的美學主張則必然蘊含了差異、變形、對立乃至分離的可能。從這個理論立場出發，島田所建構的文學史主體，於是呈現出母國與外地之間的辯證關係。一方面，他主張在臺灣的文學史只能是母國日本語文學史的延長，「臺灣」無法單獨成為文學史的主體。另一方面，他承認，乃至主張在日本語延長的大脈絡中，隱藏著外地臺灣主體形成的可能性。當然，這仍舊是單一語言（日語）及其混血、變形的主體性。此外，這也是一個缺乏歷史縱深，以未來為取向的主體性。

其次，基於母國語中心主義的語言判準，島田文學史的處理對象只限於能夠運用日語進行文學創作的內地及來臺的日本人作者。臺灣人作家日語的洗鍊程度尚未登堂入室，因此暫時不在討論之列。第三，在敘事結構上，島田遵循編年史的時間序列進行書寫，然而在這個時間序列之中，隱藏著兩個彼此相關的邏輯：一方面，島田從外地文學的寫實主義美學尺度，逐步審視衡量不同階段作者作品的藝術的成熟度，然而在另一方面，這個寫實主義美學的逐步成熟，似乎又隱然對應著日本在臺移民的土著化過程。第四，島田文學史中「外地主體」的出現，主要是從他寫實主義文學立場的論理之中衍生出來的結果。換言之，外地主體的出現，乃是非政治性書寫所產生的非預期的政治性後果。

黃得時的臺灣文學史論述，借用了十九世紀法國史家泰納（Hippolyte Taine, 1828-1893）的名著《英國文學史》（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 1891）的理論架構，是一種典型的民族文學史論述。首先，黃得時預設「臺灣」構成了一個與「英國」或「日本」平行的文學史書寫的主體。其次，他創造性地延伸泰納方法論中的「種族」概念，將臺灣人的民族形成，詮釋為「土著化」與「種族融合」這兩個社會史過程的產物。透過這個詮釋策略，他一方面克服了臺灣政治史的不連續性，使臺灣作為文學史書寫主體成為可能，另一方面也建構了一個多元主義的「臺灣人」概念，保留了討論多種族／多語作品的理論空間。第三，在敘事結構上，黃得時遵循一種目的論式的「從移民到落地生根」土著化時間序列，分期討論從明鄭到清末漢族移民或中國內地作家關於臺灣的文學創作，如何從流亡者、官僚、旅行者書寫，最終轉化為在地書寫的過程。第四、黃得時的臺灣文學史借用了一九四○年代初期大政翼贊運動之「地方文化」論所打開的言論空間，來重申一九三○年代新文學運動中出現的臺灣文化民族主義論，因此是一種鮮明的政治書寫。

二、島田謹二的《華麗島文學志》：鄉愁的辯證詩學

嚴格而論，島田謹二的文學史論述不能算是「臺灣文學史」，而是「在臺灣的文學史」，而且主要是「在臺灣的日本（語）文學史」。對他而言，作為殖民地的「臺灣」，無法獨立成為文學史的探究對象，因為數百年來源自不同母國的殖民統治，造成這個島嶼在歷史、文化與語言經驗的斷裂與不統一，而這種斷裂與不統一，阻礙了一個獨自的文學傳統的積累與形成。因此，就文學史而言，臺灣只能作為各個階段不同殖民母國文學史的延伸來觀察。換言之，我們只能對在臺灣出現的文學現象進行以母國為中心的斷代的理解與閱讀，無法建構一個「臺灣文學」的獨扛瑣v敘事。島田稱此種以母國為中心的文學為「外地文學」，而探究、比較不同階段「外地文學」發展的歷史，是殖民地臺灣唯一可能的文學史形式。作為在臺日本住民，島田謹二將自己的臺灣外地文學史研究任務，界定在日本領有臺灣之後，日本文學向臺灣的擴張、延伸與發展。

作者為臺灣桃園人，臺大政治系畢業，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職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中文版譯者，著有《福爾摩沙意識形態：東方式殖民主義與臺灣民族主義的興起　1895-1945》與《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受困的思想》與《福爾摩沙意識形態》均有日文譯本。知識興趣在比較歷史分析、思想史與文學，關懷地域為臺灣、日本，以及世界，喜愛詩，夢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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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最後的天空：臺灣政治思想史研究》
作者：吳叡人
出版社：春山
出版時間：202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