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啟動二戰後最大情報改革之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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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安全小組

一、前言

日本因二戰期間侵略他國所遺留下來的歷史因素，過去80餘年來並未設立獨立情報機構，然而面對詭譎多變的安全環境，未設獨立情報機構的作法，已無法應對區域情勢的複雜性。當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積極推動二戰後首個中央情報機構，以及啟動最大規模的情報體系改革，著手建立具備海外情報蒐集能力的新機構，以強化對中國、俄羅斯及北韓等安全威脅的掌握能力。

對於此一重大變革，反對者認為新機構「侵犯了隱私權和其他權利，並為監控社會鋪平了道路」；贊成者則指出該機構是日本安全體系改革的一部分，並指出日本是少數幾個沒有類似於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世界強國之一。本文分從日本面對之安全威脅、日本情報改革之具體作法、戰略意涵及政策建議等面向，析論如後。

二、日本面對之安全威脅

長久以來，日本的情報系統一直處於分權式的狀態，例如，防衛省有防衛情報本部，外務省掌握外交與海外情報，警察廳負責反恐與國內安全，公安調查廳則處理極端組織與反間諜工作。問題在於各機關權限、文化與資料系統不同，跨部門分享速度慢，重要訊息也僅停留在行政層級，並未進行跨部門情報整合與共享，使得日本極易受到間諜活動的滲透。

此外，近期《紐約時報》披露，近年來已有數十名俄羅斯間諜潛入日本，暗地裡購買武器零部件，規避制裁並將其運往俄國，外國情報部門雖曾就此向日本發出警告，但日本反應遲緩。另外，近年來隨著日本面臨來自中國、俄羅斯和北韓的威脅日益增多，在日本政府陸續修改相關武器出口規定，並推動日本二戰後最大規模的國防建設之後，建立一個統一事權的情報機構，為高市政府努力擺脫二戰後對日本國防和安全限制的迫切事項。對於日本高市政府而言，唯有建立一個類似美國CIA的機構，才能充分掌握中國、俄羅斯和北韓對日本的滲透與安全危害。

三、日本情報改革之具體作法

日本政府在高市首相的主導下，於2026年中正式啟動二戰後最大規模的情報體系改革，其核心宗旨是打破戰後長年分散的「條塊化」情報格局，將情資權力集中於首相官邸，並積極籌建被外界稱為「日本版 CIA」的中央情報機構。其相關作法，分述如後。

（一）創設國家情報會議與國家情報局

新成立的「國家情報會議」將由首相主導及由相關內閣成員組成，作為國家情報活動的最高指揮中樞。「國家情報局」則作為常設執行機構，整合原「內閣情報調查室」並擴大，作為實際執掌業務的執行機構，統籌協調防衛省、外務省、警察廳、公安調查廳等跨部門約3.3萬名情報從業人員，形成供首相與「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使用的情報評估。

（二）發揮情報效能相關權力回歸官邸

過去日本各情報單位（如外務省、防衛省、國家公安委員會警察廳、法務省公安調查廳）各自蒐集並解讀情報，容易出現資訊本位主義與多頭馬車現象。新體制將所有情資直接送進首相官邸進行統一判讀與決策，把台海危機、中國軍事擴張、俄羅斯威脅與經濟安保等議題，放在同一張戰略地圖中進行交叉分析。

（三）尋求美英等國協助建立海外情蒐

日本因二戰後和平憲法限制，長期缺乏獨立且強大的海外情報網，在此次改革中，日本積極向美國、英國、澳洲、德國等西方合作夥伴尋求制度設計、情報技術、保密機制管理及人員配備的專業建議與培訓，旨在深化與西方情報體系的合作效率。

（四）建構國家情報戰略與反間諜立法

高市政府預計在 2026 年底前，制定出日本歷史上首份「國家情報戰略」，作為未來情報界情蒐與研析的指導方針。此外，為防止關鍵技術外流及防範外國影響力（特別是中國），日本政府已將《間諜防止法》、反制假訊息與認知作戰等相關法案排入立法議程。

（五）召募專業人才強化ＡＩ與反情報

為應對現代的假訊息、深偽技術（Deepfake）及跨境技術流動，日本政府計劃大量納入資料科學、人工智慧、資訊安全、語言與區域研究等民間專業背景的人才，新成立的「國家情報局」打破過去高度依賴傳統文官與特定省廳借調的僵化體制，以提升新型態網路空間的反情報能力。

四、戰略意涵

日本在過去的數十年間，因二戰侵略因素，幾乎喪失國際情報能力，而這些弱點，隨著過去幾年俄羅斯、中國與北韓間諜的不斷滲透，愈發顯現日本在情報整合與運用的不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於2025年10月就任後，即不斷調整武器出口相關規定，強化日本西南諸島防衛，並與印太民主夥伴強化防衛合作，彰顯日本作為印太大國的重要角色。此次日本啟動情報機構的整合，其所突顯之戰略意涵，概可歸納如後。

首先，就情報整合而言，2013年前首相安倍晉三建立一類似美國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及其秘書處，並極力推動制定《國家機密保護法》，改變日本經常洩密與情報整合不彰的形象，朝作為一個「正常」國家運作，有能力保護自己，且在全球發揮更大影響力。此外，日本亦設立旨在協調信息流動的內閣官房，但該辦公室缺乏強制各機構共享情報的權力。基此，日本決定建立一個單獨的「國家情報會議」作為中央指揮中心，由首相擔任主席，統籌情報整合與運用，是高市政府情報改革的重要部分。

其次，就國際合作而言，德國聯邦情報局局長耶格爾（Martin Jäger）近期訪問日本，旨在協助日本籌建自二戰以來的首個中央情報機構，雙方會談聚焦於新情報機構的規劃、人員培訓，以及如何強化兩國之間的情報共享機制。此外，澳洲駐日本大使希勒（Andrew Shearer）曾任澳洲情報局長，近期向高市政府提供非正式建議，渠表示日本官員覺得該國的情報能力「幾十年來一直停滯不前」。另外，美國與英國情報部門近年持續向日本提供制度規畫、專業訓練及保密管理等經驗，希望協助日本建立更完整的情報運作體系。

再次，就內部法規而言，日本戰後長期由多個情報單位分頭運作，缺乏統一的海外情蒐中樞，日本政府將這項改革視為近年國家安全政策的重要一步，但新體制仍須面對法律授權、人才培育、預算及跨部會協調等挑戰，日本聯合執政聯盟，必須持續與反對政黨與個人溝通，這場情報體系的重整，冀改善長年存在的整合與資訊共享問題，因攸關日本安全甚鉅，有必要使之法制化。

五、政策建議（代結語）

日本面對急遽變遷的國際與區域情勢，其國內情報機構各行其是，缺乏整合與指揮機構，致使日本情報效能低落，日本高市政府有感於此，啟動日本自二戰以來最大的情報改革。日本為我重要鄰國，我宜持續關注日本情報改革作法，相關政策建議如後。

（一）關注日本啟動中央情報機構續情

來自中國、俄羅斯與北韓有形與無形的威脅，當前日本面對的威脅情況是史無前例的。為強化日本應對周邊威權與獨裁體制的步步進逼及滲透活動，日本高市政府鬆綁武器出口規定，強化日本整體防衛力量，深化與民主夥伴的合作，近期所啟動的情報改革，補足日本國家安全的重要拼圖。日本完成相關情報改革後，將可逐漸發揮其國際影響力，有效應對中俄朝的滲透與破壞，並提供民主夥伴的相關情報支援，我宜關注日本啟動中央情報機構續情。

（二）強化與日本國家情報局情報合作

鑒於情報對於政府政策與相關作戰部署的高度連動性，在日本完成相關情報改革後，我國應在台日現有情報合作基礎之上，與日本實施更為全面的情報合作，包括人員交流、情報會議、情報高層互訪、即時情報交流及互派聯絡官等。此外，為確保兩國情報合作的持續，應爭取簽訂台日情報合作協議，俾作為強化我國家安全局與日本國家情報局合作的堅實基礎。

（三）檢視我情報社群情報整合與運用

我國情報社群（如國家安全局、憲兵指揮部、軍事情報局、電訊發展室、軍事情報總隊、調查局、移民署、警政署與海巡署等9個單位）在面對中國日趨嚴格的社會數位管控、AI 科技的認知作戰擴大，以及國內民主法治深化等大環境下，正面臨結構性的轉型困境。具體的困境包括：敵後敵情蒐研與人員情報萎縮、網路與社群媒體經營僵化保守、AI認知作戰的防衛，以及民主深化與轉型正義的拉扯等，我國應參考日本情報改革作法，檢視我現行情報社群情報整合與運用效能。

參考資料
中文
一、局外人／情報體系觀察者，鏡報，〈日本推動大規模情報改革 台灣呢？〉。
二、李云瑄，放言編輯部，〈《放‧新聞室界要聞》日本版CIA不是多掛一塊招牌！高市把情報權收回官邸，台海危機也被放進同一張圖〉。
三、高畑昭男，日本網，〈創設「國家情報會議」與「國家情報局」：強化綜合國力的一環〉。
四、陳成良，自由時報，〈日本啟動戰後情報最大改革 美英助建海外情蒐能力〉。
五、赫海威，紐約時報中文網，〈日本籌建二戰以來首個中央情報機構〉。
英文
1. Javier C. Hernández, The New York Times, Japan Builds Intelligence Agency It Hasn’t Had Since World War II.
2. Marthe van der Wolf, ALJAZEERA, What is the Japan’s new intelligence agency, and why is Japan building it?
3. The Week, Japan to create first post-war intelligence agency.

「台灣智庫」秉關心國防事務，編組「國防安全小組」，深入研究國防相關議題，並提出政策建議（詳見思想坦克 Voicettank「國防安全」專欄），盼有助國防事務的改革與精進。未來「台灣智庫國防小組」將在既有基礎之上，持續擴大研究能量與提出建言，為國防事務改革做出實質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