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依戀傷痕：亞裔美國人的情感動員與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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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亞裔的失落、離散依附與反帝

二○一六年十月九日，《紐約時報》都市版副主編羅明瀚（Michael Luo）正與家人漫步行過曼哈頓上東區，這時一名女子突然對著他們叫嚷：「滾回中國去……滾回你那該死的國家去！」羅明瀚抗議：「我在這個國家出生的！」在這番種族主義事件過後，羅明瀚率先在推特上使用「#二○一六年了」（#thisis2016）這一主題標籤來描述這次經驗。這個主題標籤不久就在多個社群網站上瘋傳開來，亞裔美國人紛紛挺身而出，訴說日常生活中面對、類似的種族主義形式。如此回應公開揭露了亞裔美國人經常體驗的種族主義。而種族主義指向一名擁有可敬工作的亞裔美國人，其職位象徵著知識、智慧及多元文化美國的自由價值，並且發生在全美最富裕的一處街區，則讓這次事件變得更加反諷、令人不堪且具戲劇性，因為當事人的社會地位與文化資本，並未使他倖免於持續將亞裔身體表述為永久外國人的那種種族化攻擊。但這次事件的社會效應，對於承載著更強烈外來性意符的某人來說可能大不相同，因為衝著這樣的人叫嚷就不再能被清楚理解成攻擊。舉例來說，要是華人移民遭受這樣的攻擊，他們或許還不一定會抗議。要是他們真的來自中國，他們可能缺乏立即反駁表明國籍歸屬的急迫性，於是對於他們和叫罵者來說，這次攻擊的情緒分量也都不一樣了。

這一共同經歷引導著亞裔美國人群體主張自己屬於美國，正如「#­二○一六年了」運動所表現。亞裔美國人應答者暢談自己被當成外國人、受到種族化謾罵，以及更重要的，對美國的忠誠受質疑的共有創傷。例如，亞裔美國人記者金車凡（Cefaan Kim）在一部影片裡說起他在美國陸軍服役時的經驗：「當同袍叫我『二兵清腔』（Private Ching Chang）……我們得打上一架才能說服他們，我們跟他們一樣是美國人，願意為這個國家戰鬥、流血和犧牲。那就是我們擔負的鬥爭。」隨著反亞裔暴力在COVID-19疫情期間激增，我們開始看到攻擊形式和力主忠於國家的情動在亞裔美國人群體中激化。例如，就在二○二一年三月亞特蘭大水療會館槍擊案殺害六名亞裔女性過後數週，身為俄亥俄州西切斯特鎮（West Chester Township, Ohio）民選官員的華裔美國退伍軍人黃良華（Lee Wong），在委員會上脫掉襯衫，展示從軍時胸前留下的紅色傷疤，抗議國家對反亞裔暴力的態度曖昧。黃良華說：「這就是我的證明。這樣夠愛國了嗎？」展示愛國主義最極端形式的必要，或許是由同等激烈的外來感驅使，如同二○一六和二○二一年的事件所證明。

實際上，COVID-19疫情成了一次至關重要的全球與歷史事件，讓亞裔美國政治不僅沿著種族意識形態、也沿著地緣政治界線的分裂更形尖銳。在自由包容美國主義的慣用修辭對面，興起一種反美主義，其外觀經由一九六○年代亞裔美國反帝感情而表現，但其實質卻多半包含著美國新自由主義種族政治脈絡下，身為少數主體的一份種族傷害感與失落感。換言之，一方面在自由同化主義模式裡，成為美國人的種族失落感，可由民族主義秩序及其給予的階級特權吸收，例如「#二○一六年了」影片中表達的亞裔美國感覺。溫蒂．布朗加以理論化的那種受階級忿恨情動所驅使之「受傷的依附」，日積月累的特權喪失感，轉換為認同形成的來源本身。另一方面，拒斥自由同化主義則產生一種朝向另一帝國中心的不同依附，在美中地緣政治衝突下（「中國」作為於全球崛起的超級強權、一處「反帝中心」，以及經常投射於華語語系離散群體的「母國」），可能會成為亞裔美國投射的來源。

亞裔美國人的種族化過程，不免與場所的失落、出生地的欠缺交織在一起。鄭安玲在《種族的憂鬱》（The Melancholy of Race）一書中，將亞裔美國性獨特的種族化主體性描述為一種「幽魂般的位置」（ghostly position），個人在此被強制附著於東方的幻想，卻又不斷受到壓力，為求維生而表現得像是美國人和非黑人。駱里山（Lisa Lowe）闡述，在美國國家形成計畫中，種族包容與種族抹消的這一持久緊張，「有賴於文化與地理的東方主義建構，根本上『外國』出身的亞裔移民由此而來，格格不入於『發現』、『迎接』並『馴化』他們的現代美國社會。」亞裔出生地的拔除，必須理解為一段有意抹除剝削及殖民征服歷史的過程。亞裔美國人的主體化，因此由附著於播遷歷史的失落與哀悼敘事，以及對歸屬的一份渴求包裝起來。鄭安玲將這一附著於失落客體的種族認同建構稱作「種族憂鬱」（racial melancholia），這是變得滿懷失落、「吞沒」客體，並轉化為由擁有失落（possession of loss）定義之主體的一段過程。亞裔美國性憂鬱的種族形成，建構於其對場所失落的永久哀傷。一旦自身變得滿懷憂鬱，亞裔美國人主體就受到自身的哀傷定義，承受不起想像或真實地回歸失落場所。

這種憂鬱狀態在描述第二代亞裔美國人雙重文化創傷與積累壓力的心理學文獻中受到廣泛論證，他們據說喪失了出生地，受到種族位置性恆久幽魂般的空虛所定義。殖民創傷無從消解導致暴力與恐怖百般縈繞於當下，即使亞裔美國人主體的同化率與經濟晉升程度相對較高，暴力與恐怖仍持續揮之不去。由於同時採納多數與少數文化的壓力，擁有雙重文化的亞裔美國人回報的積累壓力程度和憂鬱徵狀高於美國白人。帶有連字號的主體受苦於既非亞洲人、又不夠美國人的永久受傷情動。雙重文化憂鬱（bicultural blues）作為亞裔美國人受傷情動的一種具體心理學構造，因此與無法融入移入社會或「祖國」的感受相關──祖國如今是一件失物，名為「亞洲」，被憂鬱地吞噬並且國際化。洪宜安表述過「長得像華人卻不說中文」這種荒誕的離散主體位置。雙重文化的亞裔美國人主體性感到同時疏離於兩處歸屬現場，從而切斷了文化與族群、國家與效忠之間的歸化移民關聯。

雙重文化架構與文化適應理論相符，把整合主流與族群文化的能力指為移民認同建構的理想。適應良好的移民取決於脈絡而切換文化架構，作為某種「雙重意識」（double consciousness）：「（這些）雙重文化人並不認為主流與族群文化彼此互斥、對立或衝突。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整合兩種文化，展現兩種文化的行為本領，並且視情境的文化需求而切換行為。」在這一架構下，身為理想且健康的移民是要脫困（unstuck）──放下失落客體，接納移入社會平庸的多元文化主義。但雙重文化主義理論很少承認一個事實：「主流文化」與「族群文化」在移入社會的分量並不相等。正因如此，僅僅自稱為帶連字號的亞裔美國人或華裔美國人，在西方旁觀者看來始終不是令人滿意的答案──它要求對某人的外來性與非白人性提出更多解釋。

文獻中論證的亞裔美國人雙重文化憂鬱，因此產生出許多風格明顯不同的的離散依附。要是霸權同化主義的包容與文化適應途徑，不免要創造出憂鬱狀況，以及對移入社會與祖國兩者矛盾的依附，人們又如何開始哀悼？正如鄭安玲的提問：「個人如何從哀傷主體（subject of grief）轉為不滿主體（subject of grievance）？」這些種族憂鬱的問題，出自我對於亞裔美國人在紐約市與「亞太列島人民團結」投入反帝團結運動的政治參與更大範圍的民族誌研究（這個亞裔美國人運動者的聯盟，致力於將海外的軍國主義與新自由主義貿易問題，與美國的種族化暴力聯結，正如本書第二章所述），以及我對於COVID-19疫情期間湧現之亞裔美國政治新主體身分的觀察。

從反同化主義到反美主義

隨著反亞裔暴力在疫情中登上主流媒體，我開始留意到亞裔美國人之間種族和國家論述的新轉折。儘管亞裔美國政治菁英持續提倡同化主義途徑和效忠美國，例如推動《二○一九冠狀病毒疾病仇恨犯罪法》的那些人，左傾的亞裔美國人（多半是年輕、受過教育，並且生於美國的幾代人，以及離散群體成員）開始圍繞著反美國帝國主義，以及中國在世界舞臺上崛起為西方霸權的「社會主義替代選擇」來鞏固其意識形態。網路空間（尤其推特）寬鬆地將這一環境指稱為「左派離散社群中國民族主義者」（left diasporic Chinese nationalists），俗稱「坦克黨」（tankies），這個詞源自冷戰時期，用來描述那些不顧蘇聯威權轉向及動用戰車暴力鎮壓匈牙利、布拉格等地革命，仍堅定不移支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強硬派史達林主義者。冷戰期間的坦克黨支持親蘇聯立場，但當前的「坦克主義」（tankism）或「陣營主義」（campism）環境，通常卻與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北韓政權相關。亞裔美國人之間興起的離散社群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可由他們的「反美主義」，以及對中國作為全球左派政治反帝中心的強烈渴望與認同標記出來。

反美主義當然有一段激進歷史，當它作為一種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的政治而被動員，尤其在冷戰期間，當第三世界去殖民化運動將美國看作霸權資本主義勢力，並同情越南的抗美戰爭。二○○一年九一一攻擊過後，阿富汗戰爭和反恐戰爭標誌著反美主義另一個高潮，當時進步派反戰運動將美國指為某種以自由民主旗幟包裝的種族帝國主義形式。當然，以國家為基礎的反美主義可能特別危險，例如在中國，因為它往往由政治菁英號召為一種手段，藉以壓制公民社會任何其他形式的集體動員與團結。簡言之，它成了民族主義認同政治的另一種形式，意識形態是保守的，而不是對美國霸權提出一種強而有力的反帝國主義或反資本主義批評。

二○一九年以來，反美主義透過香港反送中（Anti-extradition Law Amendment Bill, Anti-ELAB）抗爭期間湧現並增強的離散華人陣營主義表達出來，在美國活動的左派此時分裂為支持香港爭取民主自決的一派，以及將反送中運動視為英、美等「外來帝國主義勢力」所煽動又一次「顏色革命」的另一派。後一種立場不免轉變成挑明或暗地支持中國政府鎮壓抗爭，強化黨國權力。在美國活動的香港社運人士與民主社會主義者李諾言（Promise Li）指出，即使這一政治環境裡的人們不會自稱為「坦克黨」，其政治或許與極左翼宗派主義有所差異，但其共通性卻在於將美國帝國主義指為左派的首要甚至唯一政治目標，從而情願避免對中國持續增強的威權主義與民族主義採取更強硬立場。

二○二○年三月，隨著COVID-19疫情侵襲美國，亞裔身體與這種已知來自中國武漢的病毒產生強烈關聯，反亞裔情緒不斷高漲。三月十九日，由亞太裔平等聯盟（AAPI Equity Alliance）、華人權益促進會（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以及舊金山州立大學亞裔美國研究系（Asian American Studies Department of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合組的「停止仇恨亞太裔」（Stop AAPI Hate）聯盟，因應美國種族騷擾與襲擊事件升高而緊急發起，並成立一個自行上網舉報反亞裔事件的平臺。「停止仇恨亞太裔」聯盟的運動在促請（從加州到白宮的）國家官員撥款追查仇恨事件，乃至在二○二一年五月實行聯邦的《二○一九冠狀病毒疾病仇恨犯罪法》等方面相當成功。儘管聯盟的調查結論指出，著重於刑法的聯邦解決方案不足以應對「系統性種族主義與壓迫的根本原因」，它卻代表著自由派亞裔美國運動爭取美國政府關注，經由美國國內民權基礎設施解決不平等問題的悠久遺緒。但對於充滿種族意味的疫情中迅速展開的「新冷戰」之跨國及地緣政治影響，亞裔美國自由主義既漠不關心、也沒有能力形成團結姿態。

面臨跨國爭議時，自由派亞裔美國人的衝動是遁入國內目標與關懷，緩解國際緊張。例如當拜登政府下令對COVID-19病毒的起源展開為期九十日的調查，實際上對世界衛生組織及北京當局的自然起源假說提出質疑，「停止仇恨亞太裔」聯盟便發布了一份新聞稿，敦促拜登政府在提及中國政府時避免使用仇恨語言，並將聯邦政府行動從國際層級轉移到各州及地方層級亞太裔社區中更多的民權與人權措施。「停止仇恨亞太裔」聯合創辦人崔貞文（Cynthia Choi）說明：「美中關係長久以來受到華裔美國人，以及其他亞裔及太平洋島民後裔在全國各地受到的對待影響……儘管中國的責任需要究明，美國用語言和政策攻擊中國，卻會將我群置於險境──我們的資料也是如此顯示。我們懇請拜登政府信守承諾，盡全力保障如今在美國多達兩千四百萬人的亞太裔。」儘管這段話陳述地緣政治對立不可避免帶給種族化少數的影響，且亞裔美國人在此不公平地被投射為中國政府的延伸，崔貞文的敘事卻是要重新置入美國民族國家的優先地位──保障其境內的公民。從關注美國的觀點看來，這是必要的政治動作，但在美中兩國地緣政治爭議問題上欠缺明確的跨國姿態卻產生出一片空缺，讓左派、離散且反美的主體性得以興起於亞裔美國人之間，一如前文所述。他們的反美主義未必是拒斥自身的美國性，也未必僅只是重新認同於中國公民權，反倒是在批評亞裔美國自由主義最終向美國中心世界觀尋求解方。

由「生活在西方的離散華人……包含來自東南亞、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的華人」組成的英語媒體組織「橋組」（Qiao Collective），正是這種新近形成的離散社群主體性填補亞裔美國地緣政治批評真空之範例。二○二○年一月十八日，橋組在推特上宣告成立，特意表述其介入「美國對華敵意激化，表面上的左派將美國政府論題內化」之舉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認為「亟需理解中國在全球南方之正向作用的批判性分析與資源」。一方面，這種離散社群的反美主義出自根本排斥亞裔美國的自由多元文化主義，因為其成員意識到自身亞洲性經過策劃的文化獨特性只會被美國民族國家吸收，以推進其種族資本主義及美國例外論的帝國主義計畫。另一方面，他們將國內種族政治投射於美中雙方冷戰帝國對立的一種二元對立表述，進而認同中國為全球種族他者，尤其在疫情期間高漲的中國恐懼之下。

這種左傾反美離散主體性的興起與鞏固，標誌著亞裔美國人主體身分由受傷情動驅使的新一波迭代。儘管「停止仇恨亞太裔」的政治環境強調經由種族傷害重新融入美國民族國家和公民權，左派離散反美立場卻十分名副其實地將其身為種族化亞裔主體的傷害，投射於美中地緣政治對抗，並把中國勢力崛起看作可供填補種族失落的依附客體。右翼白人民族主義抬頭與COVID-19疫情以來的政治格局，將先前亞裔美國人社群內部的裂痕，延伸到新的空間規模和更高強度。儘管再現政治的自由派經由《二○一九冠狀病毒疾病仇恨犯罪法》倡議，取得朝野兩黨支持而鞏固為一個清晰可見的少數形象，反民族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的一派卻在地理上漸行漸遠，來到亞裔美國認同去領域化的新時代。在自由多元文化主義之外，本章將考察亞裔美國人之間離散依附的多重主體性。反同化主義政治是亞裔美國研究內部老生常談的一個主題與居於中心地位的批評，卻極少檢視在得以「有別種想像」的範圍內能有哪些替代選項，尤其是從離散群體角度檢視。拒斥美國的自由多元文化主義，也拒當為種族資本服務的特定族群，並不保證亞裔美國人的認同形成能有堅實基礎，得以解決他們與被認定的外來性之間的矛盾。因此，援引「亞裔離散」（Asian diaspora）概念在此首先是要示意亞洲性與其外來殘餘之間的糾葛，其次則要將「亞洲」和「美國」單一維度的邊界想像問題化，包括檢視區域及地理意義之外的亞洲。離散作為一個將多重地理位置與移民歷史摺疊起來的主體性時空，描述這些主體如何以其對「亞洲」的多重參照構築身分認同。

作者為紐約市立大學研究院的批判社會心理所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專長為酷兒理論、情動研究、批判種族理論、安全與軍事研究，以及中美帝國之下的亞太平洋地緣政治。曾任教於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婦女與性別研究系，並曾於臺灣大學社會系開設酷兒理論相關課程。

學術工作之外，亦擔任黑熊民防教育協會理事長、總統府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之委員、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關注國安與民防教育，以及性別與種族正義；也撰寫文學和電影的評論，並主持podcast節目如女性學學會與鏡好聽合作之《不只是女性主義》與國家兩廳院之《好哲凳》。現居於臺北，臺灣。

本書是其第一本學術專著，2024年出版後即獲得「NWSA伊利諾大學出版社首著獎」（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 First Book Prize），在學界引發重要討論。除學術出版外，也積極參與國內外講座與公共論壇，探討族群、國族與區域研究的相互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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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依戀傷痕：亞裔美國人的情感動員與認同》
作者：劉文
出版社：二十張出版
出版時間：202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