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記憶的世代：台灣三代外省人的通婚與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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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外省人優越感之謎

在做完所有第一代和第二代的訪談之後，我發現關於本省／外省兩個族群一個特殊的文化現象：第一代外省通婚家庭的本省太太在談到她們對下一代的家庭教育時，都表現了一種文化優越感。起初我認為這只代表某些個人的偏見，不以為意。不過，之後我又發現，有些第二代的外省人也不經意地表示這種看法時，我開始感到疑惑，因為「外省人優越感」這個話題在台灣社會是一種禁忌。我想，他們之所以不避諱也許是我在初次見面時就介紹自己是外省人。雖然我的直覺告訴我要避免觸碰此類話題，但當我意識到這種優越感並非來自高級知識分子或上層階級的外省家庭，而是來自大多數外省中下階層的家庭，就不免對它的「形成原因」感到好奇，因為他們在台灣社會，論家世、社會地位，根本就不具有「優越感」的條件。它的形成，到底是偏見、錯覺，還是其來有自？

家庭教育：班上最乾淨的學生

所謂的「外省人優越感」一直就是個被人詬病的禁忌話題，所以公開討論的人不多。不過，外國學者由於沒有政治顧忌，說得比較露骨。法國學者馬爾尚（Sandrine Marchand）在其名為《台灣－記憶之島》一書中提到這一現象：「有些台灣的文學作品，姑且不論其細節，通常都會凸顯外省人比台灣人優越，因此容易獲得那些本省人因為被歧視（語言、文化）而無法得到的職位／工作。第一代外省女性則被描寫為悠久文化中的貴族階層。（Samia Ferhat et Sandrine Marchand，2011：103）」

社會學者張茂桂對外省人的優越感說得更直白：「一個屈辱的環境就這樣產生了，不同的口音和方言、日常習慣、品味和風格（指本省人）在高級文化擁有者（指外省人）的眼中是低等的。」其結果，「這兩個群體之間產生了分歧。（Mau-kuei Chang and Miège Pierre, 2000：67）」

外省二代的我，若以球員兼裁判碰觸這個議題，會讓自己背負「主觀偏見」之名，我應該明哲保身。但是，「禁忌」不處理，就像體內腫瘤，即使是良性，置之不理就有轉成惡性的可能。因此，筆者選擇「冒天下之大不韙」來拆解這個族群禁忌話題的地雷，即使不能令讀者滿意，至少也是拋磚引玉。

據受訪者的說法，外省家庭的孩子比本省孩子愛乾淨、有禮貌。上校的妻子張太太說：「有一次，我在教室外無意聽到一位老師在班上同學面前誇獎我兒子（班上唯一的外省小孩）每天服裝整齊清潔。其實，我先生大部分時間都在軍中，孩子都是由我打理與管教。不過，他爸雖然少回來，管教孩子也很嚴，改不了軍隊那套作風。我們住在眷村，鄰居經常會評論別家孩子的行為，孩子如果沒教好，會被鄰居罵『沒家教』。」

《顏氏家訓》出現在6世紀，《朱子家訓》出現在17世紀，可見家教在教育不普及的中國農業社會被高度重視。在眷村，用「沒有家教」來罵人是汙辱對方父母的重話。孩子行為的好壞在眷村這種封閉的環境，屬於「公領域」的輿論範圍，是家庭以外的制約力量。事實上，眷村一戶接一戶櫛比鱗次，幾乎沒有私人空間。這種高密度的居住環境毫無隱私，也是輿論容易形成的原因。隔壁夫妻的吵架聲、打罵小孩的哭嚎聲、張家長、李家短，都成了眷村太太們七嘴八舌的話題。同一戲碼也在公務員和警察宿舍上演。由於住房短缺，他們被集中安置在日人留下的宿舍（密度很高，早期甚至有三十個家庭住在一棟日式兩層樓房的情形）。1949年大約有一百多萬移民抵台，為了臨時安置大量軍人而興建眷村，造成外省人居住地的集中，部分地解釋了外省文化容易形成的原因。上海張太太提到同樣的觀點：「我的女兒總是他們班上最愛乾淨的學生。」

談到外省、本省的行為差異時，她大女兒補充說：「我記得第一次在初中聽到本省同學講這麼多髒話的時候，我感到很訝異，在我們家是禁止說髒話的。在規矩方面，父親很嚴格。禁止我們在吃飯時看電視，禁止在吃飯時離開餐桌，吃飯時不許將手肘靠在桌子上，也不許將腳放在凳子上。所以，當我還是小學生，我就能從行為中分辨出本省人與外省人。當然，這只是一般的觀察。每個族群都有例外。」

在傳統的農業社會，政府沒有足夠的資源推行學校教育，因此，家庭教育，特別是母教，在中國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事實上，「男主外、女主內」，管教子女是母親的責任。不過，人們習慣根據某人的行為評估他的出身。一般情況下，個人行為多少可以反映父系或母系的家世背景，包括職業及所屬的社會階層。雖然運用這樣的法則在中等家庭長大的人們身上，分辨其家世背景並不容易。但來自精英家庭的孩子與來自農民家庭的孩子，在許多行為細節上確有明顯不同的表現。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人們的社會地位愈高，其所屬生活圈的社會符碼就愈複雜講究，其中包括言語、行為、動作姿勢等。為了理解這個問題，我們要分析各種不同群體或社會階層在行為上的差異，首先是不同社經地位的「本省上層與中下層」的差異，其次是不同社經地位的「外省上層與中下層」的差異，然後是「外省第一代與第二代」的差異，最後是「本省人與外省人」的不同慣習。

在進入討論之前，筆者要向一般讀者解釋接下來會頻繁出現的社會學詞彙「慣習」。「慣習」與「習慣」意義相同但用法不同。前者強調的是「社會」或文化層面的行為模式，它是一個「特定的群體或地域的人們」不約而同採行的行為模式；而習慣指的是「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習性。

不同社經地位的「本省人」

一般而論，我們不難從言談、行為、舉止上辨別落魄的貴族與一夜致富的暴發戶的差別。人可以一夜致富卻無法在一夕之間變化氣質。上海張太太的故事提供了類似的例子。我們可以從一位由富轉貧家族的本省女子談其家教，也從家教了解她的家族史。她說：「記得小時候父親還是大地主，後來因大伯賭博輸光祖產，家境從此一蹶不振。不得已，我只有輟學去工地當小工。談到小時候的家教，父親的管教與其他本省家庭不同，嚴格但民主。早年，我們有自己的長工，父親沒有階級歧視，會讓長工和我們同桌吃飯。用餐時，孩子們不許離開餐桌到別處吃。在那個年代，許多窮人家孩子多、桌子小、椅子不夠，也只能讓孩子拿著碗，隨便找地方吃。記得有一次，我大嫂坐在客廳沙發，抬起一隻腳翹在長板凳上，父親看到，拿起身邊的椅子就丟過去，一面丟，一面罵：『只有妓女才會這樣坐！』回想起來，我管教子女的方式，是受父親的影響。事實上，閩南人有家世好與家世不好之分，有錢人家規矩特別多。」二代的鄒先生也說：「我岳父（客家）出身貧寒沒讀書，全靠自己苦幹實幹往上爬，雖然後來變得很富有，他們家教就比較隨便，不知道什麼是規矩。一般來說，有讀書、家世好的家庭規矩比較多。」

上海張太太與鄒先生的故事說明：同樣是本省社會，來自不同背景的家庭，對行為舉止的要求不同。第二代邱經理的故事，更說明本省不同社經階層家庭的子女，在言行上的明顯差異。他說：「小時候我們家的經濟狀況比一般人好，能供給我讀台北靜心小學。那是一所貴族學校，想進去不容易。那年代，社會上還沒有明顯的『族群』劃分，但有明顯的『社會階層』之分。我的同學不是外省權貴子弟，就是台灣本地仕紳、實業家的子弟。我父親雖非權貴，但在警界有特殊關係，而我媽又在離開上海時中了彩券帶了許多錢來。到了我初中畢業，父親已經離開官職，個人投資又失敗，我只能靠半工半讀繼續升學。進了高職我才發現，那裡許多本省同學的行為、談吐，都讓人感覺缺乏好的家教。跟我小學那些本省同學相比，他們雖來自同一『族群』，但可以看出他們的家庭明顯分屬不同的『社會階層』。」

從個人行為的文化面分析，不同社經地位的本省人，地位較高者如鄉、鎮長（如第一代吳太太的父親）、地主（如上海張太太的父親）、醫生（如鄭船長太太的爺爺）和社會地位較低者，如農民、漁民和工人，兩者所代表的社會符碼呈現明顯的差異，這種文化差異再透過「家教」傳遞到下一代。在這裡我們要強調的是，文化的「優越感」不僅僅發生在「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也發生在「本省人與本省人」之間。接下來要討論外省人兩代之間的差異。

不同社經地位的「外省人」

1945年至1953年間由大陸抵達台灣的外省人是一群背景複雜的人們，無論其文化、教育程度、職業與社會階層，其中包括：社會精英、學者、高級文武官員、公務員、教師、軍官及士官兵。其中占較大多數的士官兵當中許多來自農村，或在撤退中被國民黨強行拉伕參軍，所以沒有完成小學教育者不在少數。根據林桶法研究，1945年至1953年期間，約有一百二十萬外省人抵達台灣，其中一半是政府官員和平民，另一半是軍人。據此，我們可以粗估1949大撤退中受過教育的移民比例。

由於1949大撤退的人員眾多、時間急迫及海運能力有限，國民政府不得不考慮撤退的優先順序。毫無疑問，公務員、教師和軍人是維持政府正常運轉及保存軍事力量的優先選擇。但這樣的篩選，卻使得看似混雜、異質的外省移民在職業上具有高度同質性。根據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說法，「每一類職位都對應著一種慣習（habitus），這些慣習是由各種相應的社會條件所產生的（Pierre Bourdieu，1994：23）。」由是，職業決定第一代外省人兩種不同的社會形象：其一是特權階層或知識分子的形象，其二則是文化程度低的老兵形象。不同的方言、職業、階級等所建立的社會符號體系使他們在外省群體呈現兩極化的社會形象，正如第三代賀太太所說：「我20歲左右讀大學的時候，外省人代表的就是那些講國語帶著濃厚的各省口音，經常出現在電視上的高官，以及和藹可親的老兵伯伯。我很容易通過行為、衣著和外表氣質來區別他們。」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發現光復前出生的本省人與第一代外省人在各自族群中，都有上層與中下層之分。處於這兩種不同社會位置的人，自然會表現不同的行為符碼。當兩個不同社經階層的人們接觸時，前者透過行為符碼的辨識，不自覺滋生的內在優越感，僅僅是呼應他們所處的社會位置不同：權貴與老兵，地主與佃農。可是，為何不具優勢社會地位的「中下階層外省人」，在談到本省人時會有莫名的優越感？他們的優越感從何而來？為了便於處理這個問題，我們先理解「第一代」外省人與「第二代」外省人在文化行為的表現上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

不同世代的「外省人」

儘管大多數老兵都出身於貧窮與教育水準低的家庭，他們卻把在軍隊中學到的行為禮儀管教自己的孩子。因此出現一個有趣現象：人們可以從第一代外省人的外在行為，辨別他們是來自高或中低階層，但這套方法卻不適用於外省第二代。為何在外省二代身上所展現的文化符碼，不受外省第一代社會地位／家世的影響（如老兵的子女）？

首先，第一代外省人無論是公務員、軍官或士官兵，他們子女成長的環境是一個沒有私領域的集合住宅。眷村、宿舍就是一個微型社會，他們每天要上學，出門就會遇到隔壁的張伯伯、李媽媽，每一天就從禮貌的問安開始，這使得他們提早社會化。環境迫使他們比本省孩子有更多接觸大人的機會，提早學習、適應和內化各種規矩、準則和文化符碼。如果不懂得禮節，服裝不整，鄰居的媽媽就會指指點點，輿論就開始發生制約作用，批評或讚美會傳到他父母耳朵，誇獎或責罵也隨之而來。所以，輿論毋寧說是一種集體制約的力量。從這一點切入，他們行為反映出的不是他的家世或父親的社會地位，而是一個集體的「文化慣習」。這個文化慣習是在他們所成長的眷村和公教宿舍，一個混雜、多元的網絡下形成，其中包括各省的口音、通用的口頭禪／粗話、日常用語、說話方式所形成的「語言群體」、禮儀、穿著（譬如不會穿拖鞋出門）、軍事化的站姿、坐姿等。在這種特殊封閉的文化網路中成長，久而久之，眷村內外的外省第二代，不知不覺養成一種特有的慣習。但這還不是唯一的原因。接下來，我們要討論學校教育對第二代整體素養造成的影響。

從教育機會的觀點將外省第二代與其父母做比較，戰後世代在學校教育所能獲得的資源與環境有極大的改善。上文提過各級教學機構在光復後具體的成長數字。教育的普及化使得外省二代，無論其父輩職位的高低，在爭取各種教育資源的機會上，都站在公平的起跑點。此外，第一代外省人有感於自己無田無地、收入微薄，能給子女的資源有限，鼓勵孩子充分利用國家資源讀書考試，從事公職或軍職。在這種危機意識下，戰後世代台灣人的教育水準以外省族群偏高。此外，他們整體教育水準較為平均，沒有第一代外省人教育程度兩極化的現象。

總之，外省第二代文化慣習的養成受到兩個不同環境的影響：眷村／宿舍（初級團體），以及學校（次級團體）。這兩個場域相互作用，建立一種屬於外省二代特有的文化符碼，使他們有別於「同一世代的本省人」與「第一代外省人」，正如《荀子‧勸學》篇所言：「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

最後，筆者要進一步討論眷村在外省文化慣習形成所扮演的角色。首先，慣習的形成是無方向、任意和隨機的。這種文化慣習是在國民黨為解決國共內戰遺緒的一連串措施下逐步演變形成。儘管沒有預設的方向，他們卻不約而同的成為一個「慣習群體」。

這種慣習具有某種軍事教育的色彩，與文官制度隱含的階級符碼。由於大多數的第一代外省人不是在公務機關服務，就是在軍中服務，其職業所要求的文化符碼已然內化，再透過家教傳遞到下一代。紀爾茲（Clifford Geertz）貼切地解釋了這種現象：「人類創造的符號系統具有共享性、傳統性、有序性和學習性，為人類提供了一種有意義的結構來指導他人。（1993：249）」這些文化符碼在第二代身上透過學習、內化、共享的過程，最終成為第二代外省人的社會形象（按：本書的二代受訪者一半在眷村外長大）。

父親是土生土長台灣人的曾明財在《台灣人在眷村：我的爸爸是老芋仔》一書講述了自己的特殊經歷。曾父曾經是日本陸軍航空隊的技術士官，1945年之前替日軍工作的技術員，國軍接收後繼續擔任空軍機場的技術士官。他也是國民黨黨員，黨齡超過四十年，具有分配眷村住宅的資格，也因此曾家兄弟姊妹都在空軍光大新村出生長大，直到出社會。雖然他們是道地的本省人，在家也講閩南語，但出了門，人們卻以為他們是外省人，正如同文索諾（Geneviève Vinsonneau）在《文化與行為》所言：人們在「透過模仿、嘗試和錯誤的各種學習過程所影響，無意識地學會了行為。（1997：41）」曾明財在書中是這樣形容：「我稱爸爸是台灣人老芋仔，因為我是在眷村長大的，言行舉止往往被認為是個外省孩子。許多同學甚至認為，我言行舉止都不像台灣人。」

這解釋了為什麼生活在眷村的第二代外省人有著相同行為，即使他們父親來自不同的省分、出身和階層，不同的生活經歷以及不同的工作單位。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眷村或宿舍的這種集體聚落如何成為文化生產和再生產的公共空間。法國學者法比亞尼（Jean-Louis Fabiani）認為：「『慣習理論』比創新或破壞理論更適合理解社會文化再生成的形式。」這種文化慣習賦予所有居民一個共同的特徵，就像「一個內化模式的系統，它可以產生一種文化特有的思想、感知和行為（2016：93）」。

隨著時間的推移，文化慣習已經不知不覺成為二代外省人的社會符號，它已經「不是一個家庭組織行動的產物」。總之，外省第二代引以為傲的行為符碼，表面上看似外省人的優越感，但它所代表的意義與他們的出身無關，只是一種文化慣習。

作者1952生於台北，先後畢業於陸軍官校43期裝甲科、國軍外語學校西班牙文班、烏拉圭參謀大學1982年班。軍旅生涯前後20年，1994年棄軍從商，先後任台灣銳寶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寧波瑞可電機有限公司董事長。2015年取得輔仁大學法國文學碩士，2022年取得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社會學博士學位（EHESS）。2023年獲邀中央研究院社會所訪問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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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記憶的世代：台灣三代外省人的通婚與認同》
作者：傅思台
出版社：聯經
出版時間：202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