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告別南國：在台日人「引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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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臺北帝大教授楠井隆三的戰後返國及復員

◎黃紹恆∕著

前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因此寫下休止符，不過也同時改變許多的人生。戰後初期臺日之間的人群移動及當事者在返國過程與之後的遭遇，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在他們心中發酵或沉澱。有些人依舊包裹在他個人的記憶或情感深處而不可得知，有些人則以各種方式表達出來，在臺日本人的這些記憶與長崎、廣島核爆受害者的苦痛與傾訴，可說皆形成現代日本精神史的重要部份。

根據日本宣佈投降後不久，立即來臺協助臺灣總督府處理善後事宜的大藏省官員鹽見俊二所見，一九四五年一○月中華民國政府任命的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尚未來臺之前，在臺日本人因陳的秘書長葛敬恩傳達不改變現狀，日本的紙鈔暫時併用等各項方針，樂觀判斷臺灣應該不會有太大的變化。加上可預見戰後日本國內的糧食短缺、就業困難等問題，一時之間，有相當多的日本人想要繼續留在臺灣，臺灣總督府官員也認為至少可允許在學的學生繼續留在原校完成學業。

然而陳儀來臺之後，整個臺灣過去的平穩生活開始消失。首先，臺灣的通貨膨脹日漸嚴重，包括在臺日本人在內，所有臺灣住民的生活狀況因而持續惡化。到了十二月，臺灣報紙報導臺灣人在菲律賓及日本受到日本人欺壓後，臺灣社會對日本人的態度明顯改變。另外，陳儀政府的「日產」處理，導致許多在臺日本人失業，經濟狀況普遍變得窘迫。治安趨於惡化，米價自翌（一九四六）年一月底開始暴漲，同年二月日本人遭到逮捕的消息傳出，諸此種種狀況，使得在臺日本人逐漸改變原先繼續留在臺灣的想法。加上除留用人員及家屬外，臺灣當局不准其他日本人繼續留臺的方針，最終使得戰後初期在臺日本人不論個人意願如何，皆以「日僑」的身分被遣送返回日本。

本文所欲研究的故楠井隆三教授（以下簡稱楠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點，擔任臺北帝國大學（以下簡稱臺北帝大）文政學部經濟學講座教授的職務，不僅在當時的臺灣，在日本也是屬於社會菁英階層。因此，相對如財團法人臺灣協會於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編纂出版的《臺灣引揚史：昭和二十年終戰紀錄》或其他諸多個人述懷及團體的回憶，皆可清楚看出楠井戰後初期在臺灣及日本的際遇，與其戰前所處的社會經濟地位有著密切關聯，所能作的選擇也相當不同的情形。

有關楠井的研究，以筆者管見，目前以山崎好裕的研究最為完整。根據山崎的研究，戰爭結束後不久，楠井暫時為國立臺灣大學（以下簡稱國立臺大）文政學院留任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其間同時受命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財政處經濟委員，參與經濟建設調查委員會、稅務會議及《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之編纂。一九四六年四月回到和歌山縣故鄉不久，五月轉任關西學院大學教授，楠井的臺北帝大教授職，則以同年月三十一日日本政府發佈的「外地官吏ニ關スル敕令」解除。一九六八年屆齡退休後，轉任長崎縣立國際經濟大學（今長崎縣立大學），一九九一年去世。

戰後初期楠井從臺灣遣返回國內的不安到獲得新教職的獲得，由於不在山崎研究的範疇之內，可說未有所任何著墨。本文則從目前可及資料的範圍，探索日本社會屬於所謂「戰爭世代」的楠井從一九四五年八月二戰結束到一九四六年五月任職關西學院大學的過程，嘗試說明戰前日本社會的「學歷貴族」菁英階層，身處臺灣、日本乃至全球的歷史巨大轉變的當口，不同於「庶民」的另一種人生經歷。並藉此理解戰後臺灣及日本在大學教育制度的轉變情形。

• 離開臺北帝大

一九四五年仍避居於中國重慶的中華民國政府，於同年八月二十九日任命陳儀為臺灣省行政長官，九月八日公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大綱」，九月十四日訂定「中央訓練團臺灣行政幹部訓練班畢業學員赴臺工作手續」。在這些前置作業完成後，十月二十四日陳儀飛抵臺北松山機場，對記者申明工商不停業、行政不中斷、學校不停課的臺灣接收三原則。

陳儀來臺之前，在給國民黨要員陳立夫的信中，特別強調師範學院、中等學校對中文、中國歷史教育的重要性。對陳儀而言，設立推動「中國化」主力的師範學院為首要工作，至於臺北帝大的處理，若以一九四五年的〈臺灣教育接管計劃草案〉內容，最初可能僅止於更改校名改，未必有更進一步的具體構想。

另一方面，日本雖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佈投降，然而臺灣到同年十月二十五日之前，臺灣總督府仍然維持相當程度的統治機能。臺北帝大則是到同年十一月十五日移交出去之前，依舊維持自創校以來的運作，只不過當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大學的戰爭善後處理，以及帝國大學業務結束與移交的準備。

首先，於一九四五年有二次的學生畢業，第一次於該年九月二十五日，第二次於十一月十四日。總計自開校以來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為止，文政學部總共有四六六名的畢業生，其中政學科學生三一三名，佔全員的六十七．二%。未達畢業標準的日本人學生，則協助返日轉學。

另外，臺北帝大總長安藤一雄先於同年十月就大學的善後處理，曾向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成田一郎提出臺北帝大可否遷回日本，如果無法實現，可否將在學生轉到日本國內大學就讀。並希望透過成田對臺北帝大接收委員轉達更加發展臺北帝大、接收後的研究及教學不中斷、希望活用臺北帝大教員科學技術等各項的期待。負責接收的羅宗洛來到臺灣之後不久，安藤再以書面表達，其所謂「更加發展臺北帝大」指接收後的大學可繼續擴大南方文化研究，「活用臺北帝大教員的科學技術」則提示臺北帝大在臺灣、中國華南的人文及自然科學研究、農工業開發、醫療衛生普及，皆可對中華民國政府提供協助。

然而如上節所引鹽見所見，臺灣社會的情勢對日本人的逐漸不利，加上所有在臺日軍與一般日本人將在二個月內遣返回日本的消息傳出，在所謂「集體心理掀起返國熱」的作用下，包含臺北帝大在學中的日本人學生，幾乎所有在臺日本人都在此期間返回日本。從返國學生名冊可知返日的臺北帝大文政學部的學生分成從軍入伍學生及在校學生兩類，特別是後者的經濟狀況普遍困難，即使獲得特例允許留臺就學，恐怕也會因經濟問題而難以繼續。

至於臺北帝大業務的結束與移交，係由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臺灣區教育復員輔導委員會派遣日後為國立臺大的首任校長羅宗洛來臺主持。

羅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中旬接獲教育部接收臺北帝大的命令，行前數次在重慶面見教育部長朱家驊討論接收事宜。朱指示要完整接收，接收後隨即籌備復課，可留用日本人教師，暫時維持舊慣以求穩定等幾項原則。羅於十月十七日抵達臺北，行政長官公署引介臺北帝大教授杜聰明前來迎接，杜對羅介紹了大學現狀。羅於中國由於未能找到接收文政學部的適當人選，來到臺灣幾經探詢後，決定聘請林茂生協助，羅的接收團隊至此可說才算完整成立。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羅率同陸志鴻、馬廷英、杜聰明、林茂生等人，與臺北帝大總長安藤一雄進行交接。交接當時的臺北帝大教職員共計一八四一人，其中臺灣人為六○○人，教授及助教授各一人。學生人數為一六六六人，臺灣人學生數為三二二人。

戰後接受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命令，代表同盟國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下簡稱公署）及警備總司令部，來臺接受日本投降及執行接收業務，除軍事組織歸警備總司令，其餘全歸公署負責。根據「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警備總司令部接收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一條，該委員會基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命令，為求臺灣接收步驟的統一而設置。該委員會下設十一組，其中第三為教育組。

當時臺灣的高等教育機構除屬文部省管轄的臺北帝大之外，尚有臺灣總督府管轄的臺北經濟專門學校、臺中農林專門學校、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等，後三校經公署派員接收改組為省立臺北法商學院、省立臺中農業專科學校、省立臺南工業專科學校，並由公署派任校長。

臺北帝大的接收與改組由教育部派員進行，原非公署管轄之處。但是在實際的接收與改組的過程，由於公署總攬臺灣所有的接收與善後事宜，使得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公署發佈實際負責接從收後的「大學校務維持委員會」委員，除羅宗洛所邀請的學者（陸鴻志、馬廷英、杜聰明、林茂生）之外，又再加入公署教育處兩任處長（趙迺傳、范壽康）。另外，對剛成立不久的國立臺大而言，在大學營運經費方面，尤其需要公署的支援。

成立後的國立臺大預算，自始即未見充足。首任校長羅宗洛表示教育部雖重視國立臺大的設備及規模，卻因既有教授人數超過部訂標準，希望臺大刪減預算金額。然而，教育部實際上分配給專科以上學校的經常費用，相當的不均衡。當時的中央政治學校（今國立政治大學前身）獲國幣十億元最多，其次的中央幹校亦有九億元，其三的中央大學只有九千萬元，其他學校更是金額有限。

國立臺大對公署提出的報告書說明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接收臺北帝大並改組為國立臺大，到一九四六年三月為止，學校的營運仍繼續使用臺北帝大的經費。同年四月之後，國立臺大的經費應由中央政府核撥，然而經費始終無法下來，校長羅宗洛除電請教育部設法解決，不得不請求公署充墊五至七月的經費。八月之後，教育部才轉行政院令，責成公署核發國立臺大所需經費。

國立臺大的正式開始，應可說從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開始，不僅因為上述臺北帝大經費的結束，也在於由國民政府頒發的學校關防（「國立臺灣大學關防」）、官章（「國立臺灣大學校長」），也於同日正式啟用。國立臺大成立後，文政學部暫時更名為文政學院，不過一九四六年「文政學院簽到簿」所列教員人名，並無原經濟學講座的教師。換言之，就臺北帝大的經濟學講座而言，不僅學生悉數回日，兩個講座的教師亦未被留用。

至於經濟學講座教師未能留任的原因，從負責接收的羅宗洛相關史料，或許可作以下之理解。

羅根據前述教育部指示的三項原則，推動從接收臺北帝大到改組國立臺大的各項事宜。然而，羅實際上到了臺灣，自開始進行相關的接收事宜起，即面臨校內外的許多挑戰。

其中，日本人教師的留用問題，羅在〈接收臺北帝國大學報告書〉提到臺灣社會對政府留用日本人有忿忿不平之氣氛，大學內部亦復如此，其中以醫學部反對日本人教師的留用最為激烈，文政學部亦見臺籍學生的反對。另外，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九日，羅向陳儀報告大學現狀，「公洽（陳儀：引用者按）一一傾聽，對於文政學部日籍教授，亦主張應以不留用為原則」。羅主張文政學部應析分為文學院及法學院，文學院設文學系、哲學系、史學系，法學院設法律系、經濟系與政治系，由於該二學院事涉「思想文化」，也認為「日籍教員除一、二特殊者外，以不聘用為原則」。換言之，不留用文政學部日本人教師，可說幾乎為臺灣各界識者的一致看法。

經過羅的開導勸說與日本人教員的甄審，文政學部僅決定留用矢野禾積（西洋文學講座教授）、岩生成一（南洋史學講座教授）、後藤俊瑞（東洋哲學講座教授）、桑田六郎（東洋史學講座教授）四人，經濟學第一講座教授楠井隆三、經濟學第二講座教授今西庄次郎則未獲留用。

順帶一提的是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修訂的「國立臺灣大學組織規程」，明定國立臺大採「系學分制」。日後第四任校長傅斯年曾說明臺北帝大講座制與國立臺大學分制的異同，指出國立臺大並不具備講座制的兩個先決條件，一為嚴格選拔學生與好的高等中學。二為講座屬於學術單位，講座教授權限甚大，可左右整個大學的營運，系則為教育單位，與學分制度皆為美國的制度。學分制「本是個極其低能的辦法」，在中國則是「恰合國情」。換言之，以中國的大學制度重組的國立臺大，在辦學的路線上，由原先臺北帝大的研究主導，轉變為教學主導。

另外，從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由國立臺大法學院石崎政治郎以「臺北高等商業學校」用紙，向「日僑管理委員會」速水國彥提出報告書，說明學院名稱歷經臺灣省立商業專科學校、臺灣省立法商學院到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校長則從張金潤、周憲文、伍守恭到陳世鴻的四次更迭，留用的日本人教師未有任何異動。其中，如表一所示，今西信彌、伊大知良太郎、石橋憲治、鹽谷巖三、松尾弘等五位「經濟．商學」教授尚兼任法學院的財政經濟研究所員，並接受公署經濟委員會囑託，協助制訂「臺灣省經濟建設五年計畫」總綱草案，以及臺灣銀行研究室委託調查臺灣的產業經濟。另外，鈴木源吾兼任公署經濟委員會專門委員。

由上表可知改組後的國立臺大法學院經濟系相關的研究與教學，相當程度是直接由臺北經濟專門學校升格成立，此點可從教師原屬學校，以及所開設之課程，明顯不同於臺北帝大文政學部經濟學講座的情形，得到說明。因此無論是國立臺大的學分制，或是從文政學部獨立成立的法學院經濟學系，都顯示戰前帝國大學系統的經濟學並未在戰後的臺灣留存及延續。

楠井一家五人於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一日離開臺北住處，先進入臺北市老松國民學校的日僑收容所，同年月二十三日前往基隆，在港區碼頭待一晚，二十四日出發返回日本。二十九日抵達和歌山縣田邊港，三十日上陸，在收容所待了二天後，終於在四月一日返回和歌山縣的故鄉，並於同年五月十五日獲得關西學院大學（以下，關學）的聘任，擔任經濟學部的教授。

編者：

林初梅（Lin, Chumei）
大阪大學大學院人文學研究科教授
學術專長：語言社會學、歷史社會學、近現代臺灣研究、集體記憶

石井清輝（Ishii, Kiyoteru）
高崎經濟大學地域政策學部副教授
學術專長：地域社會學、生活史研究

所澤潤（Shozawa, Jun）
群馬大學名譽教授，曾任立正大學教授
學術專長：教育史、教育方法學、口述歷史、記錄史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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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告別南國：在台日人「引揚」研究》
編者： 林初梅、石井清輝、所澤潤
出版社：允晨文化
出版時間：202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