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意外國度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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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一九八六：歷史開始偏轉的一年

「總統表示，此時此地，不能以憤怒態度輕率採取激烈的行動，引起社會不安情形，應採取溫和態度，以人民國家的安定為念頭處理事情。……對組黨問題，不違反國策、憲法規定內，可研究組黨的可能性，暫以秘密進行。聽了總統的指示，認為總統確為一位偉大領袖，他再次強調黨追求民主的方針原則不能由客觀情形之變化而改變，必須維持下去。」

──李登輝與蔣經國談話筆記（一九八六年九月三十日）

「參謀本部應知兩種戰爭同時在進行，一面是有形的，一面是無形的，亦即有砲聲和無砲聲的戰爭，在沒有砲聲的戰爭中，國軍為保衛基地，應投入政治作戰，並準備應變計畫。在群眾戰中尤應注意情報，參謀本部應指派幕僚與情治單位連繫，完成應變計畫。兵、警力要有計畫的部署，加強內部政治教育，方法非常重要，注重謀略分化，並加強內部安全，提高警覺。……應變計畫完成後，呈總統核閱。」

──郝柏村日記有關蔣經國談話與指示（一九八六年九月三十日）

強人的接班議題

「江南案」讓蔣經國身後接班人的議題迅速浮上檯面，成為各方矚目的焦點；即使沒發生這樁謀殺案，早在一九八四年春天小蔣尚未開啟第二任六年總統任期之前，其健康狀況便廣受國際社會關注。一年前（一九八三）錢復被派往華府擔任駐美代表，在一九八四年二月返台述職謁見蔣經國時，就注意到其視力正急遽退化，所有呈交的文件都需以正楷大字書寫清楚，他才有辦法閱讀，而且糖尿病所引發的末梢神經之損害，讓其行動日益困難。兩個月後，國際間突然傳出蔣病情惡化、正在住院接受治療的消息，當美國國務院官員向錢復打探此事時，即主動透露是先由北京傳出此謠言，錢復雖極力澄清總統健康無虞，卻仍無法消弭老美的疑慮。此謠言繼續延燒，同年五月初全球七大工業國組織（G7）高峰會在西德召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進行雙邊晤談時，彼此關切的焦點之一便是蔣經國的健康；中曾根康弘向柴契爾夫人分享以上傳聞，只見英國首相面露驚訝的表情，表示事前毫無所悉，雙方接著討論兩岸關係、台灣內部政情以及蔣經國身後接班人等話題。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底，當台灣深陷「江南案」醜聞的泥沼之時，錢復再度返國述職，此時蔣經國染患重感冒，精神不佳，休息數日後才逐漸恢復。翌年（一九八五）一月初蔣在七海官邸召見錢復，還特別讓攝影官進入書房內拍照，然而此時北京再次傳出蔣經國病危的消息，並由某中共高幹子弟透露給日本一名派駐北京的記者，短短數日內，東京與華府兩地官員都忙著查證此傳言之真偽。日本政府對於國府最高領導人健康動向的情報刺探，鮮有其他國家能出其右，為了準確掌握蔣經國的健康狀況，東京駐台北的官員不但緊盯著小蔣每次接見外賓的新聞畫面，並分析其會晤時間的長短，以作為情報判斷的依據；而且他們也私下向各國駐台使節探詢訪賓與蔣晤面握手時，其手心究竟是否有彈性或冰冷無力。一九八五年夏天，日、韓兩國駐台外交人員私下頻繁交換意見，南韓駐華公使許世麟告訴日方，當五月間金相台大使前往總統府呈遞到任國書時，蔣經國看起來精神不錯，可見其糖尿病的症狀已獲得控制；韓方還根據台北政壇消息靈通人士所提供的訊息，向日本外交官指出蔣經國是因為服用了一帖效果極佳的中藥，而讓病情得到改善。

當政權過度依賴某個人，那麼這個人的血壓、體溫甚至握手力道，都會成為國際政治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此議題則是採取直球對決的方式。一九八五年八月上旬，AIT台北辦事處處長宋賀德（Harry Thayer）主動邀參謀總長郝柏村共進午餐，席間宋賀德毫不掩飾華府對蔣經國未來接班人議題的關切之意，他直率地詢問郝柏村：一旦蔣總統病故身亡，誰將成為新的領導人？屆時國民黨又將透過何種程序產生新的領導人？郝答以國府將依憲法程序產生新政府，然而宋賀德並不滿意，甚至近乎挑釁地直言郝柏村是軍事強人，未來蔣經國身故後，台灣必將產生軍政府。此次餐敘三星期後，八月二十九日蔣經國低調住進榮總進行白內障摘除手術，事後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根據各方消息捕風捉影，寫成一篇機密的分析報告上呈外務省，內容稱蔣在動手術前曾開出一份十二人名單，作為手術失敗時的接班準備，以便對權力轉移預作安排，成員包括李登輝、俞國華、倪文亞、馬樹禮、郝柏村、宋長志與黃少谷等人；而此份報告又信誓旦旦地指出，當蔣經國被推進手術房的那一刻，真正獲得他信任的心腹只有三兒子蔣孝勇、秘書張祖詒與憲兵司令周仲南三人。

蔣經國的健康問題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標誌著國民黨的權力時間表已開始進入倒數計時。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中旬，台灣舉行縣市長選舉，就在此次地方選舉之前，郝柏村應邀訪美，當他在華府與國務院和五角大廈官員晤談時，美方再次關切蔣經國的健康以及未來繼承人將如何產生。向來同情台灣的亞太助理國務卿伍弗維茲語重心長地提醒郝柏村，雖然國民黨在美國仍有不少老朋友，但千萬不要讓一般老美產生錯誤的印象，認定中華民國不過是另一個獨裁政府。儘管黨外勢力在該次選舉中聲勢浩大，在地方議會的席次也有斬獲，但整體而言國民黨表現依然不俗，得票率高達百分之七十六，華府情報圈對此結果喜憂參半，喜的是國府終於擺脫各種負面醜聞的陰影，重拾信心並獲得民意的支持；憂的是被黨內保守派重重包圍的蔣經國，若把選舉結果解讀為民眾對保守路線的肯定，那麼麻煩可就大了。中央情報局分析俞國華、沈昌煥與郝柏村等黨政軍要員將持續推動保守政策，甚至可能在本土化的改革過程中開倒車。值得注意的是，此時華府與倫敦兩地官員不知從何得知內幕消息，稱蔣經國可能在選舉過後改組政府，讓副總統李登輝兼任閣揆，而且普遍被視為黨內開明派的宋時選與李煥等人也將獲得重用，若果真如此，美、英政府將樂觀其成。

為了回應各方對未來接班人如何產生以及台灣是否會出現軍事政權等疑慮，蔣經國在該年十二月公開宣示中華民國不會出現軍政府，未來的國家領導人將由憲法產生，並重申蔣家後人不能也不會競選下一任總統。蔣經國的表態及其所傳遞的政治訊息，黨外勢力不可能無動於衷；黨外公政會自認組織動員有方、策略正確，才得以在此次地方選舉中有所斬獲，拿到一百三十萬張選票，因而順勢決定在全台各地成立分會，朝政黨組織常態化邁進。然而在動員戡亂體制之下，理論上「組黨」仍是一條不可跨越的紅線，翌年（一九八六）二月蔣經國授權行政院政務委員蕭天讚與黨外人士溝通，勸阻公政會在各地成立分會，但黨外堅持立場，不願退讓，於是雙方不歡而散。與此同時，台灣南鄰菲律賓掀起「人民力量」的革命風潮，將執政逾二十年的獨裁者馬可仕趕下台，任其流亡夏威夷，而菲律賓境內的民主運動立刻鼓舞了台灣的北鄰南韓，該國反抗威權的民主人士發起千萬人修憲運動，要求總統全面直選，南韓政府派出軍警鎮壓，卻仍無法遏止最後全斗煥總統被迫讓步，同意展開修憲諮商。

菲、韓兩國接連發生政潮，有如一記發生在自家大門口的強力對照組，這兩地民眾赤手空拳走上街頭爭取民主並誘發政局突變，震撼了台灣社會，不但黨外民主運動受到鼓舞，也讓國民黨高層心生警惕。此刻蔣經國內心究竟在想什麼，至為關鍵，二月七日與十二日他兩次單獨召見李登輝，指示其要多參與及設立與黨外溝通的渠道，李登輝對此任務指派感到振奮，並回應未來一年的工作重點將致力於國內政治的安定和諧，加強與黨外的溝通工作，日後面對美方人士時也會向對方強調台灣政治將走向民主化。兩次晤談結束之後，三月二日蔣經國在七海官邸又單獨召見郝柏村，指示軍隊、國安與情治部門要對黨外份子提高警覺、盡量忍讓，不要給對方鼓動風潮的藉口與機會，他也透過郝柏村指示國安局，對於當前政局應以蒐集、研判與預防為主，不要介入決策與行動。蔣經國對李登輝與郝柏村面授機宜之餘，其他黨政高層人士則多次密商對策，一方面關注菲、韓兩國政情的發展，另一方面討論如何因應黨外公政會的動態，為避免升高對立態勢，與會人士決定持續派員溝通，希望對方能自動停止在台灣各地設立分會。

不做「動搖國本」之事

面對菲、韓鄰邦政局的動盪，以及國內反對勢力挑戰政治紅線，蔣經國放軟身段，希望透過溝通來化解分歧，然而台灣未來究應何去何從，此時這位政治強人的心裡似乎尚未出現任何明確的答案。身處第一線對美外交工作重任的錢復，眼見全美各地台籍社團積極遊說國會與行政部門，對國民黨施壓應早日結束動員戡亂體制、解除戒嚴、保障人權及推動民主改革，已取得美方極大的同情，他因而把握一九八六年三月返台述職謁見蔣經國的機會，兩次大膽進言，希望國府儘早宣布解嚴，以改善國際形象。蔣經國耐著性子聽錢復說話，表情卻相當不以為然，數度回應稱「解除戒嚴」這件事不能做，因為「做了會動搖國本」。三個月後，向來直言敢言、肩負與黨外溝通任務的監察委員陶百川主動求見蔣經國，兩人對省籍的問題談論了一個多小時，蔣態度誠懇地指出自己對本省人並無成見，還舉例說身旁的隨扈與護士都是台灣人，但他不明白為何許多台籍人士不理解其苦心孤詣，反而大肆攻訐政府，甚至波及父親蔣介石與其他家屬；蔣經國說自己並不恨他們，因為這些人不了解實情，然面對黨外勢力準備在全台遍地開花、蓬勃發展，蔣不禁詢問陶百川：「台灣的政治遲早是台灣人的，他們何必這麼急？」結束談話之前，蔣不忘加上一句：「陶先生，你要開導開導他們！」

蔣經國從「大中國」的框架來看待台灣這塊島嶼應佔有的地位與分量，他自然無法接受一九四九年前在中國大陸所建立的法統從其手中丟失，在其認知裡，目前這個統治台灣的政府，歷經北伐、抗戰與剿匪勘亂後由大陸轉進來台，可謂一脈相傳，與小蔣同一時代的外省菁英心中所懷抱的依然是濃厚的「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之道統思想；蔣經國心裡明白，一旦解除戒嚴，全面實行民主化，島上一切政治活動勢必變得更為在地化，而國府宣稱「代表全中國」的正當性也將更為脆弱，甚至在其身後兩岸從此無統一的可能。「維持法統」與「推行民主」兩者之間的本質是如何相互牴觸，從以下的例子可得到印證。一九八二年，自中國大陸前往加拿大留學的王炳章在美國創立《中國之春》刊物，積極鼓吹自由、民主、法治與人權，一時之間蔚為風潮，王也成為當代海外第一位推動中國民主運動的人。國府當局對於是否應爭取王炳章並與之合作，感到相當難為；一方面希望爭取海外的反共人士認同中華民國政府的正統地位，並透過王炳章所領導的這股新興力量來打擊中共，另一方面對於《中國之春》大力倡導國民黨所無法實踐的民主、自由與人權等價值卻又深感疑慮，於是一個奇怪的對應辦法出爐了：國府情報部門決定在海外積極與王炳章合作，投入可觀的經費資源來協助其所領導的民主運動，然而在台灣，政府的宣傳重點卻只放在《中國之春》的「反共」立場，而淡化了民主與人權等議題，以避免「島內反動份子在意識形態與組織行動上與其勾聯，將鬥爭的矛頭指向本黨與政府」。此種「對外鼓勵，對內防堵」的雙重標準，是體制自我防衛的必然結果。

時間來到一九八六年，矛盾局面變得愈加難以維持。面對風起雲湧的民主化進程，蔣經國依然堅持「穩定勝於一切」，不願因解除戒嚴而「動搖國本」，然而來自美國的沉重壓力卻始終揮之不去。該年三月二十九日，國民黨召開十二屆三中全會，AIT台北辦事處處長宋賀德透過管道，提前得知參謀總長郝柏村將在會上報告軍事業務，他感到非常詫異；三月十一日他出席一場外交酒會時遇見郝柏村，便當面質疑為何不是由國防部長來報告，非得由軍權在握的郝出面不可？巧合的是，同一天在立法院，黨外立委張俊雄臨時針對「軍人干政危機」提出質詢，郝柏村對此深惡痛絕，認為這簡直是無的放矢、侮辱軍人的榮譽，唯恐天下不亂。雖然蔣經國清楚知道美國對於台灣民主化進程抱持高度關切，甚至施加壓力，然而其心目中理想的作法是希望採取緩步放手的策略，在「維持舊法統」與「順應民主潮流」之間尋求平衡。於是他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公開宣示，國民黨將在「維持動員戡亂」的大前提下推動「以黨務革新帶動政治革新」，並提出六項改革議程，交付黨內研究，包括充實中央民意機構、地方自治法制化、國家安全法令、民間社團組織、社會風氣與黨的中心任務，以作為國會改選、解除戒嚴、黨外組黨等重大挑戰的因應之道。短短十天內，國民黨中央便依其指示成立「十二人工作小組」，由前總統嚴家淦擔任召集人，李登輝擔任副召集人，針對以上六大議程進行規劃和討論，逐步推動政治改革。

當改革的前提竟然是「不能真正改變」，那麼改革本身便只徒具形式。李登輝在晚年回憶這段經過時感慨道，當時國民黨諸位大老開會時都在講表面話，只是對蔣經國敷衍，卻沒有真正改革的決心，「談來談去都是在講如何確保動員戡亂體制。」改革在此階段更像是一種被管理的過程，而讓李登輝更感到挫折的是，直到一九八六年春天，其作為憲法總統繼承人的地位，在威權體制下仍未受到應有的尊重。「十二人工作小組」成立一星期後，四月十六日蔣經國突然缺席當天上午的國民黨中常會，翌日蔣孝勇悄悄告訴郝柏村，他父親因為心律不整，準備立即前往榮總進行手術，裝置人工心律調整器，為避免各方揣測，故決定對外保密，除了郝柏村，只有嚴家淦、黃少谷、馬樹禮與沈昌煥四人被告知。隨後蔣經國在醫院待了五天，四月二十二日才出院；李登輝因為事前對此毫無所悉，他想知道總統究竟發生什麼事，只好硬著頭皮向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打探消息。四月二十四日蔣經國恢復上班後，他對於李竟然未被事先知會自己住院一事，甚感驚訝，便立即指示郝柏村，未來若再發生類似的狀況，郝應主動告知副總統。在法律上，李登輝是接班第一順位，但在現實中，他卻連「知情」的權力都沒有。

此時健康狀況欠佳的蔣經國，是否真有充足的精神、體力和清楚的頭腦來應付黨外勢力的挑戰，並同時全盤規劃未來政局的演變，督促國民黨上下貫徹推動政治革新，實在不容樂觀。眼見公政會在全台各地成立分會蓄勢待發，四月二十九日李登輝於面謁蔣經國時請示機宜，蔣則指示一切應以「國家為重、社會安定」為處理的原則；言下之意，他準備默許黨外勢力進一步發展組織。五月中旬，以陳水扁、顏錦福為首的公政會「台北分會」，及以康寧祥為首的公政會「首都分會」先後成立，國府當局持容忍的態度，未予以處置，然而這種有限度的寬容，很快就遇到邊界；五月十九日當黨外人士接著準備在萬華龍山寺發起「綠色行動」來抗議國府實施戒嚴時，原本採寬容立場的蔣經國態度突然出現一百八十度轉變，他召來郝柏村，指示軍方全程監控此行動首要份子，他說可以容忍抗議活動侷限於室內，但絕不允許人群走上街頭鬧事，並授權軍警在必要時動手抓人；為了排除美方不必要的干涉，蔣還指示郝柏村先透過國安系統向AIT 打聲招呼，並要求郝於三日內不可離開台北，以坐鎮指揮，應付可能失控的局面。

五一九「綠色行動」最後在數百名示威群眾於龍山寺內靜坐抗議、與憲警對峙十二小時之後安然落幕，並未釀成事端，華府情報部門對此一度研判，蔣經國正重新塑造國民黨在台灣民眾心中的正當性；由於菲、韓兩國反政府運動殷鑑不遠，國府高層不得不藉由「推動民主」的正面形象來爭取美國的支持。國民黨看似有心啟動政治改革，然而此刻蔣經國內心仍在掙扎，如前所述，該年夏天當他與陶百川花一小時談論省籍問題時，曾直言他已下令研究政治革新六大議題，但對於台灣究竟能否推行政黨政治並不樂觀，只不過他也承認這是「大勢所趨」，只能「因勢利導」、「循序漸進」，先允許黨外公政會的存在，若三、四年內行之有效，才準備制定新的《政黨法》來實施政黨政治。當陶百川建議政府應適度調整放寬對大陸的「三不政策」時，蔣避重就輕，僅說道：「有幾個﹃不﹄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必須反對共產主義，它是禍根，不可妥協。」

其實蔣經國有關「三不」的表述隱藏著更深層的意涵，就在一九八六年年初他接獲來自中國的情報，元旦假期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去了一趟浙江奉化的兩蔣故居，特別循著一九四九年蔣介石離開大陸時的路線走了一圈，此種統戰策略令小蔣心生警惕。接著四月下旬胡耀邦在北京與來訪的美國學者哈里遜（Seling Harrison）晤談時，竟然聲稱國民黨是「合法政權」，領導台灣具有民意基礎，國共之間若能在此一基礎下展開談判，其意義重大；這番表述隨後被中、英文媒體廣泛報導，引起各界矚目，李登輝還曾主動向蔣經國報告此事。就在蔣經國與陶百川進行談話之際，中共高層正展開新一輪的國際遊說工作，積極向美、英、澳洲等國政要喊話，若各國能向台北施加一些壓力，促成兩岸三通，不僅對台灣無害，而且這些國家將可贏得中國十億人民的深厚友誼。隨著台灣內部開啟挑戰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民主化運動，北京高層對於兩岸關係的未來走向不免愈發焦慮，而當中共因此全方位強化對台統戰的力道時，這股壓力同樣讓蔣經國左支右絀、窮於應付。

作者1971年出生於台北市，臺灣大學政治系畢業，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部博士，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美國舊金山大學環太平洋研究中心Kiriyama傑出訪問學者，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院士，自2007年起獲聘為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2010年起兼任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近年來研究領域聚焦於戰後台灣政治與外交史、台美與兩岸關係史、東亞地區冷戰史等。
主要學術論著包括四本英文專書：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入圍2007年國際亞洲學者研究大會人文類最佳圖書獎）、Moder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A Journey to the West、Accidental State: Chiang Kai-shek,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Taiwan、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Divided Allies，四本中文專書：《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1949-1988》（香港繁體版入圍2015年香港年度書獎，簡體版榮獲2017年北京新京報／騰訊人文類年度百大好書）、《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榮獲2017年金石堂年度十大最具影響力書獎）、《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榮獲2022年第46屆金鼎獎最佳非文學圖書類獎項），以及中、英、日文學術期刊文章、專書章節、史料彙編、百科全書條詞與書評等百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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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意外國度的重塑》
作者：林孝庭
出版社：蓋亞
出版時間：202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