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法西斯如何運作:劃分「我們」與「他們」的政治操弄》

【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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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受害者情結

在法西斯主義政治中,平等與歧視這兩個彼此對立的概念,往往被刻意混淆在一起。一八六六年通過的《民權法案》(The Civil Rights Act),讓美國南方剛從奴隸制解放的黑人成為美國公民,並保障其公民權利。該法案於一八六六年三月十四日,經參議院與眾議院同意通過。但在三月底,總統安德魯.詹森(Andrew Johnson)否決了該法案,他的理由是「這項法律為有色人種提供的保障,遠遠超過聯邦政府曾經為白人所提供的任何保障」。正如W.E.B.杜波依斯所指出的,在詹森看來,這些促使黑人能在未來獲得平等權利的基本保障,反而是「對白種人的歧視」。

在今天,人們往往嚴重高估了過去五十年間,美國白人在推動種族平等議程上的進展。黑人與白人之間的經濟落差,大致仍停留在重建時期的水準。平均而言,當一個白人家庭累積了一百美元的資產時,黑人家庭往往只積累了五美元的財富。然而,正如珍妮佛.里奇森、麥可.克勞斯(Michael Kraus)、與朱利安.路克(Julian Rucker)在二〇一七年發表的研究〈美國人對種族之間經濟平等的誤判〉(Americans Misperceive Racial Economic Equality)所示,多數美國白人公民對這種差距一無所知,反而認為種族之間所存在的經濟不平等早已大幅縮小。有百分之四十五的川普支持者認為,白人是美國最受歧視的群體,而百分之五十四的川普支持者則認為,基督徒是美國最受迫害的宗教群體。然而,這種認為自身群體受到壓迫的感受,以及隨之而來的怨懟,並不是實際存在的不平等與歧視。這兩者之間有著顯著的差異。

長期以來,社會心理學研究顯示,當社會開始接納一直被視為少數群體的聲音,使得他們愈來愈常出現在大眾視野時,社會中的主流群體,往往也會開始在各個面向上感受到威脅。近年來,有愈來愈多的實證研究進一步證實,當主流強勢群體意識到,未來將必須與少數群體平等分享權力時,他們會產生一種受害者意識。在美國,近年來備受關注的一種預測是,大約到了二〇五〇年,美國將成為「過往多數人口反而成為少數族群」的國家,也就是白人將不再是多數人口。這是個相當有意義的資訊,有一部分的社會心理學家也開始用這則資訊,來測試其對美國白人的影響。

在二〇一四年的一項研究計畫中,心理學家莫琳.克雷格(Maureen Craig)與珍妮佛.里奇森發現,只要讓白人受試者意識到,過往曾經是多數人口的白人將成為少數人口的結構轉變,就會明顯地使政治立場未定的白人,轉向支持帶有右翼保守立場的政策。例如,當他們得知美國將從一個白人占多數人口的國家,轉變為非白人占多數人口國家的訊息時,白人受試者會開始傾向不支持平權行動、更支持限制移民流入,甚至更傾向支持看似種族中立的保守政策,例如增加國防支出等等。在一篇文獻回顧論文中,克雷格、路克與里奇森總結道:「這一系列的研究清楚指出,美國白人(即目前占人口多數的人種)會把即將到來的、多數人口成為少數族群的轉變,視為對其在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上強勢地位的威脅。」63這種威脅感可以在政治上被動員,轉化為對右翼運動的支持。這樣的發展,並非美國特有的現象,而是群眾心理的普世特徵。而利用強勢群體在面臨與少數群體共享權力時所產生的受害者意識,則是當代全球法西斯主義政治的慣見手法。

真正的受害者:追求平等,對抗壓迫

在面對歧視時,歷史上受到壓迫的群體,往往會宣示其受長期壓迫威脅的身分,並對受到迫害的身分感到自豪。在西歐,錫安主義(Zionism)作為猶太民族主義,是針對有害的反猶主義而起的回應。在美國,黑人民族主義也是對種族主義的反擊。這些民族主義運動的根源,都是在回應長期以來的壓迫。反殖民的奮鬥,通常也會樹立起民族主義的旗幟,例如甘地便利用印度民族主義來對抗英國的統治。這種源自壓迫的民族主義,並非起源於法西斯主義。相反地,這些民族主義最初的型態,是以追求平等為主要訴求的民族主義運動。

在殖民體制中,帝國往往會將自身塑造成某種承載普世價值的存在。例如,大英帝國的殖民者在肯亞宣稱基督教是普世價值,而將當地多元的部落宗教描繪為原始與野蠻的信仰。在某種程度上,毛毛起義(Mau Mau rebellion)正是對這種宗教壓迫的回應。參與起義的反抗者重新認可了吉庫尤(Gikuyu)這一傳統宗教,並向其神祇恩蓋(Ngai)起誓。毛毛起義利用在地民族傳統宗教的理念來對抗殖民主義,但其目標並不是要主張吉庫尤這個信仰比英國人信奉的宗教來得優越,而是要爭取自身的信仰能與英國的宗教擁有平等地位,以對抗後者將其妖魔化為野蠻迷信的敘事。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起義者把傳統信仰升格成某種神聖、帶有特殊意義的象徵。但這麼做並不是要否定英國傳統信仰的價值,而只是為了要強調雙方地位平等,從而訴求在地宗教也應該獲得同等的尊重。也因此,這種民族主義在本質上並不反對平等。相反地,即便它看起來似乎是在刻意拉抬某個族群或某種信仰的地位,但其核心目標是追求平等。

當代美國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是另一個類似的例子。反對這個運動的人,試圖將這一口號描繪為一種不自由的民族主義,指出這個口號代表了在運動支持者眼中,只有黑人的命才是命。然而,這口號並不是要否定白人的生命價值,它只是為了要指出,在美國,白種人的命長期以來被視為比其他人種的生命更加珍貴。「黑人的命也是命」這句話的真正意涵,是為了要揭示長期以來不存在的、對非白人生命的平等重視。在其語境中,它的意思是:「黑人的命同樣也是命。」

法西斯主義的核心立場,是只對特定種族、族群身分、宗教、傳統,或廣義地說,對民族的忠誠。也因此法西斯的民族主義,與追求平等的民族主義相比,有著明確差異。其本質上是否定自由民主理念的,是一種為支配服務的民族主義,目標在於維持、鞏固或奪取在權力位階與社會地位階序關係上的頂層位置。

讓我們試著換位思考

當我們開始思辨,兩種不同型態的民族主義:分別是「源於壓迫的民族主義」與「為支配而存在的民族主義」,對平等的看法與定位時,我們可以相當清楚地意識到,這兩者之間有何不同。然而,如果我們沒有採取比較的視野,而只是採取各民族主義的內部視角觀察,那麼我們往往難以察覺它們之間的差異。這是因為,失去既有特權所帶來的痛苦,與真正遭受邊緣化所產生的被壓迫感並不相同,但前者依然是一種確切真實存在的苦痛。如果我從小生長的國家,是一個會以我的宗教節日作為國定假日的國家,那麼在我孩子的長大過程中,社會開始變得平等,使得我一直以來歡慶紀念的宗教節日與傳統,只是諸多儀式之一時,我會開始覺得自己的傳統被邊緣化。如果我從小到大所觀賞的電影與電視節目裡的主要角色,在膚色外表上都與我相似,那麼當偶爾出現一位與我外表不同的主角時,我也可能感到被排除在外,甚至開始覺得這個文化不再是我所熟悉的文化。如果我成長於一個將男性視為英雄、將女性視為崇拜男性的被動存在的社會,那麼當我被要求在職場或戰場上,將女性視為平等個體時,我會感到自己被剝奪了一種與生俱來的權利。在修復過往不義的不平等結構的過程中,必然會為那些曾經在結構中受益的人帶來痛苦,而這種痛苦,往往會讓一部分的人認為這是一種壓迫。

法西斯主義如何利用受害者情結

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宣傳,經常會用哀歌一般的頌揚,來放大這種過往主流群體逐漸失去強勢地位所感受到的苦痛。在法西斯主義政治裡,這種相當確實存在的失落感,往往會被轉化為某種受害者意識,並被人加以利用,以合理化過去、現在,甚至未來的新壓迫形式。

對一位因結構性經濟因素而失去工作的白種勞動階級男性來說,當他被提醒要「檢視你的特權」(check your privilege)時,他反而可能會因此傾向將白人至上主義的政治議程,視為一種讓不同價值同時存在並公平競爭的訴求。讓公共領域得以有多元的價值意識,並讓人們得以自由揀選認同的立場,是自由派一直以來的理念。而法西斯主義政治,則非常樂於利用這種自由派的善意。要讓人們能夠思辨結構性的不平等,需要大眾集體反思長期以來視為理所當然、實則相當突兀的種種不平等關係確實存在的證據,例如基於種族與性別的因素,而賦予白人男性比白人女性更多的自由,以及剝奪黑人公民自由的事實。「檢視你的特權」這句話,原本是呼籲美國白人去意識到,他們習以為常以至於視而不見的社會現實。但現在,這句話的意思被曲解後,重新被拋回公共領域,並被用來抨擊自由派菁英有多虛偽。因為白人至上民族主義者的政治宣傳指出,二〇一七年的美國已不存在針對黑人的種族歧視,反而存在大量針對白人的歧視。

法西斯主義政治藉由扭曲並顛覆長期以來艱困的、追求平等的改革,來掩蓋結構性不平等。在理想的情境下,平權政策是為了承認並修正長期以來的結構性不平等。然而,有心人士卻開始將平權政策,刻意描寫成會抹殺個人能力與努力、一味追求種族與性別平等的民族主義式運動,從而指出這種政策損害了辛苦工作的美國白人的權益,哪怕這種說法可能沒有任何證據支持。一旦白人才是受害者的言論開始流傳,失去了那種曾經只要身為白人(而非黑人)就能視為理所當然的尊嚴的感受,也愈發容易被操弄。

一九九〇年代美國的「男性權利運動」(Men’s Rights Activist, MRA),正是這種把特權流失的感受,轉化為受害者情結敘事的典型示例。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Stony Brook University)任教的社會學家麥可.金梅爾(Michael Kimmel),於其二〇一三年的著作《憤怒的白種男人:一個時代末尾的美國男性氣質》(Angry White Men: American Masculinity at the End of an Era)中寫道:

 

當白種男人被描繪為壓迫者時,一般中產階級的白種男性往往並未感受過,他們自己真的享有那些足以壓迫他人的權力……對這些參與男性權利運動的人來說,美國社會中真正的受害者是男性,因此他們以對女性主義的焦慮與憤怒為基礎建立社會組織,例如「自由男性聯盟」(Coalition for Free Men)、「全國男性大會」(National Congress for Men)、「男性自由與平等組織」(MALE)以及「男性權利公司」(Men’s Rights Inc.)。這些團體聲稱他們要致力於推動平等並終結性別歧視。出於這個理由,他們認為有必要反對女性主義。

金梅爾指出:「這些新興的、由憤怒白種男人集結而成的聯盟,共享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特徵。儘管白種男性持續掌握世界上大部分的權力與資源,但這些白種男人卻覺得自己才是受害者。」他認為這種受害者情結,與這些運動的支持者對一種神話化的歷史想像有關。這種歷史想像,是從古至今皆存在著一種不曾中斷過的父權結構:

這些觀點,同時反映了一種對過往世界的懷舊想像。那種想像認為,以前的世界是一個男性只要努力工作、全力以赴,就能夠躋身國家菁英階層的時代。然而,這樣的世界從來不曾存在過。經濟菁英始終有能力在階級再製中獲益,那怕是在強調個人能力優先的理想之下,也是如此。但這樣的現實,並不會阻止人們一廂情願地相信那個神話化的過往。這就是所謂的「美國夢」。當男性失敗時,他們會感到羞愧,卻找不到方法排解他們的憤怒。

 

一旦開始宣揚一個如神話般、存在階層秩序的過往,就會讓人們開始產生不合理的期待。而當人們的期待無法實現時,就開始容易陷入一種受害者情結的狀態裡。

熟悉法西斯主義政治策略的人,會刻意利用這種情緒,在主流族群中製造出一種權利被剝奪的受害情感,並將其導向一個實際上並不應為此情感負責的群體,同時承諾一旦該群體受到懲罰,這種受害的感受也將隨之消散。在《不只是厭女:為什麼愈「文明」的世界,厭女的力量愈強大?拆解當今最精密的父權敘事》(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67一書中,凱特.曼恩(Kate Manne)藉由區分「父權制」(patriarchy)與「厭女」(misogyny)兩個概念,來說明這一點。依據曼恩的觀點,父權制是一種讓男性毫無理據地認為,自己得以身為階層秩序上位者的意識形態,而厭女所指的,則是當這種期待沒能被滿足時,女性所承受的、來自男性的責難與懲罰。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用曼恩對厭女機制的分析,來理解法西斯主義政治的邏輯。

布萊巴特新聞網(Breitbart News)是一個流量龐大的美國極右翼媒體平台,其新聞內容充斥著反移民的政治宣傳,將難民描繪為對公共衛生的威脅,也是對文明與治安的威脅。在這類媒體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口占多數的強勢族群所懷抱的受害者情結如何被轉化為武器,以利於有心人士追求潛在的政治利益。布萊巴特新聞網曾發表數十篇與美國索馬利亞難民有關的報導,標題包括:「明尼蘇達州有兩百九十六名難民被診斷出肺結核,是其他州的十倍,患者多數為索馬利亞人」以及「索馬利亞人:他們是在二〇一七財政年度抵達美國的難民中,教育程度最低的一群人」。

在當時,布萊巴特新聞網只是美國大量反移民浪潮中的一分子。有一段從二〇一五年四月發布以來,已有三百萬觀看次數的影片,其中極右翼反移民團體「難民安置觀察」(Refugee Resettlement Watch)的安.科科蘭(Ann Corcoran),提到了一個「穆斯林殖民美國」的計畫。科科蘭宣稱,這個計畫受到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美國國務院等聯邦機構,以及「被指派在全國各地安置伊斯蘭信徒的基督教與猶太團體」的協助。這些媒體與組織散播一種對國內第五縱隊的偏執想像,聲稱有一群自由派利用人權的語言,來破壞國家傳統。在這樣的操作裡,這些言論不僅削弱了自由主義的價值,也暗示了其鎖定攻擊的目標群體,僅僅是因為讓主流強勢族群感到恐懼,就應該受到嚴密的監控甚至懲罰。

作者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哲學家之一,現任多倫多大學蒙克全球事務與公共政策學院比塞爾-海德美國研究講座教授,專精語言哲學、認識論與社會政治哲學研究。學術生涯融合理論深度與現實關懷,尤其關注法西斯主義、宣傳機制與民主危機等議題,其研究被譽為「當代政治現實的清醒診斷」。

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師從語言哲學大師羅伯特・斯托爾內克(Robert Stalnaker),早期研究以語義學與認識論見長,近年則延續對歷史記憶戰的相關研究。其代表作《知識與實踐利益》(Knowledge and Practical Interests)顛覆了傳統知識的定義,榮獲二○○七年美國哲學協會年度圖書獎。另著有《政治宣傳如何運作》(How Propaganda Works),該書獲得二○一六年專業與學術傑出出版獎,以及《抹去歷史:法西斯如何篡改過去以控制未來》(Erasing History)等書。

史丹利同時是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他為《紐約時報》、《衛報》等媒體撰寫專欄,在 CNN、民主現場(Democracy Now!)等平台闡述民主防禦策略,並曾為美國國會眾議院特別調查委員會提供諮詢。


書名:《法西斯如何運作:劃分「我們」與「他們」的政治操弄》
作者:傑森‧史丹利(Jason Stanley)
出版社:麥田
出版時間:202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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