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那些無法輕易定罪的人：司法精神醫學的人性、倫理與犯罪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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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精神科醫師的社會政治參與：從克列普林到高華德法則

犯罪與精神疾病的聯結

1906年五月十七日，艾莫．克列普林將一篇文章交給慕尼黑大學的法律學會，題目是〈犯罪作為一種社會疾病〉。在這篇文章中，克列普林強調：犯罪可能基於先天上不良的因素而造成—儘管他承認：目前無法在科學證據與犯罪之間，劃上直接的聯繫—但是精神醫學或許可以在這方面提供一些觀點，有助於巴伐利亞邦刑法的修正。

他說：

如果，我們將疾病定義成：在我們身體內部，阻止或妨礙我們達成生活目標的某些過程，同樣地，我們也可以把犯罪視為社會實體的疾病，這種疾病阻撓我們，去實現一個繁榮昌盛的社會群體。

克列普林認為：如同生理疾病有嚴格的因果關係，犯罪行為也受到某些決定性因素的限制。因此，刑罰體系應該防範犯罪，而非只有懲罰；其主要目標是找出犯罪原因，如同精神科醫師想要尋找精神疾病的病因一樣。

克列普林的觀念，顯然受到義大利學者隆布羅祖的影響，認為犯罪有其體質人類學上的證據。這也與後來德國精神醫學將人格特質或是反社會性格，認為是一種先天性低下特質，有著密切的關係。

在文章中，克列普林並沒有提出明確可實施的矯治或刑罰制度，不過，以一位精神科醫師的立場，他根據自己的專業，表達對於社會問題的關切，認為：

對於所有想要對抗犯罪這種社會疾病，而不是只要評斷與懲罰它的人，行動的方針已經清楚明定。就如同醫師一樣，我們首先而且最重要的工作，是預防犯罪。除此之外，我們更要盡可能去改善這些罪犯，或是，中和那些無法矯正者。

克列普林對於犯罪的觀念，與其對於酒癮的觀念是相關的。1895年，克列普林開始對酒癮宣戰，自己也不再喝酒（雖然他原本就不是嗜酒者）。克列普林早在1882年，到萊比錫（Leipzig）與威廉．馮特（Wilhelm Wundt, 1832-1920）工作時，就開始從事精神藥理學的研究，當時就對許多精神作用物質進行過基礎研究。而1886年到1891年間，他成為多爾帕特（Dorpat）大學的教授，也發表許多相關的論文。除了明瞭酒精對人的影響之外，他也發現自己工作的病房中，因為酒精造成精神病的病患，越來越多。克列普林認為：這種傾向會對德國的「國民體質」（Volkskörper, People’s body）造成影響，這種影響也有可能會遺傳下去，因此有必要鼓吹戒酒、開設酒癮治療機構。克列普林不僅在教科書、演講中表達這種想法，也極力向巴伐利亞邦爭取相關經費。不過，這項計劃後來招致官僚系統、部分同業的反對（戒酒將牽動酒稅財政、釀酒產業利益；醫學界看待酒精影響的觀點不一致等等），無疾而終。

退化學說具備現代精神醫學樣貌後的影響

克列普林認為酒癮會經過遺傳到下一代，造成德國「國民體質」的整體影響。這種觀念，其實源自退化學說。最早提出「早發性癡呆」的法國精神科醫師班納迪克．奧古斯都．莫赫，正是退化學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如本書第二章、第三章所述，早發性癡呆是莫赫在1852年描述一位青少年從聰明、活躍變得沉默、退縮的形容詞。莫赫將退化定義為人類的正常形式發生偏差，而且會經由遺傳延續至下一代，並且逐漸惡化，終於滅亡。精神疾病更是退化學說的最好證明。在莫赫的觀念中，主要的是他本人對於宗教的信念（聖經被引述為退化理論的重要依據之一）。

至於克列普林對退化的觀念，一方面，早發性癡呆的命名源自莫赫，而克列普林強調的預後不佳，正是呼應退化的傾向。另一方面，克列普林對於退化是否可以涵蓋所有精神疾病，持保留態度；至少他指出：大多數躁鬱性精神異常，都會自行痊癒，而且透過觀察證實：部分早發性癡呆的預後，是相當好的。可知克列普林的主張，有許多來自病房的臨床經驗與觀察，不同於莫赫先有宗教信念再推論的做法。在此，退化學說有了現代精神醫學的樣貌，也陸續影響嚴重精神疾病與人格疾患的概念發展。

光耀祖國的研究機構

1903年，克列普林搬至慕尼黑，擔任慕尼黑大學指導教授。1912年，德國精神醫學會邀請他負責起草一份備忘錄，向官方的威廉皇帝學會爭取籌設精神醫學或神經學的研究機構。

雖然之後官方的資助轉向，但在美國友人的資助之下，1917年成立了德國精神醫學研究院（Deutscher Forschungsanstalt für　Psychiatrie, German Institute for Psychiatric Research）； 這對當時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威廉二世帝國來說，是相當不容易的成果。克列普林希望為他的祖國建立起一流的研究機構，致力於提昇德國的精神醫學研究。果然，這個機構吸引並造就了許多後起之秀，如：阿茲海默（Alois Alzheimer, 1864-1915）、伯德曼（Korbinian Brodmann, 1868-1918）、尼索（Franz Nissl, 1860-1919）與史拜邁爾（Walter Spielmeyer, 1879-1935），以及而後充滿爭議的親納粹醫師魯定與戰後著名的精神科醫師柯特．施奈德。

政治參與

約在1915年，克列普林在政治參與方面，變得相當積極。他參與一份政治主張的起草，這份訴求永久和平的文件，主張：廢除內閣制，恢復到俾斯麥（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1898）時代的首相專制體制；要求：德國恢復所有殖民地；比利時成為德國的保護國，以便納入帝國的經濟體；法國應該放棄亞爾薩斯；由於俄羅斯威脅到整個歐洲文化，應該退回亞洲。至於英國，則必須接受德國設在法國與比利時的海軍基地等等。這份文件之後遭到官方介入而禁止，但是克列普林所屬的政治團體並未放棄。1916年，他參與的團體，公開支持海軍上將鐵必制（Alfred von Tirpitz, 1849-1930）的無限制潛艇戰策略，並且主張快速擊敗英國。不過，他很快發現：自己的想法，在政治圈內反而會受到更多限制，而且政治圈也有其異於科學界的遊戲規則，於是又很快地抽身而退。

1919年前後，德國出現威瑪共和體制，德皇遜位，中、下階級力量興起，菁英或貴族的統治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德國的中產階級，普遍對於未來有著不安、惶恐的看法。大眾社會的興起、平民的參與，在現代已經視為理所當然，但在當時卻常常被認為是一種威脅。而克列普林所在的慕尼黑，甚至成為武裝革命分子最活躍的地區。

克列普林在1919年慕尼黑共黨革命遭到鎮壓之後，立即在政論期刊中發表一篇文章，題為〈對於當代事件的精神醫學觀察〉，表達他對於菁英政治的留戀、對於大眾參與的反對。他認為共和體制的革命做法，是一種非理性的行為，這和他作為一位科學家，遵循理性、合乎自然法則的立場，大相逕庭。克列普林似乎也暗示：菁英政治才是合乎社會選擇的方法，大眾參與則會讓許多不理性、退化的人，介入公眾領域，似乎又反映他對於退化學說的接納程度。克列普林先提到：

在德國人民身上發生的諸多重大事件，已經侵襲到人們內心的根基。群眾行為所呈現的症狀，如果以傳統的角度來衡量，是相當陌生而且不可置信的。這些改變完全超越了公眾情感與慾望的預期發展之外。

克列普林認為，民族精神（Volksseele, collective psyche）產生了變化，而革命行為就是社會受衝擊產生的歇斯底里症（hysterical disorder）：

對民族精神的各種持續且強力的壓力，終究爆發巨大的力量，這些盲目的憤怒，不再受到理性力量的控制。在精神醫療實務中，這些行為對應的就是歇斯底里狀態。當情緒衝擊逐走了冷靜，清醒的判斷與果決的行為，被內在張力而釋放出來的驅力所替代，這些症狀就出現了。

從克列普林對於社會階級變動的詮釋，可以看到他對於遺傳或是生理性質的重視。具有統治地位，是源於原本就具有的某些統治特質。正如他也批評威瑪共和的領導者，以及共和體制下的政治制度。他認為：

某些階級是否能上升到穩固與領導的位置，必須在生存鬥爭的一開始，就展現出特殊氣魄。鬥爭，使他們得以穩固較優越的地位。我們可以假設，這些正面特質，是遺傳而來；來自於某些古老家族，以便其後代在幾個世紀之後，可以保留某些當初使他們獲得優越地位的特質，來保衛他們後代所擁有的位置。另一方面，很明顯地，較低階級的先祖們，一般而言，並沒有特質可以保衛自己的卓越成就，因此也無法遺傳下去。

不過，克列普林也不認為自己是統治貴族，他傾向的應該是菁英政治，容許部分階級流動的菁英政治：

相反地，在社會各層面也持續而活躍地發生交替現象。我們看到古老與著名的家族的後代，失去他們原本的能力，而被普羅大眾所吞噬。相對地，沒有顯赫家世，卻充滿生命活力的階級，也常常存活下來，出現新而成功的特質。具有這種特質的人們與他們的後代，也取得位置與影響力。

克列普林於1926年寫完第九版教科書第二卷的〈前言〉後，因為心臟病或是肺炎，在同年十月七日過世。研究機構在納粹統治期間，被德意志第三帝國官方的威廉皇帝學會（Kaiser Wilhelm Society）接收。

克列普林生長在德國，1933年納粹政府贏得選舉執政，反猶太種族主義興起，早發性癡呆被認為是退化的疾病，就像被視為退化、貪婪的猶太人一樣，必須趕盡殺絕，才不會造成全體人類的退化。克列普林已於1926年病逝，當然無法避免他的理論或觀察被誤用在種族論者的偽科學中。我們無法揣測克列普林如果活在納粹統治下，會如何反應，不過他應該慶幸：自己免於表態，或是陷入政治運動中。納粹時期的德國精神科醫師，忙碌於迎合反猶太人的氣氛，把精神病患（不只限於罹患早發性癡呆）當成退化的人類，施與絕育手術，或是送到煤氣室中，造成將近三十萬精神病患死亡。戰後，許多精神科醫師流亡、受審或是自殺。德國精神醫學已經大傷元氣。十九世紀的精神醫學，可以說是德國人的世紀，到了二次大戰後，重心就移轉到美國了。

1995年，英國精神醫學院教授麥可．雪菲德（Michael Shepherd,1923-1995）發表一篇評論克列普林的文章，讓原本將克列普林認定為現代精神醫學之父的學界，激起不少討論。雪菲德指出，我們所熟知的，是一位對精神疾病分類做出貢獻的臨床醫師；一位重視疾病長期病程，奠立現代精神疾病病史歸納、蒐集的學者。但是，我們卻不知道，他在遺傳學、社會觀察與當時德國政治上的立場，也不知道他是退化學說的擁護者。雪菲德認為：在這位對精神醫學貢獻頗多的人身上，還有那麼不為人知、甚至充滿爭議的一面。德國學者恩斯通（Eric J. Engstrom）則認為，主張克列普林是種族衛生主張者或是親納粹分子，或許都還言之過早。但是，克列普林卻反映了當時許多德國菁英主義者的心態，對民主制度充滿不信任。在遺傳學上，他是一位新拉馬克主義者，主張後天習得的文化與社會因素，都會遺傳到下一代。這樣的立場，其實也反映在他力主酒癮會影響國民體質，努力於建立可以光耀祖國的精神醫學研究機構上，他的觀念與行動具有一致的想像。

正如雪菲德引用其師長—著名的英國精神科醫師歐畢．路易斯（Aubrey Lewis, 1900-1975）爵士所提出的疑問：「精神科醫師可以將自己的世界觀（Weltanschauung），與科學醫學工作，保持多遠的距離？」

路易斯其實也提出他的回答：

在精神醫學裡，沒有人可以不具有哲學立場，只是，它通常不是清晰呈現，反而是隱微難見。這個議題應該受到更多重視。哲學影響、社會影響、宗教影響、意識型態影響，都在形塑精神科醫師的心智表現時，扮演角色。當我們試圖建立一門真正健全的精神醫學科學學科時，我們必須承認這些影響，而且納入估算。

作者是國內少數司法精神醫學的專家，長期投入刑案精神鑑定領域。臺北艋舺人。1989年高雄醫學院醫學系畢，2007年獲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碩士學位。於臺北市市立療養院接受精神科專科醫師訓練，2015年出任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院長，2023年卸任。主要從事一般性精神科臨床工作及司法精神鑑定。現任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理事長。著有《以瘋狂之名：英美精神異常抗辯史》，爬梳精神醫學歷史，追本溯源、深入淺出地探討許多具有指標意義的著名案例。另與周仁宇合譯《人我之間：客體關係理論與實務》（以上均由心靈工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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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那些無法輕易定罪的人：司法精神醫學的人性、倫理與犯罪思辨》
作者：楊添圍
出版社：心靈工坊
出版時間：202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