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人造饑荒：史達林製造的烏克蘭紅色煉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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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掩蓋真相

並沒有真正的饑荒，也沒有人死於飢餓，但因營養不良導致的疾病卻造成了大規模的死亡。

──沃爾特．杜蘭蒂，《紐約時報》，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我幾乎是個文盲，寫作方式也很簡樸，但我寫的都是事實；他們說，真理終將戰勝邪惡。

──彼得．德羅比爾科，蘇梅省，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三年，城市居民知道鄉村正在凋敝。共產黨和政府的領導人與行政官員也心知肚明。證據就擺在每個人眼前：火車站裡擠滿了農民、來自農村的報告不斷湧入、公墓和太平間裡悽慘的景象。毫無疑問，蘇聯領導層也對此一清二楚。一九三三年三月，科西奧爾致函史達林，信中明確提及饑荒（烏克蘭各省當時正在懇求中央委員會提供援助），他還預見情況會更糟，並寫道：「即使是飢餓也沒有讓農民學乖」，他們的春季播種依舊停滯不前。到了四月，他再次寫信指出，當時有大量民眾加入了集體農場：「饑荒發揮了很大作用，首先受創的是個體農民。」

然而，在蘇聯官方的世界裡，烏克蘭大饑荒就像當時更大範圍的蘇聯饑荒一樣，根本不存在。它沒有登上報紙，也沒有出現在公開演講中。無論是國家領導人還是地方官員都對此隻字不提──而且他們也永遠不會提及。一九二一年饑荒時期，蘇聯發出了引人注目且廣受響應的國際援助呼籲，相比之下，當局對一九三三年饑荒的回應，卻是全面否認蘇聯國內外存在任何嚴重的糧食短缺。他們的目的就是要讓這場饑荒徹底消失，彷彿它從未發生過。在電視、網路尚未普及，邊界與旅行尚未開放的年代，這樣做比在二十一世紀更容易實現。然而，即使在一九三三年，這次掩蓋真相的行動也需要無數人付出多年超乎尋常的努力才能達成。

對饑荒有計畫的刻意否認很早就開始了，甚至在最慘重的災情尚未來臨之前就已展開。從一開始，其幕後推手就設定了多重目標。在蘇聯境內，這場掩蓋真相的行動目的只有部分是為了欺騙蘇聯民眾，或者說，至少是針對那些對饑荒沒有第一手了解的人，儘管其效果可能不彰。謠言難以遏止，如同史達林深知的那樣，連在布爾什維克菁英的家庭內部也會流傳，甚至繼續傳播。然而，在饑荒爆發前的數年間，農民、官員、官僚等各階層人還曾頻繁發出大量抗議信件，但很快就銷聲匿跡了。蘇聯內部的一些軼事證據顯示，當年曾有人試圖控制寄給紅軍的郵件。瑪麗亞．邦達連科的弟弟是一位在高加索服役的紅軍士兵，他告訴姊姊，一九三三年沒有任何烏克蘭籍士兵收到來自家鄉的信件。他所在部隊的同袍最終找到了那些被截留的信件，他們直到那時才得知家人的遭遇。其他士兵在一九三二年或一九三三年完全沒有收到家書；有些人回憶說，他們的家人彷彿就此人間蒸發了。

當局對公開言論的管控則變本加厲。一位饑荒倖存者於一九三四年加入烏克蘭紅軍。在一次所有士兵都必須參加的「政治教育」課上，他向教官詢問了有關饑荒的問題，卻遭到嚴厲斥責：「根本沒有饑荒，也不可能發生饑荒！你再這樣胡說八道，就會被關十年！」一九三三年奉派前往農村協助收割作物的學生和工人，經常被直接警告不得談論他們所目睹的一切。出於恐懼，許多人選擇了服從。有人回憶道，我們被告知要「管緊我們的嘴巴」。這種沉默法則，人人都心知肚明：

在工作場所，沒有人提及饑荒或街上的屍體，彷彿我們都身處一場沉默的共謀之中。只有和最親近、最信任的朋友，我們才會談論來自鄉村那些駭人聽聞的消息……。當鎮上居民奉命前往鄉村協助收割，並親眼目睹了那些在城市街道上遊蕩，狀如鬼魅的活骷髏究竟來自何方時，所有的傳聞才得到證實。

公開談論饑荒的禁忌也波及到了醫療工作者。醫生和護士都回憶起，他們曾被告知要在死亡證明上「捏造死因」，或者將所有因飢餓致死的案例都記錄為「傳染病」或「心臟驟停」。

恐懼甚至影響了官員之間的通信。三月，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方政府的書記致函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抱怨大量因飢餓造成的浮腫和死亡案例未獲官方重視，原因是下級官員未能向上呈報：「即使只是對這類情況有所回應，都被視為違逆黨意，甚至該受譴責。」在一個案例中，連一個因飢餓而全身浮腫的村黨委書記，也因為害怕受到懲處而故意隱匿不報。

隨著緊急情況消退，官方的監控範圍也擴大到紀錄保管人員。一九三四年四月，敖德薩省領導層向所有地方黨委發出通知，警告他們在出生和死亡登記中存在「駭人聽聞的犯罪行為」：「在許多村委會中，這項工作實際上掌握在富農、彼得留拉幫凶、特殊流放者等階級敵人手中。」據稱是為了加強監督，敖德薩當局「毫無例外」地收回了所有村委會的一九三三年死亡登記簿，部分地區甚至追溯到一九三二年。哈爾科夫省也存在類似的命令，當地官員同樣以這些紀錄掌握在富農、彼得留拉分子和特殊流放人員等「階級敵對分子」手中為由，要求上繳從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三年底的所有死亡登記名冊。

事實上，這兩種文件都遵循相同的格式，這很可能是烏克蘭當局下達的命令，其目的都是為了銷毀饑荒的證據。儘管在省級和國家層級彙編的死亡人數仍保存在統計檔案中，但許多村級紀錄確實已被銷毀。來自日托米爾和切爾尼戈夫兩省的目擊者描述，他們村莊的死亡登記名冊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間消失了。在文尼察，斯捷潘．波多利安回憶說，他的父親曾被要求燒毀村莊的登記簿，並刪除所有提及飢餓的紀錄。

在最高層，則利用這場掩蓋行動約束黨員：它成了控制官員，甚至考驗他們忠誠度的手段。為了證明自己的忠誠，黨員必須接受並認可官方的謊言。哈爾科夫一位黨領導羅曼．捷列霍夫，正如他後來回憶的那樣，他自己竟然在一九三二年秋天，膽大包天地在史達林面前和公開場合使用「饑荒」一詞。這位蘇聯領導人的回應非常嚴厲：「你編造這個關於饑荒的謊言，以為能嚇倒我們，但這行不通！」史達林反而對他說：「去作家協會，寫些童話故事給那些白癡看吧！」兩星期後，捷列霍夫就被拔官了。

在隔年的黨代表大會講話中，可以找到對這起事件的回響。許多烏克蘭共產黨員在發言中提及「問題」或「困難」，卻極少使用「饑荒」一詞。他們當然知道饑荒正在發生，但為了自保，不得不遵守克里姆林宮的禁忌。正如我們從科西奧爾寫給史達林的信件中看到的那樣，「饑荒」一詞私底下仍在使用。然而，儘管沒有書面紀錄顯示相關當局曾下令禁止公開使用「饑荒」一詞，但其使用頻率之低仍令人震驚。與此相反，蘇聯官員使用委婉的語詞來應對。例如，當日本駐敖德薩領事曾經就饑荒提出正式詢問時，他甚至被告知「確實存在糧食短缺，但並無饑荒」。

罹難者更難以被抹除。即使屍體被埋葬在無名亂葬崗中，即使死亡登記簿遭到竄改，蘇聯的官方統計數據仍啟人疑竇。一九三七年，蘇聯人口普查局著手統計蘇聯人口，這項浩大工程為了配合中央的經濟計畫而變得迫切。然而，就在這個複雜的人口普查過程展開之際，蘇聯領導層開始對可能的結果感到焦慮，這涉及了數百萬人填寫表格。地方統計局的員工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被告知，「普查中的任何數據都不得公開發布」。而且，「原始資料也不得進行初步處理」。

即使如此，一九三七年人口普查的最終結果依然令人震驚。報紙此前曾大肆宣揚人口的成長和激增，聲稱在「我們為社會主義英勇奮鬥十年之後」，這是「我國工人生活水準大幅提高的證據」。統計學家不想因傳遞負面訊息而受到指責，因此也定期呈報人口成長的報告。一份初步報告確實曾謹慎地暗示，烏克蘭、北高加索和伏爾加地區的人口數量可能低於預期，但這份報告對此問題僅輕描淡寫帶過，「這些地區的富農對集體化的抵抗尤其堅決和激烈」。總體而言，預測是樂觀的。一九三四年，人口普查官員估計蘇聯人口為一億六千八百萬。一九三七年，他們的估計為一億七千萬，甚至可能達到一億七千二百萬。

當真實的人口數字最終出爐時，結果卻大相逕庭。蘇聯的總人口數為一億六千二百萬，這意味著（對於那些預期一億七千萬的人而言）大約有八百萬人「消失」了。這個數字差額包含了因饑荒死亡的人與其未能出世的孩子，也反映了饑荒年代真實的混亂景象：路旁奄奄一息，正在死去的農民，大規模的遷徙、驅逐，以及在包括公職人員在內，人人都在挨餓的村莊裡，根本無法維持準確的統計數據，這一切都使得人口普查員的工作難上加難。事實上，沒有人能確切知曉究竟有多少人死亡，又有多少人存活，無論相關數字是否納入統計。因此，普查員在統計人口時採取了比較保守的態度。

史達林非但沒有接受這個結果，反而廢止了這次人口普查。隨後，當局召開了多次會議，成立了多個專家小組。中央委員會的一項特別決議宣稱這次人口普查組織混亂、不夠專業，並且「嚴重違反了統計科學的基本原則」。《布爾什維克》雜誌則宣稱，這次人口普查「受到了卑鄙的人民公敵──托洛斯基－布哈林間諜和祖國叛徒的破壞，他們當時已潛入人民經濟核算中央管理局的領導層……人民公敵蓄意歪曲真實的人口數字」。

一九三七年人口普查的發布立即中止，結果也從未公開。統計學家們為此付出了慘痛代價。人口普查局局長伊凡．克拉瓦爾，當時居住在莫斯科最頂級的黨內宅邸──堤岸豪宅，他於九月被捕並遭槍決。他親近的同事也同樣被處死。鎮壓持續蔓延至哈薩克斯坦、烏克蘭以及俄羅斯各省，數百名基層人口普查官員被革職，甚至遭到逮捕和處決。遭受鎮壓的名單不僅包括直接負責人口普查的人員，還包括可能接觸到原始數據的統計學家。《蘇聯統計》期刊的基輔主編米哈伊洛．阿夫季延科於八月被捕，九月被處決。烏克蘭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亞歷山大．阿斯卡金也面臨了相同的下場。

到了十一月，一批全新的官員取代了這些人，他們每個人現在都已清楚意識到，產出準確的數字是極度危險的。隨後，一項新的人口普查被正式交付執行。這次史達林甚至沒有等待結果出爐，便搶先在普查之前宣告勝利：

在偉大社會主義革命的光輝照耀下，人口正以前所未有的驚人速度快速增長。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催生了新的行業。數以萬計的勞工，昨日還是技巧拙劣，今日已成為各生產領域的能手。昔日的斯達漢諾夫工人，如今已蛻變為技術員和工程師。數百萬曾靠微薄土地艱難度日的貧苦農民，已轉變為富裕的集體農民，社會主義豐收的締造者……全國人口普查必須展現人民生活中所發生的所有偉大變革，廣大群眾在文化和物質水準上的提升，以及工廠工人和辦公室職員專業技能的提高……

史達林如願以償：一九三九年三月，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最終人口統計結果尚未出爐，他就已大張旗鼓地宣布，蘇聯人口確實已達到一億七千萬。

之後，統計學家們便找到了使數據與官方說辭相符的方法。他們調整數據，以掩蓋蘇聯北部和東部地區龐大的囚犯數量，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間是古拉格大規模擴張的時期，當然，也是為了掩蓋饑荒造成的嚴重破壞。超過三十五萬居住在其他地區的人口普查表格被歸入烏克蘭。另有三十七萬五千名死者的名額被分配給哈薩克斯坦。除了竄改總數，人口普查員還抹除了一些少數民族和族裔群體，並調整了民族混居地區的人口比例，以迎合蘇聯的政策。總體而言，他們至少將人口總數誇大了百分之一。在此後的數十年裡，一九三九年的人口普查一直被吹捧為統計研究的典範之作。

隨著一九三九年人口普查的發布，大饑荒不僅從報紙上銷聲匿跡，也從蘇聯的人口統計學、政治和官僚體系中徹底消失。蘇聯政權從未保存任何關於饑荒罹難者、他們的生活或死亡的紀錄。直到蘇聯解體之前，該政權都堅決否認有任何人餓死的事實。

暴力、鎮壓和人口普查的造假，成功地在蘇聯境內平息了關於饑荒的討論。然而，要在國外掩蓋饑荒真相，則需要不同的策略。在蘇聯境外，資訊的控制並不容易。資訊確實跨越了國界，人員亦然。一九三三年五月，利沃夫（當時該城市屬於波蘭）的一家烏克蘭報紙刊登了一篇文章，譴責饑荒是對烏克蘭民族運動的攻擊：

茲布魯奇河東岸（邊界）如今儼然成了一座真正的軍營，即使在夜間，平民也難以像戰時那般跨越。最近設法跋涉渡過茲布魯奇河的難民向我們透露……他們抵達時形如骷髏，因為那裡的饑荒慘絕人寰。就連狗都被宰殺，而今日集體農場的奴隸們竟以狗肉果腹，因為在富饒的烏克蘭，麵包和馬鈴薯都已不可得。

其他消息則來自合法越過邊境的官員和領事，以及從港口寄出、托旅人捎帶或審查員未攔截到的信件。德裔居民寫信給在美國和德國的個人，有時是親戚，有時是他們宗教社群中不知名的領袖：「遠在德國的敬愛的父老兄弟們，我這名身在俄羅斯，擁有德國姓氏之人向您們懇求……我請求您們的指點與援助，並向您們傾訴我悲痛欲絕的心情。」另有一些信件輾轉送達加拿大。

這些信件以及少數難民確實產生了影響。就在饑荒蔓延之際，海外的烏克蘭人便開始以和平或其他方式進行抗議。烏克蘭裔的政治人物在波蘭議會的會議上提出了饑荒問題，並在烏克蘭語媒體上撰文報導。一九三三年十月，波蘭境內一個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的成員米科拉．萊米克在利沃夫殺害了蘇聯領事的祕書。在波蘭法庭的審判中，原本意圖殺害領事本人的萊米克將這起謀殺描述為對饑荒的復仇行動。當月底，波蘭的烏克蘭社群曾試圖發起大規模示威遊行以抗議饑荒，但因波蘭政府擔心會引發更進一步的暴力衝突而遭到阻止。

大約在同一時期，在地球的另一端，一個於一九三三年五月成立的組織，烏克蘭裔全國委員會在加拿大溫尼伯發起了街頭示威，並致信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信中附有一份關於饑荒的目擊者證詞。在溫尼伯烏克蘭教堂舉行的一次集會上，僑領們公開朗讀了來自烏克蘭的信件，信中懇請公眾協助烏克蘭「脫離」蘇聯。布魯塞爾、布拉格、布加勒斯特、日內瓦、巴黎、倫敦和索菲亞等城市的烏克蘭人成立了行動委員會，儘管成效不彰，但他們致力於宣傳饑荒並向飢餓的人們提供援助。

消息也經由天主教會傳播出來。在波蘭，烏克蘭希臘正教神父於一九三三年為饑荒罹難者募款，舉行了哀悼日，並在烏克蘭教堂和烏克蘭文化機構普羅斯維塔的地方辦事處懸掛黑旗。波蘭和義大利外交官，以及在蘇聯境內有聯絡管道的神父們，也向天主教會高層發出了警示。梵蒂岡最早於一九三三年四月收到一份關於饑荒的書面描述，這是一封經由俄羅斯新羅西斯克港偷運出來的匿名信件。八月，第二封匿名信從北高加索輾轉送抵羅馬。教宗庇護十一世下令將這兩封信刊登在梵蒂岡報紙《羅馬觀察報》上。同月，維也納總主教，樞機主教英尼策發出了一項令人憂心的呼籲。他譴責發生在俄羅斯以及「蘇聯境內的烏克蘭地區」的饑荒慘狀：

（這些情況）還伴隨著諸如殺嬰和人吃人等駭人聽聞的大規模飢餓現象……現已證實，即使在新的收穫季節，這場災難依然持續。四個月後，它將達到一個新的高峰，屆時又將有數百萬人喪生……倘若我們坐視不理，任由這種情況持續下去，將會加劇整個文明世界對俄羅斯大規模死亡事件的責任。這意謂我們將背負著這樣的罪責：在世界許多地區幾乎被過剩的小麥和糧食所淹沒之時，俄羅斯卻有人在忍飢挨餓。

之後，英尼策收到了一份非比尋常的證據：由在哈爾科夫一家工廠工作的奧地利工程師亞歷山大．維納伯格拍攝，並祕密攜帶出境的二十多張照片。這些照片保存在維也納教會教區檔案館中，至今仍是在烏克蘭拍攝，關於一九三三年饑荒受害者唯一經證實的照片（圖26～39）。照片呈現了路旁飢餓的人、空無一人的房屋以及亂葬崗，無庸置疑地揭示了這場悲劇的規模。然而在一九三三年，梵蒂岡及其領導層所面臨的問題並非證據，而是政治考量。梵蒂岡內部爆發了一場辯論：一方主張向蘇聯派遣饑荒救援團，另一方則力主外交上保持謹慎。最終，主張謹慎的意見占了上風。儘管梵蒂岡持續收到關於饑荒的資訊，但羅馬教廷在公開場合大多保持緘默。此外，希特勒於一九三三年一月贏得選舉，構成了一個棘手的政治困境：梵蒂岡高層擔憂，若對蘇聯饑荒發表強烈措辭，恐將使外界認為教宗偏袒納粹德國。

作者為普立茲獎得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院資深研究員、《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並長期為《紐約書評》撰稿。
長期關注蘇聯歷史和東歐局勢。著有《鐵幕降臨》，該書榮獲坎迪爾歷史獎並入圍美國國家圖書獎決選；另有《古拉格：一部歷史》，榮獲普立茲非虛構作品獎，並入圍另外三項重要文學獎決選。最新著作為揭露21世紀專制政權網路的《獨裁者聯盟》。
現居波蘭，與波蘭政治家丈夫拉多斯瓦夫．西科爾斯基及兩名子女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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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人造饑荒：史達林製造的烏克蘭紅色煉獄》
作者：安愛波邦（Anne Applebaum）
出版社：貓頭鷹
出版時間：202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