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銀河的一票》的東京都知事選戰劇，看正在發生的台北市長選舉

148

⊙詹氏

隨著台北市長選舉逐漸升溫，關於台北這座城市未來模樣的討論，頻繁出現在大眾視野之中。沈伯洋候選人近期舉辦「市長，你給我聽好了」活動，透過線上互動平台與線下公民對談，試圖從每一個人的每一天，微觀看待台北這座城市。通勤時間、居住成本、兒虐問題、高齡長照乃至運動空間，都將決定市民生活得好不好。當每個人對生活抱持不同期待，城市的「幸福」自然也很難只有一種答案。

這也讓筆者想起今年播出的日劇《銀河的一票》。同樣以首都選舉為背景，故事將舞台放在東京都知事選舉，始終圍繞著一個問題：「真正的幸福」究竟是什麼？當處境、需求與生命經驗各不相同的人共同生活在一座城市裡，政治該如何回應「每一個人的幸福」？

宮澤賢治留下的幸福之問

劇名中的「銀河」，致敬宮澤賢治的《銀河鐵道之夜》。這部作品自 1924 年開始書寫，此後歷經多次修改，其創作也與宮澤長年生活的岩手密不可分。當時的日本正處於大正民主後期，要求擴大選舉權與政治參與的聲音日益高漲。另一方面，戰後恐慌與關東大震災留下的經濟社會不安仍未消退，隔年男子普通選舉法與《治安維持法》更先後成立，民主參與的擴張與國家對政治思想的控制，幾乎同時發生。

相較於東京劇烈變動的政治與社會環境，宮澤長年生活的日本東北農村，則反覆受到歉收的困境。他雖然出身條件相對優渥的家庭，成年後卻投入農業教育與農民生活。這些經驗也使他對「幸福」的思考，圍繞於個人的生存、他人的苦難與犧牲，以及在追求自身幸福的同時，該如何面對他人的不幸。

這種對幸福的思考，透過《銀河鐵道之夜》中喬凡尼與卡帕內拉的銀河旅程體現出來。喬凡尼出身貧困，父親長期不在家，母親臥病，自己必須工作維持家計，也承受同儕的排擠。銀河祭之夜，他意外與好友卡帕內拉搭上一列穿越銀河的火車，沿途經歷不同的冒險。直到喬凡尼獨自醒來，才得知卡帕內拉為了救落水的同學而溺斃，兩人的銀河之旅其實是最後的告別。

死亡、離別與犧牲帶出「真正的幸福」的追問：一個人的幸福是否可能建立在他人的不幸之上？又願意為了他人的幸福付出到什麼程度？宮澤始終沒有給出明確答案。到了 1926 年的《農民藝術概論綱要》，他進一步寫道：「在全世界都獲得幸福以前，個人的幸福不可能存在。」個人的幸福被放進更大的共同體之中，而這句話到了近百年後，也成為《銀河的一票》這部劇裡，反覆提及的話，試圖透過政治來找答案。

《銀河的一票》中政治人物宣稱自己要讓東京這座城市變得更好，進而以東京為日本的示範城市，促使讓整個國家更好。然而，這個「更好」究竟是誰定義的？

劇名中的「銀河」與「一票」也在此產生了呼應：浩瀚的銀河由無數星星構成，劇中也將每一個人比作其中一顆發光的星。一座城市看似龐大，卻是由一個個生活其中的人組成，而每個人手中的一票，則共同決定了這班城市列車將駛向何方。

不同階級、家庭結構與生活條件的人，需要的東西未必相同，有限的預算與資源更意味著執政者勢必面對取捨。宮澤可以把「全世界的幸福」作為接近宇宙無限的理想，政治卻必須將它轉化成具體決定。

政治冷感下，如何讓政治走回選民眼中？

長久以來，自民黨在日本政治中占據主導地位，而泡沫經濟破裂後的長期經濟停滯，也伴隨著年輕世代政治冷感，造成低投票率。對許多人而言，政治成為政黨與菁英運作的場域，投票與自己的日常生活之間，似乎隔著一道鴻溝。《銀河的一票》處理這種政治冷感時，並沒有如政治劇常見，訴諸熱血演講或民粹口號來喚醒選民，而是返璞歸真，讓政治重新回到「生活」。

劇本沒有抽掉權力鬥爭的戲劇性，派系運作、政見攻防與選戰口水依然構成故事主線，但作品花費更多時間描寫那些瑣碎的拜訪、傾聽與對話。以主角「茉莉」為核心的候選人團隊，關注的是極其細微的生活：導盲磚是否被臨停車輛占用、影響視障者通行，也透過一對一的座談，實際聆聽無業者、育兒女性與身障者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困境。

這些看似屬於個人的生活難題，背後往往牽涉制度與城市設計，也直接影響一個人能否安心生活。這一點與沈伯洋此次台北市長選舉提出的「台北順起來」頗有呼應：一座城市是否宜居，未必只體現在大型建設上，那些每天反覆遭遇、看似不起眼的「不順」，構成人們對城市最直接的感受。

它展現了一種「底層向上」的政治哲學，即政策必須源自於對真實痛苦的感觸。精準地回應了現代政治的困境：人民的政治冷感，源於政治無法回應人們生活中的切身苦痛，更遑論那些隱身於政策邊緣、往往有苦難言的「沉默多數」。

政治不再是菁英對大眾的號召，應把大眾的真實需求轉化為治理的動力，有別於以往政治劇的敘事重心移轉，讓劇中本殘酷的選戰，有了前所未有的溫度。這種由下而上的流動，也恰好與此刻台北逐漸吹起的暖「洋流」形成有趣的呼應。

雖然台灣的政治環境與日本並不相同，但台北這座城市同樣存在長期形成的政黨版圖與投票慣性。從馬英九、郝龍斌，到柯文哲兩屆執政，再到蔣萬安，台北的選舉既有相對穩定的政治結構，也曾出現打破既有藍綠格局的選擇。隨著 2026 年市長選戰逐漸升溫，沈伯洋試圖以「改善日常」為訴求，重新連結政治與市民。這樣的選戰路線能否撼動既有的投票慣性，也成為這場選舉值得觀察的一環。

國家理性、菁英代議與生活政治的博弈

劇中關於何為「幸福」的思辨，最終集中在主角「茉莉」、茉莉的父親、政治對手「流星」，所代表的三種不同的治理視野中。

茉莉父親思考政治，首先考量的是國家。面對和平、安保與「解釋改憲」等問題，他熟悉權力運作的限制，也認同政治必然伴隨妥協。他未必完全代表陳腐的舊政治，更像是一個深諳體制，歷經政治現實磨練的資深政治人物。只是當視野長期停留在國家宏觀穩定之上，國民個人的生活改善，容易被放到較後面的位置，認為先有國家的穩定，才有個體的幸福。

「流星」則代表菁英代議政治。他相信人民透過選舉將權力交給政治人物，而政治人物既然擁有更完善的專業幕僚，就有責任做出超越個別民意的判斷。因此，流星與茉莉對民主的理解，分歧落在「代表」的意義上：對流星而言，選票意味著人民將判斷與決策的權力交給政治人物；茉莉則認為，取得授權之後，政治人物仍需要持續傾聽不同人的心聲，才能知道一項政策究竟解決了誰的問題，又遺漏了哪些人的需求。

因此，流星後來也意識到專業有其視野的侷限，一個人不可能親身經歷貧困、育兒、照護、身心障礙等所有處境，當這些經驗無法進入決策過程，再完整的政策仍可能留下盲點。《銀河的一票》沒有因此否定專業治理，或將「人民的聲音」視為永遠正確的答案。流星最終雖贏得選舉，卻邀請茉莉團隊進入治理，讓選舉期間彼此競爭的兩種政治視野，在選後有了合作的可能，也將選戰中的「誰勝誰負」，進一步帶向「如何跨越黨派共同治理」的問題。

掌握權力之後，還記得當初為何出發嗎？

《銀河的一票》走到最後，留下的另一個問題，或許比誰應當選更難回答：一個人進入政治之後，還能不能記得自己的初心？

茉莉、流星與父親之間的差異，也可以從「初心」來理解。

茉莉一直相信宮澤賢治所說的「在全世界都獲得幸福以前，個人的幸福不可能存在」，後來我們才知道，這句話原本也是父親的座右銘。父女並非從一開始就站在政治光譜的兩端，父親也曾經相信政治可以讓更多人幸福，只是在漫長的權力運作與現實妥協之中，手段逐漸改變，最後與初心漸行漸遠。

流星則處在兩人之間，他熟悉茉莉父親的政治方式，也曾相信唯有掌握足夠的權力，才能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到了選舉最後，他選擇公開兩人密談的錄音，即使可能因此失去選舉，也決定回到自己踏入政治時所相信的誠實與原則。

茉莉的變化則早在第一集那套粉紅色西裝裡留下伏筆。她知道政壇中的男性喜歡什麼，也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外貌與性別取得好感，因此在拜訪政治人物時，刻意穿上自己認為「那些大叔會喜歡」的粉紅色西裝。

然而，那件衣服原本也是她因為自己喜歡、覺得適合才買下的。在政治世界待得太久，她甚至逐漸分不清楚，哪些是自己的喜好，哪些又是為了迎合他人的期待。這種偏離也不只發生在外表上，隨著選戰愈趨激烈，她一度開始採用父親擅長的政治操作，甚至使出自己過去未必認同的選戰手段。當「贏得選舉」逐漸凌駕於「為什麼參選」，她與父親之間原本清楚的界線，也開始變得模糊。

到了最終，她再次穿上同一套粉紅色西裝，也重新確認自己究竟想成為什麼樣的政治人物，真誠面對自己的選擇開始，再將這份相信延伸到政策之中。

有趣的是，相似的問題也出現在此刻的台北市長選舉。前主播李四端近期專訪沈伯洋時，以柯文哲執政前後的轉變為例，質疑：「如果當選，怎麼保證你不會分心、不會前後走樣？」沈伯洋回答，如果成為台北市長，就會專注市政，不會一邊擔任市長、一邊思考人生的下一步；他也表示，自己的公開言行可以一路回溯檢驗，並以「知行合一」形容自己的信念。

這大概也是所有政治人物都很難事先證明的問題。承諾可以在選舉時說出口，進入權力之後會成為什麼樣的人，卻只能交給時間檢驗。《銀河的一票》沒有把茉莉寫成從未妥協的理想主義者，也沒有把父親簡化成天生迷戀權力的反派，而流星同樣曾在權力與原則之間面臨抉擇。三個人都曾懷抱自己的政治理想，最後卻在一次次現實的選擇中走向不同的位置，也共同指向一個問題：當堅守初心必須付出代價時，最初的信念究竟還有多少力量，足以支撐一個人保持自我？

宮澤賢治沒有替喬凡尼回答「真正的幸福究竟是什麼」，《銀河的一票》同樣沒有替政治找到一個永遠正確的答案。銀河由無數顆星構成，城市也由無數個生活其中的人組成，每一張選票背後，都有各自對幸福與生活的期待。政治人物能做的，或許是在一次次現實的取捨之中，仍記得自己為何出發，也沒有忘記，當初究竟是為了哪些人而走進政治。

作者期許自己有一套瞻視電影的方式，行銷與文字工作者。第三屆金馬亞洲電影觀察團成員、第46屆金穗獎影評人推薦獎評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