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志銘
二〇二六年深秋,台北的街頭已染上一層微涼的秋意。在這座承載著無數歷史記憶與政治更迭的百年都城裡,十月三十一日那天的電視辯論會,無疑為今年的台北市長選戰留下了一幅極具張力且充滿幽微隱喻的歷史定格。
辯論台上的聚光燈打在兩位候選人身上,毋寧照出了兩人迥異的性格底色,同時也反映台灣當代政治文化的深層結構。在這場可能是選戰中唯一一次的電視交鋒裡,我們看到了一個令人深思的奇異光景:現任市長蔣萬安彷彿穿上了中世紀的厚重鎧甲,手持長矛,將所有的火力與視線死死鎖定在挑戰者沈伯洋一人身上,將其視為這場戰役中唯一的假想敵;然而,沈伯洋的目光卻似乎穿透了眼前的對手與攝影機的鏡頭,他的對話對象,反倒是螢幕背後那兩百多萬名安靜卻真實呼吸著的「全體台北市民」。
這不只關乎辯論技巧上的選擇,亦為審視二人之間「視野」與「格局」的根本差異。其中一個將政治舞台縮小為兩人對決的羅馬競技場,試圖駁倒對手、操弄仇恨;另一個則將辯論台無限延伸至台北市的每一條街巷,試圖與這座城市的靈魂展開對話。透過這場首都市長的辯論,我們或許可以剝開表層的政治喧囂,去探問台灣傳統競選的「辯論文化」究竟出了什麼問題,以及沈伯洋藉由以柔克剛的「水之哲學」,又如何為這座城市的政治環境注入一股久違的新氣象。
競技辯論的迷惘與失語:當語言的利刃失去人性的溫度
要理解蔣萬安在這次辯論會上的進退失據,我們必須先對台灣政治圈長年積累的「競技辯論文化」進行一番深層反思。近年來,蔣萬安的發言屢屢被外界譏諷為過度依賴市府研考會主委殷瑋及幕僚的講稿,甚至被冠上「蔣稿機」、「殷瑋答」的綽號。這種現象的背後,其實折射出一個嚴肅的哲學危機:當校園競技辯論的邏輯,被原封不動地移植到真實的政治治理時,它所帶來的往往不是真理越辯越明,而是政治靈魂的抽離與失語。
準確來說,競技辯論有用的地方,往往只限於比賽本身。在裁判的計分表下,辯論過程是一場不容許退讓的零和遊戲,它要求參與者在短短幾分鐘之內,用最犀利的言辭、最刁鑽的邏輯陷阱(諸如辯論會上那些瑣碎至極的市政細節提問)去壓制對手。然而,當那些辯論技巧被套用在公共議題、科學、工程、都市經營等任何一個充滿現實感受的領域時,它只會帶來混亂,而沒辦法解決任何實質問題。
辯論的形式,在某種程度上鼓勵了參與者迴避道德的責任,它不允許你對沉重的議題顯露人性的兩難。在辯論台上,三分鐘的時間請你論斷一段複雜的歷史、一種無奈的人生、甚至是一座城市的靈魂,你一有遲疑、一有悲憫,在競技的邏輯裡就是你輸。這本質上,即是對於膚淺智能的極致吹捧。
蔣萬安的幕僚團隊顯然深陷於這種競技辯論的迷思之中。他們耗費數日閉門演練,為蔣萬安準備了夸夸其談、抹黑與攻擊對手的講稿,企圖將沈伯洋過去十幾年的學術探討斷章取義,塑造成不懂市政的外行人。但他們沒有意識到,現任首都市長在台上表現得越是盛氣凌人、越是為了逞口舌之快而不惜公然說謊(譬如宣稱「重大食安事件親自掌握」,事實上卻在食安委員會15次會議缺席11次,缺席率高達73%;乃至於寶林茶室中毒案宣稱「要讓業者跑不了」並讓受害家屬獲得賠償,但由於市府未即時假扣押、業者早已脫產,導致350萬元罰鍰追討與部分家屬求償仍未完全解決),就越是凸顯出其內在核心思想的空洞。
民眾在電視機前看到的,只是一個失去自信、只能依靠幕僚餵養攻擊詞彙,試圖透過貶低對手來掩飾自身焦慮的「辯論機器」,而非一個熟悉市政的決策者。這種缺乏真實溫度與同理心的展演,注定會在選民心中留下難以抹滅的負面印記。
歷史的幽微倒影:1998年那場不辯之辯與「繞遠路」的智慧
將視角拉回歷史的長河,台北這座城市的選民心理,其實早已在過往的歲月裡留下了清晰的伏筆。歷史總是以驚人的相似度重演,只是角色的劇本發生了置換。
回顧二十八年前,一九九八年的台北市長選戰。當時的市長陳水扁挾著高達七成的施政滿意度,市政能力之強、魄力之大,堪稱一時之選。在那一年的辯論台上,陳水扁的詞鋒猶如銳利的刀刃,幾乎在氣勢上完爆了當時的競選對手馬英九。針對辯論技巧與施政細節的掌握,陳水扁無疑是那場競技中的勝利者。
但為什麼最後的結果,卻是馬英九贏得了勝選?這背後隱藏著台北市選民(尤其是龐大的中產階級)一種極其幽微的集體心理。經歷了長期的政治動員與社會對立,當時的台北市民對於那種過度強勢、宛如戰狼般不留情面的「吵架王」風格,已經感到深深的疲憊與反感。馬英九適時展現出的溫和、節制,即使在辯論台上顯得有些居於下風,卻恰好接住了選民渴望「平靜、不吵架」的心理寄託。
沈伯洋無疑是一位深諳台北人性格與歷史脈絡的學者型政治家。他非常清楚,如今的台北市民,最需要被說服的對象,正是那些希望台灣選舉氛圍可以不要再吵架、渴望回歸理性生活的中間選民。因此,面對蔣萬安陣營的狂轟猛炸,沈伯洋選擇了相當節制的態度,他沒有出重手抨擊蔣萬安,也沒有扮演一個說話咄咄逼人的攻擊者。
沈伯洋深知「最短的捷徑就是繞遠路」的道理。在選舉膠著的泥巴戰中,與對手互罵、硬槓看似是最快博取聲量的捷徑,但那樣只會激化對立,致使流失那些懸而未決的中間選民。最強的反擊,就是不跟對方硬槓。沈伯洋選擇繞開那些充滿惡意的政治口水,將焦點重新拉回到「人」的身上去聚焦。他透過一九九九市民專線的數據資料、透過站上街頭的市民肥皂箱,去蒐集、傾聽廣大民眾真正關注在乎的日常痛點。從最微小的生活議題去突圍,這是一條不分藍綠白橘、不落窠臼的艱辛道路,卻也是唯一能真正走進市民心裡的康莊大道。
大國者下流:柔弱勝剛強的新型態政治修養
這場選戰中最具哲學思辨意味的插曲,莫過於十月二十六日那場關於「上流與下流」的個別論述。當蔣萬安的支持者以帶著階級傲慢的語氣,批評沈伯洋的洋流是「下流」,而蔣萬安才是「上流」時,沈伯洋並沒有動怒,反而以極高EQ援引《道德經》智慧給予了最優雅的反擊:「水原本就往低處流,並且流到每一個巷弄、傾聽每一個人的聲音。」他更以「大國者下流」喊話:「不怕下流,只怕不流」。
老子有云:「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這確實是顛撲不破的聖明之理。《道德經》中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一樣,它善於滋養萬物卻不與萬物相爭,總是願意處在眾人所厭惡、忽視的低窪之地,所以它最接近「道」的本質。
這正是沈伯洋在此次選戰中為台灣選舉文化注入的新氣象——「水之哲學」。
對照蔣萬安陣營自詡的「上流」,恰恰反映了他們長期居於廟堂之高,遠離基層民間疾苦的菁英傲慢。他們將政治視為高高在上的統治與施捨;然而沈伯洋的「下流」,卻是將政治工作者的姿態完全放下,如流水般滲透進城市的每一條暗巷、每一道裂縫,去承接那些鰥寡孤獨廢疾者的無聲嘆息。
沈伯洋是一位擁有大智慧的人,他絕對想得更遠、看得更遠。他知道,一個城市的偉大,不在於首長在電視上唸出了多麼華麗的數據,而在於這個城市如何對待它最脆弱的子民。因此,他在結辯時引用了《禮運大同篇》的「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將千年前的儒家理想,化作他對台北市的溫柔承諾。
正由於蔣萬安的幕僚團隊陷入了「競技辯論」的迷思,以為把對手問倒、在台上展現出強勢與鄙夷的姿態就是贏了;殊不知在真實的政治世界裡,選民需要的並不是一個在台上逞口舌之快、背誦幕僚講稿的「政治戰狼」,而是一個懂得人性兩難、有血有肉的真實領導者。相較之下,沈伯洋深知「贏得辯論不等於贏得選舉」,他要贏的是選民的心,而不是辯論台上的一時勝負;反觀蔣萬安的幕僚團隊,卻為了解決眼前的民調焦慮,餵給他一帖名為「仇恨與詭辯」的毒藥。
這場辯論會,很可能成為這場台北市長選舉最終勝負的關鍵分水嶺。沈伯洋在這次選戰中展現的,其實是超越選舉策略之外、一種久違的「政治修養」。他用《道德經》的智慧告訴全台北市民:真正的強大,並非在辯論台上張牙舞爪、不可一世;真正的強大,是要像流水一樣,溫柔地承接住這座城市裡每一個微小而真實的聲音。
誠如沈伯洋在辯論裡引述作家蔡康永的那段金句:「不用管哪個候選人贏,你要管你有沒有贏,當你把票投給你想要的生活方式的時候,你就贏了。」這場首都選戰,從來不只是兩位候選人權力的零和博弈,亦為台北市民對自身未來生活方式與政治價值觀的一次重大選擇。當我們走進投票所、投下的不僅是一張選票,同時也是對於這座城市未來究竟應該充滿仇恨與傲慢、抑或該如水般包容與溫柔的最終答卷。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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