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我的應許地:以色列的榮耀與悲劇
作者:亞瑞.沙維特(Ari Shavit)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時間:2018年1月4日
以色列知名記者與評論家亞瑞.沙維特(Ari Shavit)的《我的應許地:以色列的榮耀與悲劇》(My Promised Land: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Israel,中譯本八旗文化)是一本描繪這一百年猶太復國主義者(Zionist)帶有悲傷與榮耀的故事。沙維特來自知名猶太復國主義家庭的後代,年輕時參與反對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West Bank)建立屯墾區的社會運動。在擔任《國土報》(Haaretz)記者期間,沙維特撰寫許多批判以色列政府對待巴勒斯坦人不公的文章。這本書在2013年出版後,成為美國的暢銷書籍,得到許多大報的好評與榮獲諸多獎項。
這本書很有份量(五百多頁),共分成十七章,時間範圍橫跨百年,從1897年歐洲的猶太復國主義者造訪以色列(Land of Israel)土地開始談起,最後談到對今日以色列國內外局勢的看法。從這本書中,可以看到沙維特顯露出對以色列的強烈認同情感,但又看出他對以色列失去以往猶太復國主義立國精神的憂心。
沙維特引用大量的採訪資料,訪問不同群體的代表人物,呈現以色列社會內部的多樣性。透過他細膩的書寫與同情的理解,有助於讀者了解不同成長背景的猶太人故事。既使如此,該書內容仍是環繞猶太復國主義的論述方式。在閱讀完《我的應許地:以色列的榮耀與悲劇》之後,我認為沙維特想跟讀者傳達三個重要觀點,但這些觀點未必完全得到其他猶太學者的認同。
首先,沙維特將19世紀的歐洲反猶思潮(Antisemitism)、第二次大戰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Holocaust)與以色列建國的必要性連結在一起。然而,未必所有的猶太學者都同意這種猶太復國主義的歷史書寫方式(Zionist Historiography)。例如Israel Shahak認為猶太復國主義者刻意操弄甚至發明歷史,向世人傳遞的是一種強烈排他性與盲目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他對過去歐洲猶太人完全是受害者的歷史形象提出修正。
例如猶太復國主義者常以1648年東歐的猶太人遭到集體屠殺為歐洲現代反猶主義的開端。不過,Shahak質疑猶太復國主義者刻意忽略那段歷史的前因後果。他表示那個時期在東歐的猶太上層人士與統治階級合作,壓榨底層的農奴階級,如放高利貸與徵稅,最終導致農奴難以忍受便與其他同樣遭到壓迫的反對勢力共同反抗統治階級,連帶牽涉到與統治者關係密切的猶太人。然而這個歷史事件在今日猶太復國主義眼中,只剩下猶太人遭到反叛者屠殺的歷史記憶。Shahak認為這是猶太復國主義者刻意操弄的歷史,完全不談1648年猶太上層人士如何與統治者聯合壓迫底層民眾的歷史。(註1)
沙維特在該書呈現的第二個重點是,猶太復國主義者強調巴勒斯坦是一塊無主之地,藉此論證長期離散在海外的猶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的正當性。例如沙維特在第一章提到在1897年,他的曾祖父與其他猶太復國主義者帶有樂觀與浪漫主義的情懷,從遙遠的英國來到巴勒斯坦這塊土地發展。當時這塊土地已經有超過五十萬的原住民,但沙維特曾祖父留下的文字紀錄並未提及當地人的存在(頁34)。沙維特幫他的曾祖父辯解,說在1897年的時候,「巴勒斯坦人的概念根本不存在,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自決尚未成行。巴勒斯坦只是鄂圖曼帝國的邊陲地帶,沒有自治,也沒有巴勒斯坦自治團體。假如一個人是以大英帝國為榮的子民,那個人會把這塊土地視為無主之地也頗合乎情理。視為猶太人能夠合法繼承的一塊土地」(頁35)
沙維特似乎以1897年沒有巴勒斯坦民族存在的說法,合理化猶太復國主義者對巴勒斯坦土地的擁有權。不過根據當代歷史學者的研究,在猶太復國主義者來到巴勒斯坦以前,已經有巴勒斯坦民族意識的存在。幾位知名的巴勒斯坦學者如Muhammad Muslih與Rashid Khalidi指出,19世紀雖然沒有一個名叫巴勒斯坦的國家,但受到外在環境的衝擊,在這塊土地上的阿拉伯人已經凝聚「巴勒斯坦」的集體意識,特別是在語言、風俗習慣與文化方面與其他地區的阿拉伯人有顯著的不同。因此,巴勒斯坦並非是猶太復國主義者所說的一塊荒蕪與未開發之地。(註2)
沙維特在該書呈現的第三個重點是,猶太復國主義投射出猶太人樂觀、進取與不畏犧牲的精神。沙維特以身為猶太復國主義者自豪,但又認為從1967年以來,以色列已經不再保存過去猶太復國主義應有的精神(第十四章與第十七章)。他一方面批判以色列菁英的自我感覺良好、以及以色列境內不同思維的猶太人與阿拉伯人撕裂以色列的立國精神;另一方面,他感嘆今日以色列失去1967年之前那種平等、嚴謹、互助與不誇耀的特質,導致以色列成為一個缺乏向心力的國家。然而,沙維特的猶太復國主義思維真的可以代表所有猶太人的心聲嗎?
猶太復國主義的根源最早可追溯到18世紀歐洲的猶太啟蒙運動。在歐洲的猶太人知識分子與宗教學者致力於復興希伯來語言與猶太傳統。這種文化復興運動到了19世紀轉變成為猶太民族政治運動,強調「回歸」的概念,主張透過各種方式讓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回到以色列這塊土地。(註3)
不過以色列學者Uri Ram指出19世紀的歐洲出現許多猶太思潮,復國主義者只是其中一個支派。這些猶太思潮對於當時歐洲反猶運動有不同的應對方式,有主張同化、維持宗教認同與自我隔離的方案。最後,由於二戰期間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與1948年以色列的建國,猶太復國主義的「回歸」方案成為勝利的一方。
復國主義者透過教育、政治與文化的方式,將此理念灌輸給在以色列生存的猶太人,從此,猶太復國主義成為主導猶太人論述的代表。(註4)即使如此,當前已有不少猶太知識份子挑戰這種復國主義的論述形式。他們的觀點也逐漸受到西方學界的接受。(註5)
儘管沙維特懷有深厚的猶太復國主義意識,但並不妨害他對以色列過去歷史與現勢的敏銳觀察。例如在第五章的〈盧德屠城記〉中,沙維特透過對當事人的訪談,間接坦承1948年以色列「種族清洗」巴勒斯坦人的歷史。這對於一位猶太復國主義者而言,是一個很大的突破。但沙維特又難以擺脫復國主義者的思維,時常在文中看到自相矛盾的描述方式,如沙維特不同意以色列政府過去與現在對巴勒斯坦人的迫害,但又理解以色列政府的想法,因為他認為若沒有過去清除巴勒斯坦人的那段黑歷史,就不會有今日以色列的存在。
沙維特這種矛盾的心理,一方面認知巴勒斯坦人的苦難,但另一方面由於對巴勒斯坦人與周邊阿拉伯國家的不信任與恐懼感,還是難以擺脫「受害者」的心態,或許這是為何今日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土地問題依舊難解的原因之一。
註1:Israel Shahak, Jewish History, Jewish Religion (London: Pluto, 1994), p.79.
註2:Rashid Khalidi, Palestinian Identity: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Muhammad Muslih, The Origins of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New York: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 1988.)
註3:Ilan Pappe, Ten Myths about Israel (London: Verso, 2017), pp.23-24.
註4:Uri Ram, “Zionist Historiography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Jewish Nationhood: The Case of Ben Zion Dinur,” History and Memory, Vol.7, Israeli Historiography Revisied, No.1, 1995, pp.91-124.
註5:如Amira Hass, Avi Shlaim, Gideon Levy, Ilan Pappe, Noam Chomsky, Norman Finkelstein, Shlomo Sand.
(本篇書評由八旗文化提供)
作者為英國埃克塞特大學阿拉伯與伊斯蘭研究中心巴勒斯坦研究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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