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總統初選的真實與虛妄

一波三折的民進黨總統初選終於落幕，蔡英文正式取得民進黨提名，邁向2020的競選連任之路。尋求連任的在位總統，面對黨內如此激烈的挑戰，而且挑戰者還是自己任用的閣揆，在上軌道的民主國家並不常見，加上各方的互信消失，蔡英文總統應戰得並不情願。

另一陣營的賴清德更是充滿委屈，自認在延宕的初選時程中快速流失民意，終遭逆轉。坦白地講，從候選人到支持者，這個初選沒有高興的人，彼此在不滿的情緒中紛擾了近三個月。

一波三折的民進黨總統初選終於落幕，蔡英文正式取得民進黨提名，邁向2020的競選連任之路。坦白地講，從候選人到支持者，這個初選沒有高興的人，彼此在不滿的情緒中紛擾了近三個月。圖片來源：路透社／達志影像

在雙方十分勉強的同意下，市話與手機各占一半，對比民調則以韓國瑜與柯文哲為大選的假想敵。對蔡陣營而言，民調的結果相當漂亮，蔡英文勝出的幅度比一般評論者預期的大。五家民調中心平均，以領先8.2%的優勢打敗挑戰者賴清德，加上蔡賴雙雙超越韓國瑜與柯文哲，讓民進黨的士氣為之一振。但這驚奇的大逆轉也平添許多質疑，觀察這幾天的發展，塵埃顯然沒有因蔡英文明顯的勝出而落定。

賴清德本人的風度並無可議，問題是許多非理性的支持者已不是賴所能控制。最令人傻眼的莫過於所謂的「初選觀察團」，號稱觀察，卻在初選過程中強力表態。表面上看起來是全力支持賴清德，捍衛他的權利，實際上是壓縮賴清德協商的空間，逼其做政治自殺。初選結果公布後還發表所謂的「最終聲明」，否定初選的公正性。聲明中充滿情緒性的謾罵，語無倫次，儼然如當年紅衫軍要鬥臭扁政府的語言。

與其說這些過激人士是賴清德的支持者，不如說是長期反英人士的集結，一旦賴清德表示團結，不再做為挑戰蔡英文的旗手，自然要藉端另起高樓。

對作弊的質疑也超越了合理的懷疑。不可否認，台灣特殊的政治環境，讓民調中心因主事者不同的政治立場而蒙上了顏色，往往能藉由機構效應得到所要的民調結果。這或許是國人習慣的民調「多元」，彷彿要各說各話才正常。但這次在問卷與採訪方式的嚴密控制下，機構效應被有效排除，五個不同民調中心產生的各組支持度相差不大。

其實這才符合統計的大數法則，但部分以機構效應為賣點的民調專家，對此一致性反而大肆質疑。更有政治人物宣稱是「從一個模子印出來」，企圖製造民調舞弊的印象，唯恐天下不亂。

仔細觀看民進黨公布的數據，蔡賴兩人的差距最高為8.84%，由山水民調做出；最低為7.19%，由趨勢民調做出。兩者相差達1.65%，何來同一個模子印出來之說？以這次初選雙方支持者的對立程度來看，若非蔡英文大幅領先，而是如2012大選的蔡蘇之爭，只以1.35%勝出，恐怕陰謀論會更加繪聲繪影，陷入兩顆子彈的幻境中也不足為奇。

仔細觀看民進黨公布的數據，蔡賴兩人的差距最高為8.84%，由山水民調做出；最低為7.19%，由趨勢民調做出。

若仇英的心態至此，實無溝通的可能了。比較難以理解的是，民進黨遭此質疑，主事者主席卓榮泰與秘書長羅文嘉倒也能唾面自乾，還自我恭喜，認為這次初選是要珍惜的民主機制。

一個合理的初選制度當然是解決黨內競爭的必要機制，但我們真的要珍惜這麼一個虛妄的全民調初選制度嗎？這樣的機制有任何意義嗎？民意調查固然是民主國家重要的施政參考，但以民調做選舉預測，除了滿足好奇心，並不是民主的實踐。加上民調與大選實際的投票行為未必一致，既使在民主已十分上軌道的國家，仍常出現嚴重的落差。

退一萬步，就算把初選的目的唯一設定為選出最有可能的勝選者，在初選的框架下，全民調也不是一個堪以檢驗的選舉預測。全民調初選與單純民意調查有根本的差異，受訪者的心態截然不同，後者是回答我喜歡誰？前者是回答我希望誰代表民進黨？策略性投票的陰影揮之不去。2011的初選結果與2012大選的落差，絕對不是民意如流水的問題而已。

無奈的是，當三月中賴清德意外加入初選，反英者只求有一戰的機會，完全不顧政黨初選的原理原則，拒絕協調，利用民進黨在制定初選辦法時的怠惰，硬生生移植2011年在野時制定的民調規則來辦理。明知窒礙難行，有不得不修改的必要，但全被賴陣營斥為邊玩邊改規則，卻又獨獨不提該辦法明文規定，必須等到國民黨推出候選人才能確定對比對象。

萬一到時國民黨的提名人不是韓國瑜，或者柯文哲決定不參選，同一批人不會挑戰這個初選結果的正當性嗎？這恐怕才會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烏龍政黨初選。

美國的初選是形成大選政見的機制，全國黨代表大會除了選出政黨提名人之外，通過大選的政見才是重頭戲。但在英德的電視辯論中，我們有看到了不起的政策嗎？

這不是英德兩人的問題，因為這是因應全民調初選必然的戰術。正常的政黨初選，訴求的對象是黨員，而全民調的初選是全民，候選人的競選重點不是檢討與調整政策，而是大力推銷過去的執政成績。這固然重要，或可算是賴參選唯一有價值的副產品，但這是在大選中的工作。自家人本來就該共同承擔執政成績，不必在初選中花時間吹噓。

更糟的是全民的隨機參與，讓真正最強與最堅守政黨價值的候選人，無助地暴露在猶如大選的不確定性中。有時還要碰運氣，突發事件對選情的影響可好可壞。例如這次民調期間，始料未及，出現了香港反送中的百萬人抗議與嚴重衝突，無疑給了執政的蔡總統表現的大好舞台。賴清德的意見爭取不到初選以外的版面，而韓柯兩位不但沒有反送中的舞台，還在難得的畫面上演出大漏接。這當然是無法避免的執政優勢，挑戰者本來就要有心理準備。

當年愛德華．甘迺迪挑戰卡特也是如此，一般以為卡特因伊朗人質危機讓他失去連任，其實救人失敗民調崩盤是後事。危機爆發之初全國同仇敵慨，卡特展現難得的領導風格，全面制裁伊朗，沒有退縮。挑戰的甘迺迪只能附和，完全無法批評，眼睜睜看著卡特的民調急速上揚。當然也有可能發生不利於執政黨的意外，例如卡特後來派出特戰隊進入伊朗救人，卻以撞機失敗收場，重創卡特聲望。

要注意的是，卡特救人質失敗的意外是發生在初選期間，但沒有改變卡特輕鬆贏得初選的黨內聲望，因為民意並不與黨內聲望同步，這是美國政黨政治與民粹區隔的制度性設計，有優點也有缺點。然而卡特贏得初選卻在大選中失利，並不能用來證明初選引進全民意見的正當性，因為即興的民意是兩面刃。以這次初選為例，假如我們相信蔡英文是最強的候選人，但如果在民調期間不幸出現天災或電廠大跳電，只要區區5%的逆轉，就會有一個截然不同的結果。

簡單講，政黨初選候選人的可當選性（electability）不應該成為主要的考慮因素，而這幾乎是賴清德參選唯一的正當性。川普在初選中幾乎是被公認是最不可能當選的候選人，若以全民調做為共和黨的初選機制，川普絕不可能出線。其實民進黨採全民調的用意，是希望以完全開放的全民調，找到往中間路線靠的候選人出戰。姑且不論為2008、2012、2020三次總統大選舉辦的初選有沒有違背這個初衷，這個假設是有問題的。

依全民調出線的候選人真的就比較靠中間路線嗎？其實未必，我們無法以蔡英文兩次在全民調出線來佐證這個假設。以2011的初選為例，那時非典的蔡英文已為民進黨轉型打下基礎，民間聲望極高。當傳統民進黨天王蘇貞昌投入初選，照上述的假設，蘇貞昌絕無機會在全民調中出線。當時多次準確預測選舉的未來事件交易所，在初選民調前甚至做出蔡英文77%對蘇貞昌23%的市場優勢。

但結果蔡只以1.35%勝出，其實只是僥倖，這代表了全民調的不可預測性。而這次的初選，更是發自深綠對蔡英文在獨立之路上無所作為的不滿。

全民調初選還有一個致命的問題，策略性投票。回顧2011年的初選民調，在對比式民調中，蔡蘇均以大於7%的落差勝過馬英九，但2012大選蔡卻以5%敗給馬英九。筆者找不到可靠的分析，但只用簡單的算術，便能推算出約有6%左右的受訪民眾，在初選問卷中選擇綠營候選人，但在大選中投給藍營候選人，這些人應該就是所謂的策略性投票。

以美國而言，這樣的現象常出現在開放式初選（open primary）與被毯式初選 （blanket primary），後者又比前者嚴重。只要願意，選民有機會參與非其所屬政黨的初選，但他們的參與不是鼓勵他黨推出較靠近其意識形態的候選人，而是故意選擇一位較弱的候選人給他黨，通常是不討喜的極端主義者，以利所屬政黨在大選中贏得勝利。

許多的研究指出，策略性投票的比例不如想像的多，但也介於5%到10%之間，在英國甚至可高達17%（見R. Michael Alvarez & Jonathan Nagler, Analysis of Crossover and Strategic Voting, 1997）。參與成本的高低與選區黨派的對立程度，都會影響策略性投票的比例。一般而言，參與成本越低，黨派對立越高，則策略性投票的比例越高。

美式初選的參與成本不低，但我們以電話民調做初選，被隨機抽到的選民只需花幾分鐘的時間回答，幾乎不用成本，加上政黨意識形態的對立嚴重，策略性投票比例不容小覷。參照國外的研究，我國目前雖然只有2011年初選與2012大選的比較樣本，也沒有專業研究，但上面粗估5%到6%策略性投票比例，應不離譜。以美式的初選而言，這樣的比例不足以撼動初選結果，但放入對比式民調，則足以操弄初選結果。

在種種的因素下，蔡總統的民調大幅壓過其他人，其實一點都不奇怪，勝過賴清德也已無討論的必要，雞蛋裡挑骨頭徒增怨懟而已。真正要擔心的是，這些漂亮的數字有多少真實性？能持續多久？蔡總統在初選民調中勝過韓國瑜10% 以上固然值得鼓舞，但毫無鬆懈的空間，這就算不是鏡花水月，也斷然不是到手的勝利。所謂生於憂患，綠營的心態應該如此設定，我們還在落後的局面，本土政權的維繫只在一線之間。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