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台運動為何無法真正抵制中天?

羅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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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社會中出現濫權與無賴行為時往往背後有其結構因素,但人們傾向看到眼前的惡行就憤憤不平,而忽略背後更大的結構問題,「中天」新聞台的爭議就是典型例子。

日前NCC公布「108年3月電視新聞報導觀測」統計結果 ,其中「中天」在政治人物的報導秒數中,高雄市長韓國瑜竟然就佔了將近9成,高居該報告所觀測的11個電視台與5個政治人物中的第一名。這份報告以數字印證「中天=韓天電視台」的說法並非空穴來風。然而,遺憾的是,從去年九合一選舉前至今,中天偏頗的韓流報導仍無收斂跡象,中天宣稱這是新聞自由,有人愛看,而中天服務這些韓粉乃是符合台灣多元社會的特性。

日前NCC公布「108年3月電視新聞報導觀測」統計結果。圖片來源:NCC公開報告

針對中天的造神,有網友發起「新聞頻道轉台運動」,也有網友發起「拒看中天運動」。雖然在網路上看來引起很大的迴響,但卻對中天的「韓流」報導沒有影響。相較於五年前頂新集團爆發假油事件後網友發起的「滅頂行動」所造成的頂新集團鉅額虧損,為何拒看中天的效果會如此不同?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從台灣僵化的電視產業結構談起。台灣有線電視產業鏈的上、中、下游分別是頻道商(約121家)、頻道代理商(7家)、系統商(約65家,大部分業者分屬於5家水平整合多系統經營業者MSO)。頻道必須在系統台上架才能成為觀眾遙控器上的選項之一,而要在系統台上架就有賴於頻道代理商的協助。頻道代理商的工作就是幫頻道商找到系統上架,並協調頻道與系統業者之間的授權金。

在台灣這樣一個頻道商多、系統商少的「系統商買方市場」,頻道代理業就演變為由具有系統商背景、或與系統商有結盟關係的業者兼營的現狀(指的是凱擘集團、中嘉集團、年代集團)。這樣的結構可說是一種近乎垂直整合的結構,只要頻道代理商和系統商能維持該頻道的上架,頻道就有來自系統商穩定的權利金收入,消費者是否滿意該頻道並不是頻道生存的關鍵因素。從這點來看,就可理解轉台運動並不會有太大作用,因為消費者轉台對該台的生存無法構成壓力。

另一個結構性問題則是基本頻道過多的制度。所謂基本頻道指的是訂戶付基本月費即可收視、並不須另外繳費的頻道。在國外,有線電視通常提供很少的基本頻道,大部分的頻道都被歸在付費頻道的類型,因此一個頻道是否受歡迎的指標很清楚,就看花錢訂閱的訂戶數有多少。

但台灣各系統台從有線電視發展初期提供的就都是基本頻道,隨著頻道業的成長,目前已提供到一百多個基本頻道。表面上看來似乎很划算,訂戶一個月付五百多元就有一百多個基本頻道可看,但實際上訂戶會收視的頻道往往不到十個,卻要月繳五百多元。更重要的是,消費者並不能依自身偏好決定基本頻道的組合,不能退訂基本頻道中的部分頻道,也無法僅訂閱基本頻道中的單一頻道。也就是說,基本頻道的名單由系統決定,消費者並無選擇權。在這樣的結構中,自然是沒有辦法透過拒看某頻道而給頻道壓力。

回頭探討中天報導偏頗失衡的問題,我們是否可將中天的行為理解為新聞自由或是自由市場的概念?首先要注意到中天的問題並不只在對特定政治人物的吹捧,而是哪些重要資訊不見了。試想,觀眾坐在電視機前感受韓國瑜的神奇造勢和其如何「接地氣」的同時,或許六四事件三十週年的紀念活動正在進行,或許香港兩百萬人正集結在一起「反送中」。當別的媒體都在探討中共的本質或香港人如何抵抗中共強權,中天的觀眾卻無從感知世界的變化,還在「發大財」的美夢中。

那麼,是否可以說中天透過其新聞自由的實踐滿足了嚮往「發大財」觀眾的「知的權利」?新聞學理論中所說的「知的權利」指的是媒體提供正確、豐富、有用的資訊給閱聽人,中天餵養消費者的偏食資訊符合這樣的定義嗎?再者,要注意的是新聞頻道本質上就是特許事業負有社會責任(因為頻道有限,所以需要執照審核),而現實上台灣的產業結構也不自由(因為即使獲得經營執照,在現行的產業結構下也未必可上架)。

NCC目前的主要做法是以既有的法律工具來裁罰中天,但長期而言,破除僵化的產業結構以及讓消費者奪回主權才是根本之道。明年初即將上路的分組付費或可改善部分問題,但重點仍在讓消費者有更多單頻單買的選擇,不再受制於基本頻道的架構,如此才可能奪回人們不選擇中天的權利!

NCC除了裁罰之外,破除僵化的產業結構,讓消費者奪回主權才是根本之道。圖片來源:鄭凱榕攝影。

作者國中時綽號為費雯,大學念台大經濟系,研究所念新聞,於日本京都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曾任公共電視研究員,現在在傳播學院教書。關注各國影視產業發展,也喜愛追劇以及考察各種庶民史,相信數位時代中仍存在著具支配力的媒體,因此需要公民持續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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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慧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