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長榮罷工看臺灣罷工的困境

長榮空服員罷工進入第九天了。據媒題報導，有部分的空服員已經試圖想要取回個人證件回到工作崗位了，但同時間目前繳交證件給工會參與罷工的人數也突破了2300人，顯見這個罷工有僵持的趨勢。

長榮罷工現場。圖片來源：路透社／達志影像

這個罷工是今年繼華航機師罷工後，再一次的航空業罷工。不同於三年前華航空服員，與今年的華航機師罷工，這是第一次發生在民營公司上面。就工會與公司的協商過程來說，相比於工會與華航的協商，長榮態度更為強硬。

以這次爭執的焦點之一勞工董事而言，在《國營事業管理法》第35條規定，國營事業的公股董事應該要有工會推薦的代表，基本上在國營公司都已經有設置勞工董事。而華航事實上在上次罷工抗爭前就已經設置有勞工董事，所以這個自始就不是上次罷工的議題。

但是對於私人企業來說，勞工董事乃是讓勞工參與公司決策的過程，在一般私人公司甚難想像。更何況長榮是一個保守型的家族企業，更不能容下外人進入董事會。

這次罷工造成很多旅客的不便利，以至於有關罷工預告期的討論再起。事實上，依據現行的《勞資爭議事件處理法》，罷工其實是有很嚴格的條件。

首先，這個罷工所爭執的原因，必須要是所謂的調整事項，也就是針對勞動條件調整的部分來作爭執。如果是依據法令、團體協約等文件給與勞工的權利有所爭議，是不能罷工的。這些就是依法資方要給勞方的待遇，倘若沒有給，這個部分不能罷工，因為保障這些條件是機關的責任，當然就會有行政上的處罰。

而這次長榮就認為勞方要求要有勞工董事這件事情，因為跟勞動條件無關所以不該是罷工的原因。不過顯然長榮認為勞動條件只能是傳統的工資、工時等，而這點已經為多位勞動法教授所否定。不過，長榮的說法也不是沒有依據，也確實從美國法的立場來說，很難想像這個在歐洲國家實行良久的制度。

勞工董事，著重在勞工（工會）參與公司經營運作、企業治理民主化的面向，讓公司在經營方針、管理措施上能兼顧到勞工利益。雖然在現行法沒有規定，但也沒有禁止。而公司之所以無法擔保勞工董事的產生，是因為公司的董事也都是選任的，所以除非有大股東的支持，不然很難有董事的選任。但是公司可與工會簽訂團體協約，讓「公司推動勞工董事設置」成為團體協約的內容，這一點是沒有問題的。

其次，罷工程序上首先是必須要經過調解，在調解不成後才交由工會會員投票，而工會必須經會員以直接、無記名投票且經全體過半數同意才可以罷工。所以一個勞資爭議的爭執，從開始到真的罷工耗時很久。

而且，還有的事業是不能罷工，或者是必須要先由勞資雙方約定必要服務條款，例如醫院員工罷工就必須要約定必要服務條款。不過從德國經驗來說，這個必要服務提供的服務，從臺灣人享受便利服務習慣的觀點眼中，一定是很不便利的。

整體來說，罷工在臺灣非常少見，所以我們看到的罷工新聞大概都是外國的，尤其有些歐洲的公司一年罷個幾次更是可能。不過從臺灣人的民族性來說，罷工這件事情就是一個很難想像的事情，我們的忍耐度基本上非常的高，必須要到一個臨界點才有可能爆發。而勞工願意冒著被清算的危險來參與罷工，在心理上也承擔了很大的壓力，都是到了不採取這麼激進的手段，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狀況。

另外，臺灣工會的組織率甚低，僅有百分之十五的勞工加入企業工會，而職業工會也大多僅有辦理勞健保的功能。這樣的數據都反映出，臺灣勞工基本上對於利用法律規定去爭取權利一事，仍屬無知或無感。

在上次機師罷工就被提出來的罷工預告期，在這次又重出江湖了。其實早在一個多月前，工會即依據法律通過投票，代表著隨時隨地都有可能罷工，如此作法不是預告嗎？而長榮公司在此之後，除了持續談判之外，有沒有準備好罷工時要怎樣因應調度呢？怎樣處理旅客的問題呢？這點其實也應該要被檢討。

罷工確實對人民生活有一定的影響，尤其如果罷工的行業是公共服務業，對人民一定會有影響。預告可以減低這樣的影響，但是預告也會減低罷工對於僱主的衝擊，甚至預告還會造成工會或會員的壓力，所以我們在制度的選擇就必須要非常的慎重。

以年初的機師工會罷工來說，如果當時機師一月份預告大年初一初二罷工，即便有預告了，當天大家還是出不了國，浪費了一個春節假期，民眾會接受嗎？就如同上面所說的，臺灣勞工對於爭取權益一事多屬無知或無感，長期以來在勞資關係上，資方的地位遠高於勞方。罷工權等勞動三權，是法律賦予勞工用來對抗資方的手段，也是國家設置用來調整平衡勞資關係的手段。

如果，我們還要規定更嚴格的條件，則必然會讓這個勞資關係更失衡。如此一來在勞方權利保護上，政府要出的力必須要更多，這點是必須要考慮的因素，否則為公共利益犧牲的勞工，是得不到任何的權利保障。

長榮雖然是一個家族型的公司，但早已上市的長榮航空公司其實也有非屬張家的股東。不過，長期以來臺灣公司法制，實務上無法落實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要求，也讓這次的罷工難以解決。

作者為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教授暨公法中心主任，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