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是2015年12月上映的香港電影,為5個故事構成的短篇電影合集。圖片來源:IMDb
《十年》拍攝於2015年,五段故事落在想像的十年後。在雨傘運動經歷挫敗後,在社會矛盾和不滿日益加劇時,《十年》來得正是時候。
然而我在「反送中」遊行抗議之後才看《十年》,這部片更像是不折不扣的「恐怖片」。在首段短片《浮瓜》最後的槍聲,倒下的是兩個被指派為槍手的無辜底層百姓時,那深沉的荒誕和哀傷感就漫了開來。
《十年》結集了五位香港新銳導演虛構的五個短篇故事,包括郭臻的《浮瓜》、黃飛鵬的《冬蟬》,歐文傑的《方言》、周冠威的《自焚者》、以及伍嘉良的《本地蛋》。
儘管2016年一月,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時報》發表社評,表示「這部片子是完全荒誕的,它所描繪的場景,十年後不可能在香港出現……,相信多數港人也不會真的認為香港會變得如此恐怖。」不過卻只有更引發好奇,不影響票房,最後這部製作成本只有五十萬港幣的電影,卻開出了六百萬港幣的票房佳績。
此後短短幾年,香港人的焦慮並沒有減少,《反逃犯條例》遊行在今年六月九日展開,參加人數超過一百萬,六月十六日再度展開,更有兩百萬上擠上街頭,成為史上人數最多的一場遊行。直到七月一日的抗議活動,最終演變為少數示威者衝進立法會。即使多位民主派議員在示威現場勸阻勿衝擊立法會,但不成功,示威者晚上近9點佔領立法會,在牆上寫上「反送中」、「真普選」等字眼,有人並掛起殖民時期的旗幟。
立法會被佔領幾個小時後,香港警方在午夜開始清場,大量防暴警察使用警棍和催淚彈驅散示威者。
民主派表示這是政府的麻木不仁令年輕人感絶望引發的衝突。
而這段真實在四年後上演的示威抗議,情節更甚《自焚者》,因為累計三名示威者過去數周在香港墜樓身亡。
當時看電影,我還未能預想七一事件的最終演變如太陽花事件翻版,不過五部短片中,最震撼我的也是這部《自焚者》。這部片子描述2025年有更多人主張港獨,並訴求英國政府,但最終有人走上自焚。男主角拼命尋訪,擔心是自己的女友,過程中交代許多歷史背景和一些年輕人的辯證,但畫面卻處理得非常詩意。而最終這位自焚者,卻是來自中國,走過六四,帶有良心的一位老婦人。
「自焚」究竟是絕望還是意圖燃起希望?這恐怕也《十年》電影的核心。擔任電影總策劃的伍嘉良說,《十年》的創作靈感緣自2013年底,他剛完成一部作品,正在思考下一部片子的主題,他決定探討「香港有沒有改變的可能?」伍嘉良帶著這個問題到處詢問各行各業的朋友,當他問:「你們怎樣想像自己的未來?」他們的眼睛裡出現火光。
那道火花便是「想像力的可能」,「即使想像出來的不一定是好的,但想像力就是力量。可以擺脫現實的一些東西。」伍嘉良如是說。
事實上周冠威說他當時眼中確實有火光,這道火讓他想出了《自焚者》的畫面,而且採用的是偽紀錄片的形式。
但有趣的是,五部片子中風格最特殊的《冬蟬》,有如怪異的實驗藝術片。導演黃飛鵬本人卻實際參與馬屎埔村護村運動多年,他以超現實的手法表達的,其實是更具體但也更悲觀的理念,那就是: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失去很多,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這些東西變成標本。
五部片子中最淺白的大概是歐文傑的《方言》。歐文傑或許是大家比較熟知的導演,他是受極大好評的電影《樹大招風》的三位導演之一。他說他一開始鎖定的主題就是「方言」。因為過去他寫劇本都是用廣東話,後來越來越多中港合資的電影就需要用普通話來寫。「但我對自己掌握普通話沒有信心。」所以片中那位計程車司機原來是歐文傑的投射,如果不能學好普通話,恐怕得去開計程車,甚至連開計程車都會面臨生計困難。
伍嘉良的《本地蛋》同樣是探討「本地」生存的議題,小孩到處紀錄和檢舉「違法」,當然這是來自紅衛兵的想像。至於問孩子「香港」兩字和「本地」兩字到底有什麼差別?也是擔憂下一代,意在不斷喚醒民眾思考的基本能力。
回到片首的《浮瓜》,大概是和《自焚者》一樣最直接碰觸政治議題的短片。《浮瓜》暗喻香港最終是否只能隨波逐流?郭臻說:「他的主題隨時事發展,改了很多次。最後定案的《浮瓜》,靈感來自於2014年的雨傘運動,很多人沒有特定政治立場,卻在運動現場毆打示威者。他開始想像這些人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
《浮瓜》描述中共當權者為了在香港推行國家安全法,利用黑社會小嘍囉自導自演一樁槍擊案,希望藉此恫嚇香港市民達到立峻法的目的。本來想要順便犧牲兩位政商達人,而原本只是想要賺錢的兩個小嘍囉卻因為出於害怕和善良對空鳴槍,最終不知自己收到的承諾是謊言,而成為唯二的犧牲者。
這正是香港小市民的悲歌。
而《十年》一開始就打算拍得這麼政治嗎?拍攝《冬蟬》的黃飛鵬說:「他們並非一開始就打算討論政治,但到後來發現,所有的東西都離不開政治。」
所以當有推人說:「我不懂政治、我不管政治。」是實上他只是拒絕思考或是說謊。然而不思考卻是一種惡,幫助了暴力的展開。這是漢娜鄂蘭的主張。
儘管許多影評人認為《十年》可以拍得更好。有的表現太過直白像《方言》,有的過於拖沓如《冬蟬》,有的「因果關係太過簡化,讓整部片子像是單純在煽動港人情緒。」
但這些情緒確實被煽起了。香港金像獎評價這部年度最佳影片時說:「反映了香港當下的焦慮與恐懼,無論政治、語言、民生、本土生存空間正被蠶食……在占領事件之後,港人的鬱悶苦無出路,正好藉此片來宣洩和療傷。」
於是這部片子在下片之後,更在全香港三十四個地點公開聯映。大家在市內、在店裡、在街頭,跟朋友一起觀看《十年》。
回到最後我們還是要問:《十年》到底是絕望的想像,還是懷抱著一些改變的希望?我相信所有在香港生活的民眾,相信導演們眼中的火花,應該都是懷抱希望,而不是成為「烈士」。
而台灣如何看這樣一部電影,面對中國,我們需要一些勇氣和智慧,懷抱的應該也是希望,而非絕望。
作者為寫作者、永樂座書店店主。大學讀圖館系、後來在美唸傳播藝術,多年後又從東華華文所創作組畢業。得過幾個文學獎,著有《花轎、牛車、偉士牌:台灣愛情四百年》、《就這樣開了一家書店》等。首部小說《善女良男》獲2017年《亞洲週刊》十大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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