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柯文哲早生80年

八年前，2011年八月五日，是台灣民族與文化運動先驅蔣渭水逝世80年的紀念日，筆者寫了一篇〈紀念蔣渭水的奧妙〉刊在八月九日的《蘋果日報》上。該文不是用來批評柯文哲，那時愛滋器官案還沒發生，柯文哲只是一位在白色巨塔內辛苦爬升的醫生，名不見經傳，一點都不耀眼，充其量就是愛發議論，喜歡和記者抬槓的冷門醫師。

那一篇文章批評的是年復一年的蔣渭水紀念活動，成為有力者消費蔣氏的舞台，早已失去蔣渭水的精神。也許那時的柯文哲會同意那篇文章。

更早一年，2010年11月，柯文哲在連勝文槍擊案中初嘗鎂光燈的滋味。他以深綠的背景取代專業的說服，向懷疑者保證槍擊與連勝文的傷沒有造假。筆者倒沒有懷疑那個可能已逆轉選舉的槍擊案，但認為柯文哲捨專業身分，卻以政治立場說服深綠，這是相當侮辱深綠群眾的。

愛滋器官案爆發後，柯文哲政治動作頻繁，加入陳水扁醫療團隊，進一步取得深綠的認證，把他面臨的懲處與監院調查，操作成馬政府對他的追殺，但說服力有限。

2013年七月爆發洪仲丘事件，白色力量形成。處於低潮的柯文哲找到舞台，以重症醫師的身分躍上談話性節目，駁斥國防部對洪仲丘死因的說法，頗受歡迎，從此踏上了政治之路。

但在隔年2014的太陽花運動，柯文哲首度顯露不願抗中國的立場，瞻前顧後，有何苦衷不得而知。柯文哲那時羽翼未豐，棄太陽花而選擇與媽祖遶境，差點沒頂。但在民進黨缺乏信心攻下台北市的情況下，讓柯文哲披掛上陣，才造就了柯文哲至今的政治行情。

以上是柯文哲崛起的簡單過程，並沒有特別可書之處，遺漏的細節無關緊要。事實上他的諸多言行，大部分是對民主化與進步思想的反動，不提也罷。

創台灣民眾黨替自己祝壽？

但柯文哲自認自己的崛起是台灣政治的奇蹟，功過三皇，德兼五帝，還創個黨替自己祝壽，取名「民眾黨」，與台灣人在日治下的第一個政黨同名。公布黨名後輿論一片嘩然，指責與訕笑聲不斷，算是一次很失敗的歷史包裝。面對排山倒海的批評，只好淡化處理，創黨演講居然連蔣渭水都不敢提，真是何必當初？

柯文哲創個黨替自己祝壽。圖片來源：路透社／達志影像

其實對許多人而言這並不算意外，自從柯文哲踏入政壇的第一天起，便刻意和蔣渭水做連結。兩人的政治活動相隔近一個世紀，表象上同樣棄醫從政，同一天生日（蔣渭水確切生日有爭議），柯文哲也學蔣渭水的嘴，言必稱文化改革，要從文化上改變台灣的政治。

當然，稍有台灣史知識的人都知道，柯文哲既不像蔣渭水，民眾黨也非蔣渭水所創，蔣渭水路線還是民眾黨最後被解散的主因。柯文哲為了選舉穿鑿附會、濫用歷史，只是凸顯他對歷史的無知與錯讀罷了。

退一萬步來看，就一個政客而言，打文化口號無可厚非，往自己臉上貼金也不稀奇。但表現出一副蔣渭水再世的樣子，還誇口要完成蔣渭水的遺願，這就不得不讓我們更仔細研讀那段歷史了。當然，蔣渭水晚年的階級鬥爭是他在台灣不敢學的。

80年前的台灣民眾黨

黨祚四年的「民眾黨」緣起於日治下台灣人知識分子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參與者希望將請願常設化。雖只是單一目的，但等於政黨的雛形。在總督府的阻撓下，1921年以文化活動為名成立「台灣文化協會」。為了突破文化活動的限制，組黨的構想從未斷念，但經「治警事件」宣告失敗。1927年文化協會出現反右鬥爭，左派連溫卿掌權後，協會內被指控為小資產階級的蔡培火、蔣渭水等舊文協幹部出走，準備另立組織。自此民族主義派與階級鬥爭派分道揚鑣。

出走的舊文協幹部再度試圖籌組政黨，取名為「台灣民黨」，明文將民族主義運動寫入黨綱，引發總督府對分離意識抬頭的疑慮，認為會妨害日台一家親的治台政策，宣告「台灣民黨」違法。同一批人鍥而不捨，立刻推出「台灣民眾黨」再度闖關，但為免重踏覆轍，決定不在黨綱裡提民族主義字眼，並以「全民」掩護「民族」。總督府開出准以組黨的條件還包括頭痛人物蔣渭水不准入黨。妥協之後，參與人士允諾蔣渭水不會出任幹部，只會以一般黨員參與。

這當然是障眼法，這群人不是乖乖牌，民眾黨壯大之後修改黨綱，不但主張推進民族主義運動，還是加了階級鬥爭味的民族解放運動。而蔣渭水不但參與黨務，還隻手主導黨的方向。沒多久蔣渭水言必稱工農階級鬥爭，蔡培火等視其為另一個連溫卿，以致1931年民眾黨再度被總督府列為非法政黨，勒令解散。同年蔣渭水害疾逝世，留下遺言:「臺灣社會運動已進入第三期，無產階級之勝利已迫在眉睫，凡我青年同志切須努力奮鬥，尤望舊同志倍加團結，積極的援助青年同志，為解放同胞而努力。」

蔣渭水爆發的能量與政治思想的轉向，讓他成為台灣民族運動史上最重要也最被嚴重誤解的人物之一。老天只給他十年的政治舞台，1921─1931，從串聯台灣本島知識分子與留學東京的台籍學生以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至過世。蔣渭水的政治理念像一炬燦爛的煙火，驚豔之餘，爬梳需要很深的功力。而另一方面，這十年日本的政治形勢也發生巨變，直接衝擊日治下的台籍菁英，讓文化運動幾乎呈現180度的轉變。蔣渭水每一時期的主張都有它特殊的時空背景，幾乎無法移動任何時間還能正確理解。

如果柯文哲早生80年

然而不管要怎麼定位蔣渭水，我們可以百分之一百確定，柯文哲絕不會和蔣渭水同掛。不同於蔣渭水學生時期就投入政治，柯文哲過了五十才投入。年輕時認真讀書，聽說還是他爸爸替他填志願。考上了公費的陽明醫學院竟然還要重考，只是為了得到台大虛名，不惜浪費青春與國家資源。得自這種服從權威與追求世俗功名的家教，如果柯文哲早生八十年，絕對不會反抗統治者，也不會加入文化協會，更不會組民眾黨、農民組合等。

早生八十年的柯文哲在蔣渭水活躍的年代已經四、五十歲了，應當已是社會上的有力者，最有可能加入的政治組織是辜顯榮的「台灣公益會」。為了反制「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公益會成立於1923年，同年底總督府大舉逮捕請願人士，史稱「治警事件」。1924年審判期間辜顯榮召開「有力者大會」，而蔣渭水則召開「無力者大會」對抗。

事實上若以今日柯文哲對中國的態度，早生八十年的柯文哲會比公益會的有力者還貼日，例如以「文化上日本人」超越「國語家庭」，又如以「日台一家親」超越「同化政策」與「內地延長主義」的總和，他當然也會擁抱「大東亞共榮圈」。這是蔣氏後代不管是如何詮釋蔣渭水，看到這樣的柯文哲消費蔣渭水，當然要火冒三丈，叫他滾遠一點。

柯文哲宣布將黨名取為「民眾黨」後，果然觸怒許多對台灣史稍有認識的人，例如台灣史專家李筱峰，立刻引詩人謝星樓的諷刺詩：「辜顯榮比顏智，蕃薯籤比魚翅，破尿壺比玉器。」十分貼切，顏智即指聖雄甘地。那個時代的台籍知識分子對辜顯榮固然沒有好感，但也不會沒事寫詩譏諷。此詩靈感來自1924年「治警事件」審判期間法庭上精彩的攻防。

檢方斥責文化協會是在搞分離主義，一口咬定文協的辦公室懸掛甘地肖像是要模仿甘地主張印度獨立。一位名叫三好的檢察官論告，印度被英國統治了一百五十幾年才獲得自治權，台灣只要25年就想有自治，台人應該感恩。三好繼續發揮想像，說甘地忠於英國，在南非戰爭中英勇為國打仗，這才得到英國人尊敬，若說台人有得比甘地的，只有辜顯榮一人。經報紙披露這段論告，辜顯榮立刻成為台灣人的笑柄，也才有謝星樓的諷刺詩。

蔣渭水晚年的階級鬥爭思想，讓他成為在戒嚴法下的禁忌人物。

消費蔣渭水

蔣渭水晚年的階級鬥爭思想，讓他成為在戒嚴法下的禁忌人物，民主化後他的祖國情懷，又讓他成為統派最好利用的人物。加上日治下的民眾黨以國民黨黨旗為主要圖像作為黨旗，還以此為蔣渭水覆棺，這一直被用來主張蔣渭水是統派的證據。

在那個時代，「祖國」的解釋權是兵家必爭之地，總督府希望台灣人想到「祖國」就是想到日本。既然如此，蔣渭水當然喜歡用中國為祖國來標記台灣人與皇民的差異。儘管如此，蔣渭水從未主張與祖國統一，那一代台灣菁英也沒有人如是主張。到了很晚期，太平洋戰爭前夕，日本軍部還搞了一個「祖國事件」，公然打林獻堂一個巴掌來羞辱他。

相對位置的錯置是讀史的大災難。例如早期「同化會」的運動目的，與後來總督府的「同化政策」是完全不同的。「同化會」追求的是台灣人與日本人的平等，不是同化為日本人。又如「《六三法》撤廢運動」，是追求台灣人法律地位的平等，不是消滅殖民地法律的獨特性。台日平等的追求，用林獻堂的話：「是雙方利害衝突的起點，亦就是台灣民族政治運動的發足。」

左右兩派，兩派裡又各分兩派，但談起台灣民族的解放運動，自始便沒有與「祖國」統一的思想成分。對那一代的台灣菁英而言，屬右派的，民族主義是他們的語言，左派就是階級鬥爭，但不管左右，通往的共同目標就是民族解放、獨立的台灣。自議會請願運動起，讓總督府如坐針氈的是「民族主義」、「民族解放」、「台灣人」這些字眼。

右派的仕紳地主，所謂布爾喬亞知識分子，早在1907年林獻堂與梁啟超之會，祖國無望論便已提出，轉而以愛爾蘭獨立運動的模式想像。西來庵事件的衝擊，更讓體制內議會路線確立，仿效愛爾蘭在議會中將英國絞殺的運動模式成為主流。不能說這個策略是錯的，大正民主讓這個議會設置運動出現希望，如果順利，原本可如愛爾蘭在1921年設置議會自治，1937年頒布自治邦憲法，戰後完全獨立，這是一條合理的路線。只可惜日本往歷史錯誤的方向發展。

回到那面民眾黨的旗，就如左派必以鐮刀與五角星為幟，但不代表他們就要加入蘇聯，而殖民地民族主義者的旗幟必定尋求原鄉民族主義的符碼，而當時的中國國民黨就是原鄉民族主義的代表，北伐的成功是中國民族主義者的一大勝利，甚於妥協的辛亥，民族主義者以他們的符號為幟就如左派以鐮刀與五角星為幟一樣自然。更重要的是，至太平洋戰爭前，中國國民黨從未主張台灣歸還中國，那時的台灣人以中國國民黨的民族主義為師，並無不妥。

如果硬要說台灣人的歷史錯誤，應是發生在終戰至228發生前這段祖國熱。早逝的蔣渭水躲過了檢驗，而其他一整代的台籍菁英在歷史中被消音。之後車輪旗再也不是上世紀20、 30年代與台灣民族主義相呼應的中國民族主義了。之於中國，國民黨是法西斯與階級壓迫的代表；之於台灣，狗去豬來，是另一個台灣民族主義更惡劣的壓迫者。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