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不認老爸」：你的正常有點異常

誰是你兒子？（設計對白）圖片來源：路透社／達志影像

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後，中國先是對內封鎖消息。等到紙包不住火，再出動黨媒，在中國和香港之間建構親子關係，稱香港為中國失散多年的孩子，而統一是認祖歸宗，所以港獨是數典忘祖，看不起自己的老爸，不孝令人髮指，「打殘都不夠」。

外人則難以想像，中國和香港兩個不同地域，怎樣產生親子關係？中國為什麼是男的，是什麼事情使它必定不是女的？是中國使不明的某地懷胎九月生出了港島、九龍，還是哪個中國人誕下了全體香港人？如果中國是老爸，那麼誰是老爸，是習近平、中南海、中共、中國領土、香港政府，還是中國人民？究竟黨媒主張香港人應該認誰老爸、替誰戴孝奔喪？中國網民義憤填膺，究竟是學阿Q精神勝利法、見人就以對方老爸自居，或替誰抱不平？要求民主又怎樣才能詮釋成不認老爸？

黨媒乞靈於傳統親權觀念，試圖建構出中共凌駕百萬港人意志的權威。要求鎮壓示威的依據，就是孩子不認老爸，豈有此理，那麼老爸有權打孩子。將治權類比於親權，當然有嚴重的適用問題。但這種不受限制的親權觀念本身的問題更大。在台灣，前述行為首先受到《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禁止：它不叫行使親權，叫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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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對孩子真有無限的權利嗎？以前台灣確實父母販賣人口從娼，習以為常，受寬容，不受處罰。吳念真散文《這些人，那些事》一書憶述童年在礦村，為文盲村民讀信、代筆，鄰居寡婦讓長女去陪酒賣身養家，一年一年把弟弟妹妹拉拔大了，家裡也蓋房，日子寬裕了。長女認識了對象，來提議贖身結婚。但因婚後就無法再賺錢供養娘家，寡婦否決，要長女再為家裡多熬些年，長女接受了。

過幾年，又有個外省人來提親，寡婦再度回絕。外省人回去以後，來了一封信。寡婦讓作者讀信，一聽到信中「虎毒不食子」幾個字，當眾哭倒。周圍成年人連忙打圓場，說作者年紀小不懂事，看錯了。中年回顧，作者認為，見到無情批判，不照實讀出來才算溫柔敦厚。然而父母親權和兒女人權確實有個平衡點，「虎毒不食子」這句話揭露了失衡、要求制衡。

如果老爸有權打孩子，那麼老爸的暴力也受政府的監督、法治的限制。中國面對香港示威，自認是老爸可以打孩子，那麼中國究竟是親子兩造之一，還是公正第三方？民主精神就是球員不能兼裁判，如果球員兼裁判，那麼暴力將沒有上限。

對於獨裁者而言，全國人民都是他的私人財產，他可以任意處置、不受監督。假使有人反對，獨裁者只要出動暴力就能解決。在民主國家，法律為暴力訂出了上限，警方執法須受比例原則等限制。港府出動警隊鎮壓示威，警員除去制服編號、頭盔蒙面，在執勤違法時使民眾無法個別指認，不受司法問責，不受社會監督，導致武力不斷升級。反送中運動初期提出五項訴求，包括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究警方執法過當，就是要求失靈的民主恢復制衡機能。

結果港府拒絕，面對手無寸鐵的示威者，警方不但在街頭射傷救護員致盲，對毫無反抗的示威者也隨意壓制毆打、踩斷少女手指，拘捕刑求示威者打到多人嚴重骨折，還多次出動黑道隨機砍殺路人。這些戰爭罪行，向外界證明了這項訴求何等重要，它是民主與獨裁的分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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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在黨媒看來，公民不服從，就等於兒女「不認老爸」？究竟兒女「不認老爸」的行為是什麼，是什麼原因造成？「不認老爸」應該問罪嗎？如果老爸很暴力又不負責任，那麼「不認老爸」究竟有什麼不對？

要理解黨媒的論述，必須回溯過往文化。台灣的親權曾經無限上綱，來自獨裁戒嚴年代遺留的路徑依賴。當年既然民眾沒有人權，自然不會以人權對待兒女。文化遂圍繞著老爸的身分，建立起一整套行使權威的符號系統。父權透過至少三個階段施壓，將情緒勒索合理化：

第一階段，訴諸階級權威。

在親子協商中，迴避就議題本身表達需求和舉出理由說服，而是動輒脅迫兒女：「今天我再怎麼樣也是你老爸，你怎敢用這種態度跟我說話？」表面彷彿在程序問題上，要求兒女措辭禮貌、平等尊重；但兒女姿態再低，若在議題上沒讓步，說者也不會因此買帳。其實是在實質問題上，要求兒女無條件忍讓服從。這種修辭不但護航鎮壓，本身就是鎮壓。

第二階段，威脅解除關係。

在父權文化中，老爸身分可施加的嚴厲報復，是聲言斷絕親子關係，不認你這個兒子或女兒。最嚴厲的指控，也是指兒女忘恩負義「不認我這個老爸」。雖說此罪千夫所指，讀者會注意到，它本質仍然是老爸在描述兒女犯了不服從之罪，是前一階段的武力升級。

第三階段，訴諸暴力。

這種模式假藉管教之名，將暴力正常化，喪失冷靜論理表達意見的餘裕，一言不合就抄起扁擔、藤條，大叫：「拎北今天要將你好好來教訓，沒把你打死我就不是人。」馬上視為挑釁權威，而權威又攸關他那在外界已受盡踐踏的尊嚴，擴大成為生死存亡般的嚴重問題，所以一觸即發。

瞬間火力全開，可以逃避不上談判桌而解決衝突。而不上談判桌，給獨裁者帶來了說不盡的利益，無需理睬人民的利益與要求，可以為所欲為，所有權力屬於統治者，全部義務屬於人民。

所有邁向民主的變革，好比英國光榮革命，國王想要解決自身財務危機，就必須下放權力給議會和人民，這些變革正是逼著統治者必須上談判桌，跟人民代表平等協商。而另一條拒絕變革的道路，就是壟斷話語權、抹黑試圖談判的人民，把意見不一、拒絕服從，說成了「不認老爸」，罪該萬死。這三個階段，都是迴避協商，代以中傷和恐嚇。它毀滅了親子關係，在政治上也同樣失敗。

黨媒指控香港「不認老爸」，說穿了就是「香港示威群眾應該放棄民主要求，服從習近平意志，不服從就必須死」。如果簡化為一句話，那就是「示威就該被鎮壓」。「你不認老爸」意味著統治失敗的自圓其說，潛台詞：「我很獨裁」。

如果這項主張一旦脫下了親權的外衣，就顯得沒那麼理直氣壯了，那就代表說者的親權觀念需要跟上民主觀念。

實際上這句話術，也侵蝕了說者的民主觀念。如果說習近平是香港的老爸，所以香港必須服從習近平，那麼這敘述很明顯顛倒了因果關係，當然是因為要香港服從習近平，才會把習近平說成香港老爸，虛構了不可能成立的親子關係。香港人的老爸千千萬萬，這個在樓下提籠遛鳥，那個在菜市場擺攤賣西瓜，再怎麼樣老爸就不可能是習近平。

同時，用曖昧不明的「中國」一辭，混淆了權力在人民或在獨裁者手中的界線。中國人民說這句話的時候威風凜凜，儼然自己就是老爸。其實自己也是兒女，哪天老爸不開心，自己也得挨打。罵香港欠打，實際是說自己也欠打。只要主子想打就打，他們承認了這是不需要理由的。

醒醒吧，世界上沒有這種老爸。打人的老爸必須被制止。

打人的老爸必須被制止。圖片來源：路透社／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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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和承認兒女人權的進展是同步的。

台灣在解嚴後，民國八十五年修民法，將子女監護權改為「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強調了「義務」。

南韓兒童人權報告《異常的正常家庭》一書談到，二○一三年漆谷虐兒命案，小孩曾向派出所報案繼母施暴，但因為父親否認而無效。另一次，舅舅看到孩子們瘀青而報警，警察上門時，父親謊稱是用雨傘阻止姊妹吵架造成，警方問小孩，小孩點頭後，警方就離開。一個月後，小孩死了。父母把殺死幼女的罪名推給長女，長女離家接受保護和心理治療後，才說出繼母施暴真相。學校、警察、民間團體、兒童保護機構、鄰居等，事前知道小孩受虐的成年人有三十七個之多，卻沒人能阻止。

二○一四年，蔚山七歲女童哀求想去郊遊，遭繼母打斷肋骨，插入肺中，出血過多而死。事前幼稚園老師發現，向兒童保護機構檢舉了虐待，兒童保護機構也介入，父親說：「小孩不乖，當然要管教。好不容易管好了，又被兒童保護機構打亂。」叫社工別再來。

二○一六年平澤的虐兒命案，案發前，小孩長期不上學，地區兒童中心懷疑有虐待，和警察一起上門。父親和繼母說：「我家的孩子我們自己管，沒事不要來干涉，以後沒證據不要來。」

這些命案發生，是因為外人都認同父母有權關門打孩子，所以放棄干涉，放任而不作為。ＯＣＥＤ會員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中，法律明定禁止體罰者，平均每十萬名孩子受虐死亡者，少於Ｏ．五人。韓國沒有明文禁止，有一．一六人受虐致死，是二十九國第三名。家庭體罰和虐待，也埋下了兒童校園霸凌、成年後約會暴力、婚姻暴力等的種子，影響嚴重。

一九二四年國際聯盟發表《日內瓦兒童權利宣言》，一九五九年聯合國發表《兒童權利宣言》，一九八九年通過《兒童權利公約》，表明孩童不再只是管教對象，和大人擁有同等價值。基於禁止毆打成年人，也同樣禁止體罰兒童。用手、鞭子、棍子、鞋子、木杓打小孩，和無視、羞辱、責難、責任轉嫁、威脅、恐嚇、嘲弄，無論程度多輕，都是暴力。

一九七九年，瑞典立法禁止家庭體罰。一九八三年，芬蘭立法禁止體罰。二Ｏ一五年，南韓修《兒童福利法》明定「監護人不得造成兒童身體上的痛苦，或以言語暴力等造成精神上的痛苦」。二Ｏ一七年，已有五十二國立法禁止體罰。像中國這樣傾舉國之力，為了挺送中，變相宣傳老爸有權關門打孩子，這背後要犧牲多少兒童人命，難以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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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認老爸」應該問罪嗎？

單方面無條件要求「認老爸」，不是普世共通。民國九十九年，民法一一一八條之一，未受照顧的子女成年後「免除扶養義務」。

在德國，則是即使受到照顧長大的子女，也不必照顧年邁失能的父母，而由政府負起責任。

吳品瑜《許我一個夠好的陪伴：臺灣女兒、德國媳婦的生命照顧現場》自述赴德國照顧癌末的德國婆婆，親身體驗了社會福利國家，有完善退休養老制度、醫療、長照體系，由政府負擔照顧年老或重病等職責，看護資源完備。不再像台灣，把妻子、女兒、媳婦、未婚子女當成理所當然的免費勞力使用。婆婆垂危，大伯夫妻住得近、失業賦閒，照樣袖手旁觀，小姑依照原定計畫去英國度假，沒人罵他們不孝。反而鄰居看到有媳婦跑來看護，都大為吃驚，問她為什麼不讓看護做就好；或者直接以為她就是政府僱的看護。

長女一開始陪病折磨，告訴作者說：「奶奶生病了，沒有人願意打亂他們原有的生活計畫和步驟，只有你讓自己停留在這裡，而別人卻是一直前進的。你以後若是重病或重症，我會直接將你送進醫院或安寧病房，而不要打擾到我既定的生涯規劃。」

這番話石破天驚，會令數十萬艱苦看護之餘看盡臉色的台灣媳婦、女兒淚流滿面。「不認老爸」應該問罪嗎？不，「不認老爸」是兒女的權利。這位德國婆婆，年輕時受制於公婆小姑，度日艱苦，管教兒女異常嚴厲。兒女壓力極大，難以相處，成年後各奔東西。年邁由陌生人照顧，對兒女是較有人性的選項。作者從看護過程體驗到，把屎把尿照顧雖然已夠辛苦，但能滿足人性需求的，只有全人的關懷。父母照顧兒女，豈非也是這樣，只是給錢，或有吃有穿，若沒有關懷，那麼兒女對父母的感情也就無從釋放。

結尾女兒改變了態度，心甘情願說出願意承擔母親老後。說明了外界強加照顧義務，橫徵暴斂，只會讓兒女想逃，或是委屈，忍耐絕對有極限。解除強迫的義務關係，容許兒女表達真實的感受，才可能因為關愛的連結，而自願承擔部份的責任。一旦套上「不認老爸」的罪名，不問情由就要全社會對兒女興師問罪、千刀萬剮，親子倫理如此表面、空洞、高壓，足以扼殺真正的關係。

人權始於身邊微小之處。驚天動地的示威，可能始於兒童在家中開始受到一點點兒溫暖的對待。於是在成長過程中，他開始相信，想要活得像人，並沒有罪。

作者曾任《自由時報》主編、台北之音電台主持、《Premiere首映》雜誌總編、《明日報》、《蘋果日報》主編、金石堂書店行銷總監，現職寫作。獲《聯合報》等文學獎，著《帽田雪人》、《愛比死更冷》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