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殷海光先生還在──回顧一甲子前的思想遺產

1997年中國學者王中江在台灣水牛出版社出版殷海光的學思傳記，名為《萬山不許一溪奔──殷海光評傳》。2012年台大出版社出齊了全新的「殷海光全集」，當年也是中西文化論戰（1962年）屆滿五十年，在全集發表會中，我說殷海光的思想成就與歷史評價已是「堂堂溪水出前村」。2019年則是殷海光先生逝世屆滿五十週年，同時也是他誕生一百年的年份。殷海光基金會於9 月27-28兩天舉辦「殷海光誕生百年紀念國際研討會」。

殷海光全集。圖片來源：台大出版中心

殷海光先生在世短短不到五十年，可是，在台灣、香港、甚至中國等地對他的懷念、興趣、與研究卻有增無減。為什麼？身為哲學家與思想家的殷海光，並不是今日學院型的學者，而是實踐型的思想家。殷海光的思想──特別是自由主義──是在政治與文化批判實踐中淬練出來的。他的政治評論與文化批判則建立在他的理論思想成果的基礎上，兩者相得益彰，一起構成他的最大思想遺產。

因此，討論殷海光先生的思想遺產也應該同時從理論與實踐兩個面向切入：在理論面是以「批判思考」為基礎的自由主義；在實踐面基於自由主義而從事政治評論、文化批判與思想啟蒙。

「就純粹的學術來說，我自問相當低能，絲毫沒有貢獻可言。」（殷海光，1990，〈致盧鴻材〉，《殷海光全集：書信錄》，桂冠版，頁320。）這是殷海光先生的自評，他一生真誠，這幾句話確實是他的自我認知。幾乎所有研究者都欽佩他道德人格的偉大、也贊同他對台灣思想啟蒙的貢獻，但受到他「自我認知」的影響，往往說他只是「引介」西方的邏輯實證論和自由主義。

然而，殷海光的獨特性在於：當他把「邏輯實證論」的一些觀念與思想應用到政治與文化場域時，把所應用的「邏輯實證論」改造成「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而這比國際性的「批判思考」崛起的年代更早。（參看陳瑞麟，2013，〈自由人的「批判思考」──《思想與方法》導讀〉，收於2013年殷海光《思想與方法》三版，水牛出版社。）

所謂的「批判思考」是指1960年代晚期，在國際哲學與教育學界崛起的「非形式邏輯」（informal logic）。當時一些哲學家、邏輯家和教育學者，有鑑於二十世紀前半的邏輯研究走向純符號化、數理化、形式化，遠離日常情境和語言，難以應用到實際生活中。因此改而倡議以日常生活的真實案例來思考邏輯的應用，並探討使用日常語言來「作論證」（argumentation）的結構與方法，針對現實生活的各種問題和言論（政治、社會、媒體、法律、公共論壇等等），辨識其可能的非形式謬誤，並從事語言意義和語言使用的分析。

圖片來源：殷海光故居FB

殷海光並沒有使用「批判思考」這個名詞，他使用「正確思想」。但是他所謂的「正確思想」不是指內容，而是指思考的態度與方法，即「批判思考」。這個方法的評準（標準）只有二個：邏輯與經驗。前者正是使用日常語言的「非形式邏輯」，後者是指根據現實經驗的合理推論。這兩個「評準」和「批判思考」在政治上的精彩應用，明白地顯示出殷海光的政治遠見之深與準。

台灣四十五歲以上、曾經在「反攻大陸」口號下生活相當時日的人們，如果知道殷海光早在1957年即精準評估反攻大陸的低可能性時，必會產生驚歎之感。在〈反攻大陸問題〉這篇直批逆鱗的《自由中國》社論中，殷海光指出「反攻大陸問題」是當時台灣一切政治問題的基本關鍵。官方口頭強硬，說得很有把握，但民間的想法則隨著歲月流逝，而與官方說法漸行漸遠。

雖然就心願來說，殷海光認為自由中國（台灣）的全體，都渴望「打回老家」。但是，人不能總是生活在主觀願望中，更需要生活在客觀現實裡。既然反攻大陸是一個尚未實現的事件，要對尚未實現的事件作論斷，只有依據「公算」（機率評估）。殷海光「公算」反攻大陸問題最重要的二點，是國際情勢和現代戰爭的必要條件。

國際情勢包括「世界人民普遍的心理趨向」、「武器的發展」、「國際第三勢力的成長」三項。就殷海光的診斷看來，這三項國際現實均使世界戰爭不太可能發生。現代戰爭的必要條件有人口、資源和科學水準三者，然而自由中國（台灣）亦不具備。殷海光判斷，「反攻大陸」的公算在相當時期內並不大。

可是，他指出官方在台灣的施政都是以「馬上就要回大陸」為基本假定，結果弊害橫生。從六十多年後的今天來回顧，殷海光這種對國際與國家政治局勢的精準判斷，明白地顯示他強大的思想力量。

批判思考甚至與殷海光引介或理解的「自由主義」結合，變成他的自由主義思想的最大特色，我個人稱之為「批判的自由主義」。

這個獨特的「批判的自由主義」有下列四項要點：

第一，「自由」是人類的反抗一切外在桎梧或壓迫的天性，它是每個個人的基本人權，不可讓渡與剝奪。

第二，自由主義蘊涵政治的、經濟的、思想的與倫理四個層面。有政治自由才能保障倫理自由與經濟自由，而思想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礎。因為在具有政治自由的狀態下，仍然需要思想自由來維持政治自由與實現倫理自由，並解決經濟自由產生的不平等；在不具政治自由的狀態下，自由受到壓迫，仍有賴於思想自由的突破以啟蒙人民，反抗對於自由的壓迫。

第三，民主制度是實現政治自由較好的制度，要實行民主制度，必須以「批判思考」的基本態度為心理基礎。

第四，在不具政治自由的狀態下，爭取思想自由有賴於批判思考的實踐。

批判思考與自由主義的結合，使他在六十多年前寫下的學術論文與政治評論，今天讀來仍充滿真知卓見。許多當年針對具體事件而發的評論，卻能被應用來針砭六十多年後的當今事件，或者提供相當的啟發與鼓舞。除了前述「反攻大陸問題」之外，還有下述精彩的「政治語言」問題：

「最近二十年來語意學頗為發達。如果語意學家願意研究近幾十年中國政治場合裡的語意現象，諒必一定有異常豐富的收穫。近幾十年來中國政治場合裡的語意現象，大都是用一切光明的字眼，掩飾一切陰暗的裡層。而其特徵為：一、言不由衷；二、空話連篇；三、推拖抵賴；四、威脅利誘；五、諾言滿紙；六、敵友無常。」

這段出自1957年〈是什麼，就說什麼〉的宏文。該文是《自由中國》推出的「今日的問題」社論系列第一篇。（第二篇即〈反攻大陸問題〉，兩篇都是國民黨炮製1960年雷震案的導火線，並收於台大版殷海光全集第十冊。）沒想到在2019年台灣的總統大選，某位總統參選人的言行完全出現了殷海光在六十多年前指出的六點語意特徵！

關於法治與民主的關係，殷海光指出「有許多『法治迷』，他們以為『法治』是到民主之路。這是一形式主義的錯誤。…問題在於立法權底權源何在。如果立法權底權源在國邦底主人翁，那末行法治確乎是到民主之路。如果立法權底權源在一個超人之手，幾千個立法者所有的權力連乘之積抵不上這個超人點點頭，那末這幾千個立法者不過是這個超人底書記而已。如果有任何權力騎在立法權之上，那末由此而行的所謂『法治』，…不是走上民主之路。現代統治技術很不難把『法治』作為打消民主自身的工具…」（出自〈自由的真義〉一文，收於「殷海光全集」台大版第九冊。）

這一段可以對應到今日香港與中國。今天香港的情勢，背後源於中國的不民主制度，殷海光六十幾年前的大量文字與段落仍然在警醒我們。面對中國變本加厲的獨裁甚至極權統治，他在1952年寫下〈我為什麼反共〉一文，值得此時此刻的我們一再地重看以獲取教訓。他所翻譯的《到奴役之路》──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奧地利哲學家海耶克的大作──也再度變成暮鼓晨鐘，警惕著我們可能走向奴役的政治選擇。

他在「自序」中寫下微弱卻堅定的文字，始終鼓舞著身在黑暗中的人們：「現在，我像冰山上一隻微細的蠟燭。這隻蠟燭在蒙古風裡搖曳明滅。我祇希望這隻蠟燭在尚未被蒙古風吹滅以前，有許多蠟燭接著點燃。這許多隻蠟燭比我更大更亮，他們的自由之光終於照遍東方的大地。」

殷海光的思想遺產給我們的最大啟示是：自由民主是唯一的道路。雖然直到今天仍然前途艱險，使得走在這條道路上的人們，仍必須時時保持澄明思慮與堅定意志。若能做到，縱使「萬山不許一溪奔」，甚至「到得前頭山腳盡」，終必能「堂堂溪水出前村」。

作者為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