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儂牆在台灣校園

張仁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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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九月開學後,台灣有至少三十間中學或大學響應香港的抗爭,在校內以設立連儂牆的方式聲援。然而在一個月內,陸續有義守、東吳、文化、世新、中山、清華等六所大學的連儂牆遭到破壞而登報,引發相當的關注。

連儂牆遭破壞後,學生們迅速進行修復並擴建。然而,相較於香港當地無大台式的連儂牆,在台灣的學生自治組織與校方行政單位的反應,則對後續的效應佔了很大的影響。

從公館連儂牆散播出去的文宣。圖片來源:香港邊城青年粉絲專頁

在香港,連儂牆是抗爭者將運動日常生活化的行動策略。尤其是在線上宣傳易流於同溫層內部循環的時代,以渺小卻大量的便利貼將平靜的街景轉化為抗爭空間的一部分,令疲憊的抗爭者認識到同伴的真實感,更能有效打穿網路傳播的極限。

這樣佔據線下空間的行動遠不同於關掉視窗即可無視的網路文宣,會導致親政府人士備感冒犯的程度遽增,甚至採取破壞連儂牆、干預言論自由的行為。這樣的破壞行動恰好證成了策略的功效,鼓舞了抗爭者復原、擴大連儂牆的動力,也彰顯繼續抗爭的正當性。

而連儂牆行動來到台灣,也發揮了突破運動疆界的功能,將強烈受到中國因素影響的台灣社會與香港的抗爭連上線。促使平時只到香港旅遊的台灣人,進一步認識香港政治的一面,認識中共不斷提倡的一國兩制實際上長怎樣。也能即時回應運動的最新發展,更強烈地連結港台的意識。

中山大學學生回應何韻詩遭到潑漆的事件,畫了指代他們領袖的維尼圖還擊。圖片來源:高敏薰

然而,在香港以流水式擴散的連儂牆到台灣後,轉變成仰賴大台(學生自治組織)向主管單位(學校行政單位)申請空間的使用許可,使得該行動的走向受到這些大台之間的互動來主導。同樣是連儂牆的設置與破壞,但抗爭空間的發展在台灣各校大有差異,尚有值得深究之處。

義守大學的學生會與校方對此非常消極,於是學生要「為各種不同因素/風險,我們會在當天宣布張貼連儂牆時間與地點」以徵集快閃行動的參與者,其成果還會被校方迅速清除,無法持續累積。

文化大學的情況只好一些,在衝突過後,學生會有積極申請牆面,但仍被校方突襲清除。世新大學則是學生會與議會在爭取後,被校方要求遷移到「可接受」的位置。東吳大學的學生會從暑期有港生被捕以及連儂牆被破壞之後,持續有力地公開發聲,校方卻消極地阻止他們自行舉辦記者會。這三間學校的自治組織雖然試著努力過,然而在校方壟斷行政權的情況下,得舉步維艱地爭取最基礎的言論自由。

清大與中山的情況就好上許多,學生申請設立的連儂牆不會被校方驅趕或拆除。但在遭到破壞後,除了尋求法律途徑解決之外,中山的學生會與校方積極合作,規劃了連儂隧道,一時間成為作畫、打卡拍照的熱點。

除了大量便條紙,隧道內還出現多樣化的手寫標語。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至此,可分離出三個因素來討論連儂牆行動在台灣校園的狀況:

第一個因素取決於該校的學生自治組織。如果自治組織不願主動介入、或協助向學校提出申請,就會如同義守的港生,只能在個人空間或校內游擊這兩種策略之間選擇。由於在台港生的人數很少,採取前者有暴露身份的風險、後者則無法以量取勝持續佔領空間。

第二個因素則端看學校行政單位。如果校方偏好息事寧人,即使有活躍的自治組織願意肩負重任,仍會持續受到各種行政手段的干預。但有校方支持設立的情況也不見得好到哪裡去,按照申請流程所授權的固定範圍,在行政權由校方一把抓的大學體制中,形同上級賜予下級的一種恩惠。原先解放空間、突破同溫層的效果大減。

第三個因素是整體學生對校園空間的認識。學生是將佈告欄、圍牆、隧道視為校方的資產,把自己當成付錢購買學位的過客?還是意識到自己其實在校外有投票權、在校內也有繳學費,能作為空間的使用者、教育體制的支撐者,去決定日常生活的空間該如何打造?

中山大學的連儂隧道,面臨與學校拉鋸審查界限的困難。圖片來源:中山大小事

連儂牆在台灣激起兩個面向的影響,其一是如同香港當地的模式,佔領空間的策略會激起親中群眾的不滿,進而使我們看見中共如何不斷製造「危機」,令來到台灣的學生或旅客總是覺得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咦,我怎麼說又?)。而這些陸生、陸客的血肉,就是新中國民族主義在海外建立新長城的活祭品。

其二,在普遍保守的台灣教育體制中,校園絕非學習民主實踐的場所。即使民主是課堂上出現的概念,校園生活的一切細節卻都交由行政單位決定。「去政治」、「行政中立」成了校園隔絕整體社會的界線。當連儂牆延伸到台灣,我們要面對的不只是陸生陸客這些「境外勢力」對言論自由的打壓,更嚴峻的是,在《返校》都已經改編成電影上映之後,我們在校園發表言論時還要面對多少自我審查、還要多久才能真正解嚴。

由校方授權的言論自由,如同連儂隧道裡的盧森堡語錄一樣,有隨時被撕下的可能。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作者為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學生,不知不覺在高雄讀了六年的書,之前參加過異議性社團,現在努力養貓跟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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