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明(本名施朝暉,1918─2019)於10月13日的大遊行與追思會後正式與台灣社會告別。他的離世不僅代表少數僅存的台灣文化抗日運動見證者的持續凋零、上個世紀一度張揚的革命時代幾近告終以外,更意味著他所擁有的「解放區」經驗,可能也就隨之消散、為後人所淡忘。即使對於當前廣泛受到「紅色滲透」的台灣來說,史明的生命故事既是提醒、也是警鐘,是我們可以再進一步探索與辯證的歷史啟示。
近年廣受青年大眾推崇的史明,過去其實長時間都不在台灣獨立運動的主流系譜。不管是1967年在日本成立獨立台灣會,乃至於1980年代持續到美國各大學夏令營、學生會演講,甚至在1993年潛伏偷渡回到台灣以降,史明雖然一直為人所周知,卻也因為他的「紅色」、「共產黨」、「左翼」、「地下工作」、「單線領導」等標籤,而被人抹上謎樣、不容易親近的色彩。
也就是說,即使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於1980年代問世之後,便在台灣的社會運動現場、異議份子之間廣為流傳;或者在他生涯的最後幾年伴隨著街頭的再次狂飆、本土政權再次執政而屢屢受到關注,乍看似乎處於鎂光燈的焦點。我們還是得說:不管是過去或者最近、海外還是島內,史明其實始終處在一個極為特殊、貌似高居神壇,其實更靠近邊緣的位置。
台灣人四百年史:圖片來源:史明Su Beng FB
從邊緣凝視帝國
史明在台獨運動的邊緣位置,固然與運動團體之間的排擠、互斥有關,卻也與他的「中國」經驗有很大的關聯。他在最早一本紀錄個人往事的著作《穿越紅色浪潮》中,詳細描寫了1942年他在早稻田大學畢業以後,前往中國加入中共的地下情報組織,甚至還在戰後與日籍女友平賀協子一同深入華北解放區的過程。
誇張一點來說的話,對於當時身份是殖民地「第三國人」的史明來說:表面在汪精衛政府中任職,實際上卻協助中共套取軍事情報,無疑是一個叛離帝國的決定。然而,他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義無反顧地在戰後投身解放區,以為可以見證社會主義理想實現的期待——居然只是目睹另一個「帝國主義」的崛起。
即使,只是她最最一開始的雛形。
對於戰後身陷中共解放區的史明,土地改革與人民裁判的慘況,無疑給了他最大的刺激。不管是目睹被迫投井自殺的年輕人,或者是佃農們被共產黨幹部強迫手刃地主,人性的扭曲與階級清洗的歪斜,讓他意識到中共未來朝向「極權」發展的可能性,更看穿了隱藏在進步論述當中、「毀滅人性」的潛台詞。
於是,當史明決定且終於在1949年回到台灣以後,他就宛如打了一支預防針一樣,對於「中國」乃至於「中共」保持著相當的警覺,不被所謂「血濃於水」之類的民族主義話語迷惑,甚至展開了一場「自己究竟是誰」的終生求索。
中國經驗的「預防針」
1949年才回到台灣的史明,錯過的是戰後台灣社會蓬勃發展的「再中國化」熱潮。另一方面,他也錯過了台灣人民由歡欣鼓舞到失望憤慨,終至挺身反抗的228事件,以及後來的屠殺與清鄉。換言之,好不容易才返回台灣的他,其實是與島嶼近況脫節的邊緣者。
然而與台灣倖存的青年志士不同的是,史明原先就對蔣介石與中國國民黨不抱任何期待。再加上才剛剛經歷解放區的挫敗經驗,更讓他對「紅色中國」毫無期待與幻想。換言之,在當時倖存的台灣青年紛紛投身省工委組織,期盼有一天能夠「解放」台灣、迎來新中國的時候。史明仍然是一個少數的邊緣者。
即使他開始產生書寫台灣歷史的念頭,即使他開始籌備刺殺蔣介石的行動,即使他已經油然而生台灣獨立的政治主張。最終還是在一次倉皇出走的情況下回到日本,繼續他少數、異類與邊緣的角色。
史明堅持台灣獨立的政治主張。圖片來源:史明Su Beng FB
右獨之外,一個特殊的位置
因為228事件而迅速萌發的台獨意識,因為暴力統治而不得不離鄉背景的台灣人,使日本成為了戰後台灣獨立運動的萌發地。包括最早的廖文毅,又或者史明、王育德,以及後來的許世楷、黃昭堂等人,他們的組織、機關誌(《台灣青年》、《獨立台灣》)以及公開與非公開的行動,在在都讓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在1970年代以前一直是台獨運動的核心組織。
史明曾經也是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的成員,卻在1967年遭到聯盟「開除」,其中的原因至今猶待理解(不過可能也沒那個必要),是否與他當時積極與島內人士聯繫、採取武裝革命路線有關也不得而知。然而,作為日本台獨運動中的邊緣人物,史明卻也因此開闢了一條、甚至可能也是同輩間唯一的運動路線——「左獨」。
受限於意識形態與政治訴求,在日台灣人大多與日本右翼較為親近,而與左翼人士較為疏遠。史明雖然是獨派,卻擁有中共解放區的真實生命經驗,以及對於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信仰。相較於其他台獨運動者來說,反而在邊緣的位置當中,找到與日本左翼「連結」與「對話」的可能性。
1974年4月,《話の特集》刊登了一篇標題「獨立と革命」,以解放台灣與沖繩為議題的文章,邀請了日本左翼運動者太田竜、琉球解放的指標性人物新里金福與史明對談。相當有趣的是,史明在訪問的最一開始便說:「我先說結論,我個人的終極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新台灣』。」然後他便在有限的篇幅當中,濃縮闡述《台灣人四百年史》的核心思想。更為有趣的是,史明在主張「社會主義」同時,也提到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其實延續的是封建、傳統的「超大國主義」,並不符合世界革命的立場。
這或許也是因為史明有過曾經在華北解放區的生命經驗,又處在一個右獨以外的特殊位置,才有機會與日本左翼進行對話與交流吧!而這上個世紀世界革命的串連熱潮,恐怕猶待學者專家未來進一步探索,才能呈現出當時暗潮洶湧的時代面貌。
邊緣凝視的啟示
史明生前常常重複的幾句話,一句是「看整體、看全面、看發展」,另外則是「理念、立場、戰略、戰術、紀律」。有趣的是,他對中國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差別非常清楚,但對於中共的戒心卻從未鬆懈。
史明提醒我們:團結與行動才是出路。圖片來源:史明Su Beng FB
可能是因為過去擔任中共地下情報人員的經驗,讓史明對於「統一戰線」、「滲透」、「買辦」抱持著相當的敏感度。當我們回顧2006年他策劃阻擋連戰前往中國訪問的行動,對比這十多年來台灣社會與特定政黨迅速遭到中共滲透、吸收,甚至成為中國侵略的傳聲筒與灘頭堡之際,史明當時的遠見著實令人佩服。
於是,當我們想起史明在高齡八十多歲時仍然挺身而出,在高速公路上飛車追逐,在機場上與地痞流氓對峙。不僅是台灣民族主義者從邊緣凝視帝國以後給予我們的見證與啟示,更提醒了我們:團結與行動,才是抵擋中國侵略與滲透的唯一方法。
作者為獨立研究者、《史明口述史》企劃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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