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全球生產壓力鏈》

三、受猜疑的少數民族：越南華人的地位變遷

華人移民越南的歷史很悠久，遠從「反清復明」的17世紀，到法國殖民時期，都有大量的華人移民。對於華人是否應該入籍的事情，在1954年《日內瓦協定》後開始凸顯出來。該協定，以北緯17度為分界，南北分治，因此有許多華人從北越逃難遷徙到南越。當年的協定約定，南北越在1956年7月以前實行普選，再統一南北越。不過法國支持的南越保大帝政府，後來在西貢吳廷琰（NgôĐìnhDiệm）政府所舉行的公民投票被廢除，另外建立「越南共和國」。

當時北越政府與中國政府外交關係良好，因此北越政府採取相當友善的華人政策，例如廢除華僑的「人身稅」（許文堂 2014: 150），而且北越政府並未採取強制入籍的政策。根據1955 年越中兩國的協議，北越政府保證北方華僑享有與越南人民一樣的權利，並按照自願的原則，鼓勵華人成為越南公民，既可享有選舉與被選舉權，也可擔任公職。1955年在印尼萬隆召開的不結盟會議中，許多國家質疑中國利用華僑的雙重身分來進行國家顛覆活動，在該次會議上，周恩來宣稱，中國並無顛覆其他國家的意圖，並且要求華僑選擇單一國家入籍效忠（同上：148）。不過在1967-1968 年之後，因為蘇聯與中國關係惡化，影響越中關係，北部華人開始受到更嚴格的監控（許文堂 2016: 10-11）。

在南部的吳廷琰政府，則採取了比較嚴格的同化政策。1956年8月公布國籍法，中國人在越南所生的子女，國籍一律是越南；1956年9月6日還公告，經濟活動中的十一種行業，必須要越南人才可以經營，而這些行業剛好都是越南華人比較集中的行業（例如碾米業），這樣的政策一直到1964 年的阮文紹（NguyễnVănThiệu）才放鬆管制（陳氏芳蓮 2011: 24）。

1975年北越政府以武力統一南越，開始另一波華人逃離潮。根據記載，當時許多華人跟著美軍一起離開，一些受訪者也說，當時父母親有機會在美軍協助下離開越南，不過因為不想拋棄祖父母，所以選擇留下；也有幾戶人家一起購買一艘小船，賄賂軍人後出海，幸運的在公海被救起，不幸的再被抓回，當然，最不幸的就是命喪大海。當時越南政府也提供大型船隻供逃離，只要繳交20 兩黃金，就可以搭船離開（陳氏芳蓮2011: 33-34）。1978年12月，越南軍隊揮軍進入柬埔寨，推翻紅色高棉波布政權，引起中國不滿，兩國關係陷入緊張。1979年2 月，中國入侵越南，發生為期一個月的越中邊界戰爭。兩國的戰爭造成更多華人逃離越南，據聯合國難民總署（UNHCR）的資料，當年約有百萬人逃離越南，其中約71 萬人是華人（UNHCR 2000; 引自許文堂 2016: 12）。

[endif]–最後一波華人逃離潮，是在1986年越南開始進行革新政策之後。當時的社會氛圍變得較為自由，在放鬆控制的情況下，一些南部的華人透過陸路，經柬埔寨進入泰國邊界（Robinson 2004）。一位華人受訪者說，她小時候在泰國柬埔寨邊界的難民營度過五年的時光，1989 年當時全家五口，先搭車到柬埔寨，接著再乘船沿著湄公河偷渡到泰柬邊界，被收容為難民。她的兩個弟妹是在難民營出生的。一直到1994年，覺得被歐美國家收留的希望渺茫，全家決定返回越南。就在他們回越南的一年後，美國政府宣布，只要自願回越南，將來美國願意收留他們，所以比他們晚一年回越南的難民，在回到越南後的隔年就都移民到美國。這個政策只開放一年，在1996 年就停止。這位受訪者說，1994 年回到越南之後，原來在同奈省的土地早被政府沒收，最後是依靠1979年逃離到美國的爺爺寄錢回來買地，種植經濟作物維生。在1995 年還沒有返回越南的泰國邊境難民，1996 年則被強迫遣送回國，回去之後因為沒有了土地，只能成為當地華人農場的雇工。

經歷如此的政治與遷徙變化，在1979 年越南的全國人口普查，仍有約93.5萬的華人（參考表5.2），在其後三十年間，普查的華人人口不斷減少。以2009年的統計數字來看，華人僅占全部越南人口的0.96%（UNDP 2011: 10），相對於馬來西亞華人占了約24.6%（2010年資料）來看，比例算是很低（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2011）。

根據許文堂的看法，華人人口統計數的減少，可能是華族（NgườiHoa）身分轉變為山由族（NgườiSánDìu）、艾族（NgườiNgái）、儂族（NgườiNùng）所致。越南政府在1979年將少數民族依照不同的語系劃分為54個，屬於漢語語系的族群包含華族、艾族與山由族3個少數族群，後兩者的語言和華語、客語接近，因此有些原本被界定為華族的，在這段期間改為其他少數民族（許文堂2016）。表5.2的儂族人口在1979至2009的三十年間，增加了將近一倍，從人口統計的角度來看，顯得十分異常。

從越南官方的護照上看不出個人是哪個族群（都是越南人），不過個人的身分證上會註明「祖籍」和「族群」，例如某受訪者的身分證上面寫「祖籍：中國」，「民族：華人」。越南是父系社會，所以如果是越南男姓和華人女姓通婚，子女就是越南京族，如果父親是華人，母親是京族，則子女仍是華人。

那麼華人多數居住在哪裡呢？職業類別呢？1989年的調查顯示，越南華人總數有90萬人，其中四分之三的人口住在城市，又其中有超過二分之一的華人住在胡志明市，占該城市人口的13.3%，比例相當高（許文堂2014: 156）。在1975年統一之前，西貢一直是南方資本主義發展的中心，華人企業也都以此地為中心。根據1975年的統計，當時西貢（現在稱為胡志明市）有26萬華人，資本家有7,951人，小企業主和自由業者有172,049人，受僱工人約8萬人（許文堂2014: 160）。這些私人企業在1978年實施的「改造私有工商業運動」中受到重大打擊，3萬家華人企業被國有化（Chinh 2013: 11）。不過此政策只執行幾年，在1981年6月起開放部分自由市場，允許私人經商，所以當越南政府在1986年決定進行革新開放之後，越南華人的商業網絡及經商技術都還在，因此可以很快重新建立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許文堂2014:165）。根據1994年的官方統計，胡志明市的私有企業有4,900家，其中有40%是華人經營；到了1990年代末，該市華人企業家占了全部企業家的三分之二（許文堂 2014: 167）；到了2010年前後，華人占了胡志明市人口的10%，經營該市30%的企業（Chinh 2013: 11）。

上述資料顯示，越南華人雖然是所謂的「少數民族」，但他們掌控的經濟力量卻是遠遠超過其人口比例，這個情況和馬來西亞的華人類似，也就是經濟上具有相當的重要性，但是政治上華人的忠誠度一直受到懷疑。身處此種政治經濟結構中的華人，經歷多重的矛盾：在企業或工廠裡，可能具有較高的職位與權威來管理生產線的京族越南人，但出了工廠的圍牆大門，其政治地位卻不高，這在在影響到他們在工廠的工作類型、職位和權威。

1975年之前的台越關係，相當緊密，這也成為後來台商剛進入越南的重要社會網絡。1975年之前，許多越南華人來台灣留學，學習「正統的中國文化」，這群人就和馬來西亞來台灣的華人留學生一樣，是所謂的「留台生」，而1975 年之後，在台灣讀書的越南留台生無法返回，有些留在台灣，有些則遷往第三國。除了透過「僑教政策」拉近台越關係外（黃庭康2016），也有許多台資企業到西貢開設工廠（Kerkvliet 2011: 167），這些關係雖然在1975年中斷，但是當台資在1990年代重新進入越南時，原來的社會關係重新被動員起來，因為中斷的時間才十五年，很容易重啟舊有關係。我們訪問的一家台資工廠，老闆是越南華人，他在1963至1967年間就讀台大，後來返回越南承繼父親的事業。但是1968年春節期間，北越（越共）發動「春節總攻勢」（SựkiệnTếtMậuThân，戊申春節事件），美國駐西貢大使館遭遇攻擊，街頭槍戰混亂。受訪者說，那時全家已感受到南越不安全，越共都打到家門口了，因此開始計畫性移民到美國，在1974年離開了南越。越南在1986年開始進行革新政策，積極鼓勵海外越僑回國投資，此時他也跟著回去看看，後來決定投資設立製鞋廠。他找來大學同班同學合作，當時這位台灣同學已在中國的工廠工作好幾年，兩人便合資在胡志明市設立「用越南人名義登記的台資工廠」。

另一個案例是國民黨的中央貿開開發「南西貢」（現在稱「富美興」），它在1988年進入越南，運用當年西貢華人的社會關係，協助越南政府創設第一個加工出口區「新順加工出口區」。這些例子顯示了，過去台灣和南越的社會與經濟關係，在1986年革新政策開始後都活絡起來，成為台資進入越南投資的重要橋梁。

四、日常生活的「越—華」族群關係：語言、通婚與認同

南北越統一之後，因為和中國／台灣關係的惡化，連帶以前的華語學校也被關閉；在革新開放之前，越南華人要學習華語，必須透過私人的方式學習。一位在1970 年代早期出生的華人，上小學期間碰到越中戰爭，華校全面禁止，父母偷偷聘請老師來家裡上課，使用台灣政府以前編輯的課本當教材，學習完中學的課程。當台灣政府在1991年於越南設立辦事處時，她因為華語能力以及和台灣意識形態的契合，受僱於該處工作。另一位華人，1980年出生，從2、3 歲開始，就在姑姑的晚間「補習班」學習華語，因為當時仍禁止教華語，所以她的姑姑透過開辦托兒的方式教小孩子華語。她說，這個姑姑因為對華語教育非常有熱情，所以想出這個辦法來延續華語的教學。

即使後來開放學校可以教授華語，或者可以自行開辦華語學校，越南華語的教學並不受國家承認，所以去上華語的華人得到的只是「補習教育」的證書而已。越南的義務教育小學只有上課半天，另外的半天學童可以上華語學校，也因此許多華人願意多花一筆錢讓孩子學習華語。某受訪者是講廣西話的華人，出生於1981年，所以未接受到國民黨的華文教育體系。他的祖父在1954年南北越分治時逃到同奈，全村都是來自廣西的華人。根據他的陳述，該村的華文教育，是當地居民去其他地方學，或是向廟宇募款來設立華文學校，課程是半天華語、半天越語。學生到了11、12 歲時，就去考省教育廳的學歷考試，若通過考試，學歷可以獲得承認。

進入1990年代之後，越南和中國重新建立外交關係，對華人的文化活動不再嚴格控制。胡志明市的華人多數住在第五郡和第十一郡。年輕一輩的華人，即使上學是學越南語課程，但日常生活的語言和人際交往還是以華人為主，幾乎最好的朋友都是華人，一位華人受訪者就這樣說：

我們比較喜歡和唐人玩，一來是因為溝通比較容易，二來是我們有很多共通點。

此外，1990年之後，胡志明市的華人所觀賞的電視節目、連續劇或流行音樂，很多都來自香港，透過這樣的媒體，廣東話成為華人圈年輕人的共同語言（即使他們是來自不同方言群的華人），且他們的廣東話甚至比越南語流利。他們自己評估：

自己的越南語比越南人差一點⋯⋯，因為發音不夠正確，能聽得出來我們的越南話和越南人講的有些不一樣。

再者，因為華語課程已經可以開設，胡志明市的華人多半都會送小孩去華語學校，近幾年我訪談的華人，年輕一輩的華語能力都很好，即使他們主要的母語還是廣東話。老一輩的人可能仍然講潮州話、海南話或客家話，但在和不同方言群的人溝通上，仍是以廣東話為主，也多少可以聽懂華語。此外，有越來越多華人來台灣留學，他們的華語基本上沒有問題，來台後華語能力急速提升，成為台商心目中的最佳幹部人選。

在語言上，雖然多數年輕越南華人可用雙語流利溝通，可能成為華─越文化的雙重承載者、溝通橋梁，不過在社會關係上，仍多圍繞在華人圈生活。我雖未找到有關跨族群通婚的統計資料，不過就我的訪問資料來看，華人傾向同族裔通婚。某受訪者的弟弟，當年想要和越南女性結婚，遭到父母強力反對。另兩位受訪者也傾向找華人結婚，他們的理由是「這樣比較方便和老人家交流，因為父母的越南文都不算流利」。那麼越南京族工人怎麼看待族群通婚呢？某位受訪的越南工人說：

跟華人相處並沒有什麼差別，但是從口音可以聽得出來他們的不同。而如果要跟華人結婚的話，小孩子多就沒問題，如果只有一、兩個的話，則不希望離開太遠。

這是一種很委婉的說法，也就是還是希望同族群內部通婚。

當然，一個少數族群生活在周遭都是主流京族的環境中，不可能沒有異族通婚的例子。某受訪者的老公是峴港（ĐàNẵng）人，她先生大學唸中文系，畢業後到峴港的台商公司工作，而她剛好在胡志明市的台商總會工作，兩人先是因業務工作而相識，進而結婚。婚後，她先去峴港跟先生、公婆同住，後來因為台資企業多半集中在南部，兩人就搬到胡志明市找工作，剛遷到胡志明市時，是住在她的父母家中，省下一筆住宿費用。

作者為澳洲國立大學社會學博士，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從博士論文的台灣中小企業開始，逐步進入到台商海外投資、越南台商、越南移工、台越跨國婚姻，到最近的性別與親密關係研究。創設《巷仔口社會學》共筆部落格。作品有：《田野的技藝》（與郭佩宜合編）、《巷仔口社會學》（多人合著）、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Taiwan（與Tak-Wing Ngo合編）、《戰後台灣經濟分析》（劉進慶著，與林繼文合譯）。 ![endif]–

書名：《全球生產壓力鏈》

作者：王宏仁

出版社：臺大出版中心

出版時間：201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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