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香港近況的再思

圖片來源：路透社／達志影像

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從六月初開始到現在已經持續了將近半年。在這一連串的抗爭活動中，從早先的「和理非」遊行示威活動，到後來激烈的勇武鬥爭，充分表現出香港人的執著和韌性。這一點已經有很多人談到。

1124香港區議會的選舉更充分顯示出香港人對當前形勢的態度。我因爲在美國遇到的香港人都很謹慎，不願公開談論當前的局勢，又看到川普似乎不很熱心支持國會通過香港人權的法案，再加上周末的《金融時報》又有短文表示學生的勇武活動走了過頭等等這些消息，使我以爲香港社會已經對這些抗爭活動產生懷疑，使得抗爭的活動失去了動力。

然而，事實相反，區議會投票的結果充分地顯示出大多數的民衆還是對反送中抗爭十分的支持，並且用實際的行動來象徵這個活動的合法性。

下面分幾點來討論香港抗爭的時代意義。

首先，如同我一開始就説的，這一次的抵制運動充分地表現出香港（主要是廣東）人對社會正義及道德的是非對錯的堅持，其信念充滿了令人驚訝的靭力。我在我的臉書和個人部落格都已經再三討論過這一點。這裡可以不用另行贅述。

其次是中國政府近半年當中所表現的進退失據。從七月下旬，由於元朗發生了穿白衣黑幫毆打反對的人士，抗爭者被逼從此要穿黑色衣服，强大了對抗的張力，這就使得所有的觀察家都開始注意中國會不會送解放軍入港。我當然也不例外，因爲這個是我們對中共政府一向的瞭解。

不過我總覺得天下會有這麽笨的政府嗎？畢竟中國經濟和外匯幾乎有四分之一是透過香港創造的，而到了今天，香港仍然是一個相當尊重法治的資本主義社會，任何人的錢放在哪裡，那怕是香港政府或是其它國家的政府都不能隨便用非法的方式去挪移一絲一毫（在我看來，這就是爲什麽絕大部分的離岸銀行都在英國的海外屬地；他們的服務甚至於比瑞士或美國可靠），因此中共的貪官污吏們一定會贊成維護香港的財經地位，因爲他們的錢多是靠香港漂白。

他們一定反對對香港施予過分的制裁。許多評論家一再預言中國就要進兵香港，結果證明中共不外是陳兵深圳邊界，恫嚇居多，而多次關於武警可能化裝為本地警察的謠言也未能證實。

這就牽涉到香港政府對一國兩制的執行所表現出來的懦弱和缺乏自信。雖然從中國的立場來説，香港特首只是中國的一個地方官員，連封疆大吏都説不上，但是在《基本法》之下，香港不是完全沒有牌可打。香港政府的種種政經行爲總是以接受中央及中聯辦的意志為優先考慮，從第一任特首董建華開始，莫不如此。然而，香港的司法還至少保有一定的獨立，所以雖然第二任特首曾廕權由於不善於揣摩上意，落得鋃鐺下獄，但是這整個檢控和宣判的過程至少保留有香港一向司法獨立的樣子。

相同地，林鄭月娥所遇上的《逃犯條例》，修法雖然是一個比較大的挑戰，但是於現在看來，她可以運作民意，把這個中聯辦的要求修訂得比較合理，取得雙贏的局面。不幸，林鄭只是回歸以後的一個謹守分際的公務員，對充滿詭譎風雨的中國政治實在不算熟悉，所以過分奉承中央的「指示」，以致進退失據。不肯就泛民派及多數民衆所提出的「五大訴求」做出系統的反應，違背港英時代公務員作業的一貫程序，實屬不智。

在我看來，林鄭一早就應該與中聯辦交涉，及早和緩衝突的力道。現在落得兩位都失去中央的信任，真是早知如此，何必當初。這一個多禮拜以來，港府的決策終於開始反映出一點彈性，略略表現出「一國兩制」原來應該有的做法。我認爲香港政府有責任負起匡正與中央的關係。同時，由於國際對香港的局勢表現出積極的關心，香港人民追求「五大訴求」的努力也因此會具有更爲取信於中國政府的可能性，而不至於持續抗爭，沒完沒了。

第三就是美國及西方國家的角色。如上所説，現在香港的抗爭活動已經逐漸平靜，之所以如此，固然就是中國人一向所説的「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但這是古人説法，現代人不必取信於此。對我們來説，任何的抗爭活動最好是用法定的協議方式來處理，訂立可以持久的約定（條約），以保持互信，並消除抗爭的理由。

西方國家的表態被中國看成干預，並不斷嚴厲批評。然而，這個是表面上的口角，重要的是這些所謂的「干預」有什麽實質的意義。在我看來，最重要的意義就是提供了香港政府一個按照《基本法》行政的實力基礎。爲什麽這麽説呢？這個必須從今年年初以來美中貿易談判的博弈來瞭解。香港政府一日無法取得香港市民的信任，在五大訴求中做出合適的回應，那麽中美貿易談判就不會有結果。

中美關稅及貿易談判有兩個面向：一個是純粹的經貿的談判，另一個是圍繞在川普身邊許多謀士倡導反中信念及政策的展現。經濟上面的目標固然重要，但是達到在人權及政治價值上面的伸張也非常重要。

美國現在通過的法案與當年的《台灣關係法》可以比擬。《台灣關係法》維持了台灣的安定有四十年之久，到了最近才逐漸因爲中國的所謂「興起」，美國地緣政治的需要，這才使這個法案顯得左右支絀，必須全盤重新考量。香港的局勢正好提供了一個著力點，相信它對香港局面能做出一定程度的穩定作用。我曾經在我的臉書上說反送中抗爭最後的結束與美國以及民主國家的態度會有關係，現在證明果然如此。

最後，我想就五大訴求提出一點我自己的看法。所有的評論家沒有任何人認爲香港政府會全盤答應港人的要求。但是仔細看看它們的内容，則其中的第一訴求（撤回《逃犯條例》修訂）已經得到港府答應，不再是問題。其次是訴求二和三（釋放被捕示威者；調查警民衝突）。我認爲香港政府可以讓步。

關於「釋放被捕示威者」，這一點實際上與目前警方的做法並無太大差異，香港政府可以輕易答應，至於調查警民衝突，評論者大多認爲應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而不是依賴現有的「監警會」。這一點恐怕有一定的難度，但是我認爲香港政府可以就如何處分使用過分暴力的警察這一點先與抗爭領袖商談，那麽稱爲獨立調查委員會就不是太大的問題。

最困難的就是第四點（宣佈抗爭活動不是暴動），因爲這是習近平的定調，因此香港政府必須對這一點作出兼有智慧和謀略的反應，與抗爭的領袖們談判，以得到一個不算「雙輸」的「定性」。我個人認爲時間將會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至於最後一點（盡快實行雙普選）當然也是中國難以接受的要求。然而，如上所説，香港政府應該向中共當局説明「一國兩制」是一個朝向相互影響，互利互助的過程，而不是讓港人拖延並改正過去舊價值和制度的緩兵之計。

在像「粵港澳大灣區」一類的計劃中影響中國社會及經濟行爲，這個就是香港可以在「一國兩制」上面產生的作用。當然，中國政府三千年來，從來沒有接受理性政策的習慣，而是以不斷地貫徹政府的意志為維穩價值的基本要件，直到被推翻爲止，沒有和平轉移政府的做法。不過既然從鄧小平以後有了兩任國家（以及黨）主席能至少遵行任期制度，而當代世界的相互影響日益繁複，在在都使香港的政治受到影響。

我認爲香港的「雙普選」在未來28年間得到逐步的推動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中共當然不會正式答應不再强迫香港修定《基本法》的第23條，也不會公開答應雙普選，但是顯然，在2047年以前，這兩個課題大概不會積極處理。以時間換取空間。我相信這樣就能減輕目前抗爭的勁度，加以降溫。等待下一次的遊行、反抗。反正這個不斷地控制、壓迫、恢復秩序的循環就是中國政治的本質及特色，直到朝代顛覆、新的政治秩序建立起來就是。

作者為紐約市立大學榮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