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選掀底牌,兩黨打「中國牌」下的社會分歧

沈有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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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民主進步黨粉絲專頁

2020年總統與立法院的同時選舉進入最後階段的肉搏戰,在短兵相接,掀底牌之際,無論是民進黨的「下架吳斯懷」,或是國民黨的「反《反滲透法》」都直接或間接的與中國有關,兩黨可以說不約而同的打出了中國牌,顯見兩岸關係仍舊是這場大選的關鍵議題。

在比較兩黨此次打出中國牌來動員選民的策略以前,先讓我們對於幾種透過選舉而切割社會分歧的類型做比較。從社會分歧的類型來看,我們可以簡單的分成前物質主義、物質主義、後物質主義的分歧類型。

前物質主義指的是心理認同層面的差異,表現在國家、民族主義、宗教信仰等議題;物質主義指的是所得成長與分配,表現在階級意識、勞資爭議、貧富差距、薪資級距等議題;而後物質主義則是指對於人權、環境、永續等價值性的主張,表現在能源結構、平權意識、甚至死刑存廢等議題上。

以這樣的分類為基礎,不難看出在選舉時對於選民的動員策略上,如果依據前物質主義來切割選民,有著難以撼動的先天性心理鴻溝,因為國族認同、宗教認同是一種極為主觀,也是偏向零和競逐的議題。而物質主義和後物質主義,則具有政策上的妥協性,零和競爭的本質比前物質分歧來得低。

現在再回到大選中的中國因素來看,就不難看出「中國牌」在臺灣社會中切割選民的軸線,以及和其他議題結合操作的特性了。首先,兩岸關係所涉及到的,主要是國家認同的區塊,比較偏向前物質主義的分歧,也就是透過臺灣民族主義VS中華民族主義來切割選民對國族認同上的心理差異。

經濟成長、所得分配、薪資結構、社會福利等議題,屬於物質主義的社會分歧,在過去幾年隨著貧富差距的擴大,切割出不同世代對於年改的正當性、房價居高不下、薪資停滯的焦慮感與排富心理。至於反核與否、同婚與否、平權議題、甚至死刑存廢等爭議,是典型的後物質主義社會分歧,隨著若干議題在2018年透過公民投票的動員,也在社會上出現了巨大的分歧和動員能量。

那麼,兩黨透過中國牌要帶動的「亡國感」、或是反向操作想利用《反滲透法》來破解迷因,契機和策略是從哪裡來的呢?對於民進黨而言,從韓國瑜市長進中聯辦、高喊九二共識開始,再到不分區名單出現退將吳斯懷,操作中國牌在一開始就簡單有力。

第一,民進黨反中的立場始終一貫,此次攻擊的對象從「議題」更直接連結到「人物」。如果只是高喊反九二共識、反一國兩制,效果只會是鞏固基本盤。但藉由韓國瑜選總統、吳斯懷高居不分區第四名,進而操作下架吳斯懷的訴求,更能簡單明瞭的打動一些中間選民。不僅如此,香港議題與台美關係升溫,分別成為反向與正面助攻,尤其是香港。香港街頭歷經九個多月的激烈抗爭,迄今仍未止歇,一國兩制幾乎宣告破產。此時配上韓國瑜的主張以及吳斯懷過去的畫面,民進黨很輕鬆的就激起了選民對於保衛臺灣主權、民主人權關鍵一戰的心理。

不僅如此,韓國瑜一連串的豪宅爭議、炒房風波、度假麻將等,把自己訴諸的「庶民」形象不攻自破。在物質分歧的議題上,「莫忘世上苦人多」的訴求和自己又權又貴的作為可以說完全自相矛盾,也失去了動員的正當性。再加上韓國瑜與國民黨核心價值都表現出反年改、擁核、反同婚…等保守主義的主張,等於在後物質主義的社會分歧上,將主張改革價值、呼籲人權與永續的年輕世代拱手讓出。在國民黨不分區名單上高居第二的葉毓蘭,在此議題上也輕鬆成為民進黨攻擊的標靶。

然而,國民黨在最後也利用了反《反滲透法》來做最後的反撲。民進黨在國家安全的大帽子之下強推《反滲透法》,而且是透過府院會黨四位一體來催生這部法案。國民黨欲利用《反滲透法》的模糊性以及立法程序的瑕疵來攻擊蔡英文和民進黨,但顯然有些力不從心,效果也不如預期。

主要的原因可能有兩個,其一是《反滲透法》佔據了國家安全的高度,尤其法案的針對性(中國)很明顯。在中國不斷打壓台灣、並且堅持統一的氛圍下,《反滲透法》在一開始就有了基本的正當論述。其二,民進黨的「下架吳斯懷」有明顯的政治人物針對性,好操作。但國民黨的反《反滲透法》,針對的是法律條文和立法程序,相較之下比較不容易成為一般民眾快速瞭解的議題。一來一往之間,反《反滲透法》,號召選民注意和支持的力道,遠不如「下架吳斯懷」。

再者,如前所述,韓國瑜市長本人在物質分歧議題上的矛盾、加上國民黨和韓市長在後物質分歧的議題上顯得保守,也使得國民黨想要用民進黨的「中國牌」來借力使力,更形左支右絀。在當前台灣的年青世代普遍具有「天然台」的自我意識與國家認同的主流氛圍下,這批天然台的年青世代對於經濟分配的焦慮,對於人權與改革議題的堅持,使得前物質、物質、後物質三條軸線逐漸合流,展現出極強的世代差異和一致性。

軍公教的退休世代成為「鋼鐵韓粉」的核心,他們認同中華文化、經濟分配的既得利益者、同時對人權、能源以及價值改革存疑。而掌握台灣未來的年輕世代則成為「討厭韓國黨」的基本族群,他們認同台灣主體性、經濟分配的焦慮感強、同時堅持人權、能源轉型與價值改革的議題。

我國自開辦總統直接選舉以後,並且從2008年調整成同時選舉,立法院與政黨體系發展都呈現高度依附總統的現象。受到總統選舉的衣尾效應所影響,總統和國會的選情更是唇齒相依。2018年的地方選舉,國民黨獲得了巨大的勝選能量,短短一年就消耗殆盡,實在和國民黨提出的總統候選人和不分區名單有最直接的關連性。兩黨最後不約而同的打出「中國牌」,選民如何解讀?能否奏效?一月十一日就可以揭曉了。

作者為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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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有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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