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一個比香港險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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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返校FB

許多香港朋友藉著《返校》重新認識台灣。在他們眼中一切緩慢靜好的島嶼,原來曾經有過在世界上長度數一數二的戒嚴歷史。

以1960年代白色恐怖為背景的《返校》風光拿了四座金馬獎。趁著香港少數戲院還在上映時,趕忙奔赴,看完卻覺得興味索然。作為歷史學徒的感想是,一旦脈絡細節被刻意沖淡,再如何用心經營恐怖特效和懸疑風格,都無法重建當時肅殺而壓迫的時代氛圍,而讓真正想了解真相的觀眾難以進入。

但是電影裡的一句話:「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竟成為在各大社群媒體上蔓延的迷因(meme)。這句台詞精準而貼切地概述了轉型正義的艱鉅的工程中,最核心的兩個課題:記憶與遺忘。一時間,影評和專欄作家們開始利用話語分析、精神分析解構這個複雜的心理機制。

當然,對歷史懵然的多數觀眾而言,流行文化引起人們的好奇心,已經居功厥偉。但讓人害怕的卻是這句台詞被拿來瘋狂挪用的同時,意義同時被削弱的副作用。綠黨的王浩宇拿這句話標籤韓國瑜的「挖石油」論;韓國瑜也在辯論會上拿這句話批評對手蔡英文的兩岸政策。如今表述一件事,只要冠上這句話,就算不需基於事實,輕率定義也能充滿砲火。

有時語言的「能指」和「意指」相距太遠,一下子就能讓人看破手腳。去年六月,當反送中條例在香港掀起風暴,港府行政會議在第一時間定調了這場即將一發不可收拾的運動,是由境外勢力策動的「顏色革命」。再怎麼不食人間煙火的香港人,也不可能使用如此中央官媒的表達方式。彆扭的語言操作顯示出港府的無知、離地,和對中央政府的唯諾是從。

如果不曾經過《返校》的洗禮,對於香港人而言,台灣意味著什麼?瀏覽他們在臉書上分享的旅行照片,總是折服他們營造「小清新」的視覺語言,和我熟悉的台灣的確有些扞格。兩年前的香港街道上也一度出現台灣文青風的咖啡、食肆,風格反映在生活化的店名,和俐落簡單的裝潢手法。不知是否口味有落差,這股風氣並沒有持續很久。

我想起曾經想在台南尋找烏托邦的中大退休教授馬傑偉。作為公共知識分子,他雄心萬丈的移民計畫曾經有著一夫夜呼的號召力。幾位也蠢蠢欲動的同事也不斷和我分享他的文章,一面卻也縮手縮腳地觀望。後來,的確有兩位同事真的去了台灣定居。但本來已經預備購地、置產的教授卻在臨門一腳投書,說台灣各地充斥的官僚和難以融入的文化差異,讓原本打算拓荒的他,最後打了退堂鼓。

我對香港的情懷也從一連串的誤讀開始。記得剛到港時,對港人敵我分明、疾言厲色的作風水土不服,卻也逐漸明白那其實是種實事求是、不持高騖遠的處世哲學。凡事不拖泥帶水,也不搞小動作。日子久了回到台灣,計程車司機說我一副趕路的樣子,朋友們說我看起來疲憊,說話變得直白。當我逐漸明白什麼是香港,我也已經不像原本那個來自台灣的好好先生了。

香港抗爭已上升成鐵籠裡的普遍權力意志。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而兩天前,臉書上開始瘋狂轉載一支名為《大聲說話》的選舉宣傳影片。影片的訴求,在於維護台灣寧靜的生活。旁白還說香港的香港青年,「被逮捕」、「被關押」、「被凌虐」。但這樣的陳述只對了一半。我所熟悉的香港人,是一群在浪頭上知所進退,團結而敏銳的手足。他們有時算計,充滿懷疑。但對比於高度理想化,以為只要投一張票,便可以護衛自己習以為常的寧靜生活,身在台灣的我們實在太過遲鈍而天真。

理工大學圍城時,彌敦道上遞送物資的五條人鏈,已讓我驚愕無比。元旦遊行當天,我又再一次去了維園。因為人數眾多,被困在公園裡三個小時,動彈不得。但只要有人不適,便可見全身黑衣的勇武們前後押著救傷隊,從恆河沙數的群眾中竄出,兩旁的合理非也會快速空出一條通道,向他們打氣:「務必安全!」同樣的情景也在警方腰斬遊行後出現,只是這些勇武快速衝往的前線,便是大規模圍捕的現場。目睹這樣的合作,我不禁一陣泫然:換成在台灣,我們做得到嗎?

微觀史家Carlo Ginzburg最近在《新左評論》裡解析了羞恥感(shame)的情緒史。除了拆解字源,他強調這個高度政治化的情緒,往往能夠藉由群體經驗上升為集體的榮辱。印證在香港人身上,他們絕不是挨打的一群。當抗爭上升成為鐵籠裡的普遍權力意志,就算警隊不斷以粗口標籤抗爭者,抗爭者早已能夠在自由被強奪,法律被屈從的荒謬現實之下轉化符號。於是「閪(女性私處)」、「曱甴(蟑螂)」都有了新的意義。

《返校》沒嚇到我,《大聲說話》也沒讓我流淚,只因我已經逐漸習慣了卡夫卡式(Kafkaesque)的生活。此時許多人勸我早點離開香港,我卻一點也不覺得急迫,只因深知台灣如此容易被操縱和分化的社會,最終陷入的險境絕對比香港兇惡。

作者為香港大學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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