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武漢肺炎」看防疫與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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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出現在2019年末且迅速釀成嚴重疫情的武漢肺炎，所引發的危機有著強烈的歷史迴響，不只讓人想起十七年前同樣是冠狀病毒引起的SARS疫情的經驗，中國政府採取的「封城」防疫措施，更讓人聯想到歐洲的瘟疫史。

從過去的經驗汲取教訓常是讀史的期望與目的，但直接將歷史套用於當下卻很危險，由於環境條件不盡相同，可能因此犯下重大錯誤。面對傳染病尤其如此。武漢病毒的起源與疾病爆發的最初狀況還有許多未解之處，各國專家對疫情未來的發展也有不同的預測，關於2019新冠狀病毒的毒性與傳染力的研究也還在進行，此刻做任何歷史類比與斷言都有很大的失誤可能。

然而，面對危機不能無思，從目前已經出現的資訊，或許已可嘗試審慎進行初步討論。

政治體制的侷限

武漢肺炎爆發之初，國際上對中國的因應狀況出現分歧的評價。有些台灣媒體指責中國政府隱匿疫情，並憶起當年SARS的類似慘劇。然而WHO乃至《新英格蘭醫學期刊》與《柳葉刀》（Lancet）等頂尖醫學期刊，都稱讚中國反應迅速且積極與國際分享資訊。中國學界的確很快完成病毒基因定序以及第一批確診病患的臨床與流行病學研究，刊登於頂尖的國際醫學期刊。

另一方面，疫情初期武漢政府的反應失當也很明確。疫情警告與病毒可以人傳人的訊息都太晚發出，公安還制止與起訴在社群媒體示警的醫療人員與公民（雖然後來新聞宣稱他們並未遭到處罰）。武漢市長也公開承認對疫情反應遲緩失當。

《紐約時報》與BBC等國際媒體的報導和評論都指出，這波疫情曝露了中國政治體制的深層問題。中央與地方的緊張與矛盾在幅員廣大的中國是歷史久遠的難題。習近平強化中央集權，大力整肅黨內勢力，權威高度集中一人；地方政府在中央還沒定調前怯於自主決策，甚至遮掩問題。武漢市長日前接受訪問，坦言他之所以無法迅速揭露疫情，部分原因要歸咎於中央的規定。這雖有卸責之嫌，但也支持上述的觀察與批評。

權力定於一尊卻無法真正全知全能的集權體制，加上常在遭遇問題時趨吉避凶粉飾太平的官僚文化，面對新興傳染病這種需要迅速正確反應的危機就釀成大禍。中國近年積極投資高教與科研，大量留學生前往海外接受高等教育，學術社群努力與國際接軌，在政府重金資助與拔尖主義的學術文化下，研究能力確實達到國際一流水準。但武漢肺炎的悲劇顯示，即便有了頂尖科研人才與一流硬體設備，政治體制和官僚文化仍構成中國嚴重的發展限制。若無政治改革未來恐怕還會有其他危機在不同領域爆發。

防疫封鎖線的重現

防疫既是國家公權力的施展，也無可避免會限制個人自由與擾亂經濟。在歷史上，特定國家防疫政策的取捨與作為，往往與其政治體制有密切關聯。這次中國疫情最讓外界驚訝的就是採取武漢封城的激烈防疫措施，當下隔離人數達一千萬人左右，日後更擴大到湖北鄰近縣市，影響人數超過五千萬。研究檢疫歷史的醫學史學者馬克爾（Howard Markel）在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宣稱，此等隔離規模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

武漢封城以及外省隔離湖北返鄉者的做法，其實是回到十九世紀為了控制黃熱病與霍亂等疫病傳播所採用的防疫封鎖線（cordon sanitaire）。當時這種做法常被批評是歐陸專制政權的過度手段，反對最力的國家則是標榜個人自由的英國。這種批評似乎正好對應了今日中國的政治體制。

然而，當年的爭論背後其實牽涉到歐洲強權的利益之爭。高舉自由貿易原則的英國是製造業大國，貨品出口和殖民地原物料進口都仰賴交通航運，因此極力反對會妨礙「貨出得去原料進得來」的防疫措施。歐洲強權在國際衛生領域進行政治角力，最明顯的例子是十九世紀晚期英法兩國為蘇彝士運河該採取何種檢疫措施所發生的爭執。

然而，中國採取防疫封鎖線隔離數千萬人口的激烈政策，並不牽涉和其他國家的競逐。除了武漢疫情失控擔心疾病散播全國以致無法收拾，而在壓力下採取極端，這種作法有國際因素存在嗎？習近平對內公開談話常回到傳統共產主義語彙，好用「鬥爭」一詞。但新冠狀病毒說不上是馬克思主義式的階級敵人，這場抗疫也不是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列寧式鬥爭；或許黑格爾的「爭取承認的鬥爭」會提供更好的觀察視角。

追求承認的鬥爭

回到近年國際局勢來看，美國總統川普上台採取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中國的回應之道則是搖身一變，以全球化支持者之姿登場世界舞台。這點清楚見諸習近平在2017年達沃斯論壇（Davos Forum）的著名演講，高舉自由貿易、多邊協定與全球化的旗幟。近年對岸媒體也一再強調美國是破壞國際秩序的孤立主義者，而中國則是全球主義者，也是國際秩序負責任的持份者（stakeholder）。

或許這種外交宣傳定位可以部份解釋何以中國政府何以對內採取極端的緊急措施，對外似乎又透過影響力讓WHO沒有迅速將武漢肺炎列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習近平近期接見前往北京的WHO祕書長，後者則發表對中國防疫工作的高度肯定之詞，也符合上述的形象塑造方向。

如果說台灣在中國政府阻撓下追求參與WHO等國際組織，是一種追求國家承認的鬥爭，或許中國政府疫情期間的某些作為，也可說是種大國崛起追求國際承認其角色與地位的鬥爭，希望國際不只認可中國是影響國際秩序的重要力量，更是維持國際秩序穩定不可或缺的負責任行動者。但這樣的努力能否奏效，還要看疫情是否能有效控制而定，目前不只中國形象受傷甚大，未來的不確定性仍高。

兩極的劇烈擺盪

《紐約時報》有篇評論文章認為，這次疫情凸顯出習近平威權政治的「兩面性」: 地方政府遇到問題常見的反應是掩蓋拖延，甚至用維穩體制壓制資訊公開流通；可是一旦中央領導人拍板定案，國家機器馬上動得很厲害，展現出超過其他國家的高度動員能力。

然而，觀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劇烈擺盪的不只是應對危機的做法和效率。從毛時代的社會主義極左路線擺盪到開放改革的高速資本主義；從反對計畫生育的「人多好辦事」哲學，激烈擺盪到一胎化的極端節育政策。在中共政權史上某些影響深遠的重大政策都出現過兩極間的劇烈擺盪。這次疫情會再次造成擺盪嗎？對中國未來發展會有何影響？值得繼續觀察。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興趣是現代西方醫學史與科學史，尤其是英國熱帶醫學史與傳教醫療史，並致力推展西方醫學史的研究與教學。代表作是《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