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遇到胡耀邦（被迫於一九八七年下臺的中共領導人）的兒子時，他無疑會想到將兩個家族綁在一起的因素。兩家都源自延安，是共產黨於一九三○年代時的革命基地，毛澤東和他衣衫襤褸的游擊隊在此發跡，最終取得整個中國大陸的政權。二○一二年七月兩人在中南海見面時，習近平告訴胡耀邦長子胡德平（一九四二年生於延安）說：「自從我們的母親一起加入抗日戰爭後，雙方的家庭便緊密連結在一起。」
延安與其幾近傳奇的地位，立即讓可回溯到窯洞和殊死鬥爭（在內戰對抗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家族享有聲望。習近平的父親是習仲勛，在一九三○年代中期以共產黨游擊隊的身分駐紮延安；胡耀邦是長征裡最年輕的老練軍人，在被蔣介石盟友抓入監獄後逃到延安。習仲勛和胡耀邦都在陝西省的小鎮遇到另一半，也都進入臨時成立的抗日軍政大學。
習近平的父親從未和日軍作戰過，至少根據中國共產黨核准的兩巨冊習仲勛自傳（分別於二○○八年和二○一三年出版）的內容是如此。這並不讓人意外。雖然中國共產黨向來主張抗日勝利是自己的功勞，但毛澤東的武力實際上極少和日軍作戰，戰事主要是由國民黨軍隊承擔。不過，在延安的那段日子，已決定了習氏家族的未來命運。
正如許多出身延安、在一九五○年代爬到高位的同輩，習仲勛的政治生命和聲望常因毛澤東的政治運動而受到破壞。習仲勛的家庭在文化大革命被拆散，習近平被下放勞改。習仲勛的許多同輩和他們的家庭未能熬過清算鬥爭，其中一些人死於監禁或自殺。習仲勛在毛澤東死後完全平反時，很自然便成為鄧小平經濟自由化的堅定支持者。在一九八七年中央政治局委員投票時，只有他拒絕投票贊成將總書記胡耀邦趕下臺。
不過，習近平成為中國領導人後，並未否認毛澤東，而是同時擁抱鄧小平與毛澤東的遺緒。習近平清楚了解，揚棄毛澤東，就等同於否定中國共產黨，甚至可能讓共產黨覆滅。因此，習近平要求，任何共產黨員都不許否定「兩個三十年」：毛澤東的第一個三十年，以及鄧小平的第二個三十年。儘管這兩個時代的統治哲學存在巨大鴻溝，以致從外界看是兩個對立面，但對習近平而言，這比較像是中國共產黨統治相連結的兩個不同時期罷了。在美國研究中國共產黨的高文謙說：「習近平有兩面。其中一面承襲習仲勛的開明基因，另一面則來自中國共產黨的紅色血脈。」
習近平對毛澤東看似不尋常的忠誠，在很大程度上能解釋成他對共產黨的堅定信仰，以及他權貴血統所擁有統治中國的權利。因此，他父親的官方自傳強調的不是如何幾乎被毛澤東鬥倒，而是在一九三○年代如何被毛澤東救了一命。同樣的，習仲勛在一九六○年代失寵，是由毛澤東惡名昭彰的特務首腦承擔罪名，而非毛主席本人。正如某位中國分析師的精闢看法：習近平「說起話來像毛澤東，做起事來像鄧小平」。
習近平作為政治大權在握的中共總書記，得以完成難能可貴的軍隊升級、建立新的國安會，並且在東海和南海積極執行北京擴張性的領土主張。和數位前任相比，習近平的政治性格富決斷力，敢承擔風險，因此能產生巨大的影響。胡錦濤上臺時，中國是全球第八大或第九大經濟體，且軍事科技低弱，幾乎難以將軍力投射於中國近海之外。到二○一二年，習近平上臺時，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且有千百年以來最強大的軍隊。
外國人應該不會注意到，中共注重習仲勛自傳，也是為他身居大位的兒子增添光彩。二○一四年，習近平訪問位於北京近郊盧溝橋附近的大型抗日博物館時，被引導去看一個新的展間，紀錄他父親「對開創延安基地的偉大貢獻」。在二○一五年，該館館長接受《北京新聞》訪問時，談到習仲勛個人曾經如何批准興建該博物館。國營媒體美化習氏家族的故事、孝心與中國歷史勝利完全無縫接軌。
安倍晉三生命故事的跨度和執政期間，和習近平有神祕的相似性。像習近平一樣，安倍也在很小的時候就捲入政治—可說是從他坐在外祖父的腿上開始。在回憶錄裡，安倍晉三鮮明地記得，在一九六○年，五歲的他撲向外祖父岸信介，目睹許多抗議者包圍外祖父在東京的房子，譴責《美日安保條約》的升級。對安倍而言，從這個插曲學到的教訓跟了他一輩子。對於抗議的規模和程度，岸信介沒有準備好對策，因此在該條約通過後，很快就被迫辭職。安倍晉三發誓，他絕不要重
蹈覆轍。
二戰及在被羞辱擊敗後強加在日本身上的判決，始終困擾岸信介和之後的安倍晉三。岸信介承認，在戰爭結束後，他對日本皇軍的暴行感到羞愧，但卻不認同日本應承受所有的罪責。他說：「許多日本軍人犯下的可怕罪行罪無可赦，但原子彈轟炸，在道德上會比日本的暴行更高尚嗎？」如同岸信介，安倍晉三從未了解為何日本是唯一有罪的國家，畢竟日本只是仿效西方殖民帝國的所作所為，征服和占領其他國家。如同岸信介想要透過一九六○年《美日安保條約》讓日本重獲獨立，安倍想要讓他的國家再次站立起來，不再受限於美國強行施加的憲法。
如同習近平，安倍晉三再次執政時，就發動了極受注目的經濟改革計畫，但他幾乎沒有展現執行這個困難計畫所需的決心。反倒是像習近平一樣，安倍在外交政策和國內政治團結上獲得較大的成就。
習近平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上、弱化內閣／政治局常委，並牢牢控制住軍隊；安倍晉三的做法也相去不遠。相較中國受到共產黨的全面控制，日本的官僚體系在傳統上擁有高出許多的自主權。但在安倍二次執政後，日本追隨潮流引進中國的一些人事制度，讓挑選高階官員的權力集中在首相辦公室，而非各省大臣。針對監督立法的強大內閣辦公室，安倍也用類似的方式，確保任何法制的改變，是由他所欽點的官員、而非獨立於他的官員負責。卸除對日本軍隊的限制，成為他第二任任期裡的指標性政策。安倍晉三掌控了一切。
安倍晉三嘗試完成從外祖父開始的使命，儘管中國（至少是其宣傳部門）不會如此形容。中國在中央宣傳部要求的影響下，儘可能描述安倍的黑暗面，並忽略日本防衛政策的細節差異。只要兩國仍處於衝突狀態，中國共產黨就絕對會拒絕針對安倍和日本進行公開辯論，因為結果完全可以預測。
關於中國對於安倍晉三和日本的官方意見，劉江永的看法提供極佳的指引。劉江永是清華大學的著名日本專家，對日本瞭若指掌，無論語言、歷史，以及最重要的：日本對中國與亞洲所犯下的罪行。在二○一五年，到訪劉江永辦公室後沒有多久，他就自動告訴我，東京過去曾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提出道歉。他好像是在派對上表演，用日文說出各個日本領袖針對過去的「不幸經驗」，所發表的一連串道歉言詞，從「個人感到抱歉」到「誠心悔恨」，從「深感抱歉」到「全心道歉」。劉江永以政治表演藝術闡明，日本的道歉，總是根據由誰來說和是否處於政治危機狀態而定。
當話題轉向安倍晉三，劉江永的心情變得更陰鬱。他認為，日本首相不只是受到家庭的影響而已，更不用提家鄉的影響了。劉江永將安倍描繪成山口縣的兒子。山口縣位於日本本州的西南方，形狀像是隻捲起來的靴子，面向朝鮮半島。劉江永對山口縣也是如數家珍，且對山口縣的言論比他闡述日本表達道歉的方式更為毒辣。他一個個點名出身山口縣的日本首相，其中有幾人來自領導對抗並推翻德川幕府的長州藩，讓日本在十九世紀迎來現代化。長州藩之於明治維新，就像維吉尼亞之於美國革命及早期美利堅共和國。兩者都是起義的搖籃，也是國家領袖的主要來源。
日本第一個現代首相伊藤博文出生在山口縣，在第一次中日戰爭／甲午戰爭領導日本。劉江永說：正是伊藤博文從中國手中搶走臺灣；另一個首相讓朝鮮成為殖民地；還有一個首相則是攫取尖閣／釣魚臺群島；有個賄賂中國軍閥以獲得在山東省的港口；有個派遣軍隊到中國，並削弱中國對滿州／東北的控制。
到了近代，產自山口縣的日本首相包括岸信介、岸信介的弟弟佐藤榮作和安倍晉三本人。這三位首相和華府建立緊密的安全關係，並深耕與臺北的關係，因而被北京視為對中國充滿敵意。劉江永說：「山口縣是戰爭罪犯的來源，可回溯到中國明代。當你遇到普通的日本人時，他們非常有禮貌，但日本這個國家卻是一條毒蛇，皮膚無毒，但頭和牙齒有毒，而身體聽命於頭。」
劉江永如同許多中國人，堅定認為安倍晉三代表日本再次走向右翼的軍國主義傳統。即使只是提到安倍的名字，就會在中國引發深深的敵意。某位美國資深政治人物回憶，在中日發生週期性的嚴重衝突後不久，曾與擔任過北京駐日和駐美大使的崔天凱會面，發現討論到安倍竟讓崔天凱咬牙切齒。崔天凱平常對日本還算溫和。
私底下，中國對安倍晉三的反應較為複雜而細緻。許多中國人敬佩安倍一開始對經濟的大幅改革。即使他們對於安倍針對戰爭的修正主義憤怒，但也了解在二、三十年經濟相對停滯的情況下，他為何想要讓日本變得更強大。他們也能理解，日本改變中的安全政策，主要是為了因應中國和北韓，而非出於日本體系內某些骨子裡的軍國主義因素。兩國的財經首長和中央銀行不受政治的支配，通常保持良好關係，且這些部會的官員在雙邊會談後，常常會一起出去喝酒。習近平的某個經濟顧問說：「我們總是肝膽相照。」
然而，在目前充滿敵意的政治氛圍下，只有極少數中國官員和學者膽敢在公開場合表達上述觀點。和日本人勾勾搭搭，可能充滿風險。二○○九年，中國著名的日本專家金熙德遭到逮捕，被指控將國家機密出賣給日本和南韓。二○一三年，旅日學者朱建榮於返回中國時未經審判，遭到拘留數月，並針對他的研究進行偵訊。他日後告訴朋友，中國當局很快了解到他沒有做錯事，但出於面子問題而繼續拘禁他。在二○一七年，中國起訴過去三十年裡領導中日友好組織的人士從事間諜活動。在雙方衝突最烈時，中國學者如果在北京與日本記者見面，有時會被公安召見，將他們和日本記者的對話錄音放出來給他們聽。
由於國家媒體經常譴責日本，許多中國的日本專家感到縛手縛腳。中國官方的說法是，東京總在計畫想要再次使用武力主宰亞洲，長久以來被濃縮宣傳成來自「日本軍國主義」的威脅。任何了解現代日本的人都知道，這不是事實。日本不只是國防支出在過去七十年裡很少超過國內生產毛額（GDP）的百分之一，且軍隊本身長久以來在社會和政治上的地位都不高。
直到一九九○年代，日本首相都避免和穿著制服的軍人合照，日本軍官也很清楚這項禁忌。他們將一九八九年上臺、擔任兩年日本首相的海部俊樹稱為「星期天海部」，因為他只有在週末才會和軍官見面，且不在他的辦公室，儘可能不要引起注意。
穿軍服的軍官幾乎只有在文職官員的陪伴下，才有機會見到政治領袖。一九九七年，日本海上自衛隊海上幕僚長受當時首相橋本龍太郎之邀，到其辦公室參加告別酒會，激動到幾乎說不出話來。在三十年的時光裡，不論是否有文官在場，這位海軍指揮官從未能踏進首相辦公室。不像在美國，美國軍人能見度高並受到尊崇，但在日本，很少在公眾場合看到穿著軍裝的軍人。齊普．葛瑞格森從二○○一年起擔任駐日海軍陸戰隊指揮官達四年之久，也是歐巴馬政府五角大廈亞洲政策首長，回憶起曾在日本某餐廳裡，他的一個同事說：「快看，有一個穿軍服的日本軍人走在街上。」
諷刺的是，在中國，過度重複「日本軍國主義」復辟的威脅，讓關於針對日本的辯論變成官員和學者努力想要逃脫的死路。北京政府的某名顧問說：「我們並不認為軍國主義真會復生。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對日本的國防政策沒有意見，只是我們不能適當地進行討論。」在二○一六年的會議上，中國外交部負責日本事務的某資深官員並未否認，日本在二次戰後已有巨大改變。他還承認，他在日本時受到溫暖接待。然而，針對找出日本拒絕和中國好好相處的原因時，他又陷入舊想法：島國文化很容易朝向極端發展。他說：「當外界環境改變，日本隨之迅速改變。如果我們回顧過去，核心特徵並未改變。日本的野心可能重新燃起。」
自從一九九○年代中期，即便受到守舊官僚的拖累，進展牛步，但日本的安全政策事實上已發生顯著改變。為了防堵中國（而非俄羅斯），海軍和F—15戰鬥機被部署在國境之南。日本在尖閣／釣魚臺群島附近部署快速反應的兩棲部隊，用以防堵中國。主要為了回應中國和北韓的舉措，美國和日本已開始分享更多軍事基地，並致力於聯合作戰訓練。這些改革不可避免會被扣上標籤化而沉
重的「日本軍國主義」大帽子。
基於實際考量，北京只能回到本身可依賴的模式。中國媒體不想承認，日本的國防改革是回應北京的增強軍力和平壤的窮兵黷武。對中國共產黨而言，更重要的是維持一致的宣傳立場。中國極為著名的某日本專家感嘆：「我們沒有學到描述日本的新方式，只能透過歷史觀點來描述他們。」
中國並不是唯一在日本議題上無法揮別過去的國家。安倍晉三於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節禮日（Boxing Day）重新執政之後，歐巴馬政府也致力於處理這個議題。在歐巴馬第二任早期的二○一三年初，丹尼爾．羅素接替科爾特．坎貝爾擔任國務院東亞政策主管，集合一群前官員和智庫專家，舉行了一場不列入紀錄的簡報。這樣的私下會議在華府相當常見，是讓國安體系裡數目漸增的圈內人知悉訊息的一種方式。其中一個參與者詢問羅素，關於美國應如何和第二次剛上臺的安倍晉三相處時，這位長期以來的日本專家尖銳回應：「你必須要用顯微鏡，才能找到安倍晉三的一點點善意回報。」
該會議的許多專家都對該陳述感到驚訝，但還是有一些人同意羅素的觀點。約在同期間，新任國務卿約翰．凱瑞（John Kerry）在華府召集一小群亞洲專家參加會議。凱瑞以「亞洲最大的問題⋯⋯」開場後，便短暫停頓下來。與會人士身體前傾，預期他接著將提到中國或北韓，但讓人訝異的是，日本這個美國堅定的盟友，被凱瑞視為是華府在亞洲最嚴重的挑戰。
歐巴馬和安倍晉三（以及他們的顧問群）從一開始便小心翼翼地注視彼此。白宮和幾乎整個國務院都反對安倍和支持者攪起歷史風暴，是基於可能傷害西方在亞洲的盟邦，破壞圍堵中國的集體努力。重新提及慰安婦議題，就讓許多美國官員感到受到冒犯，因為他們認為該行動缺乏政治智慧，且在道德上不可接受。某國務院資深官員常將安倍晉三的核心支持者稱為「愚蠢的右翼瘋子」，這樣的評論當然不會讓安倍高興。安倍抱怨，中國總是透過扭曲的歷史之鏡來看待他，但批評安倍的美國人士則主張，安倍經常讓自己受到注目。
關於日本的戰敗，安倍晉三毫不隱藏對他和支持者稱為「自虐」史觀的不滿。在二○一三年，安倍晉三再一次批評二戰戰後的東京大審判—亞洲版的紐倫堡（Nuremberg）大審判—認為有罪判決是「反映勝利者、而非日本人民的判斷」。他不只否認一九九三年日本政府對慰安婦所做的道歉，還設立委員會，調查該道歉聲明所依據的歷史材料。如此一來，安倍能合理地主張，他並未撤回官方聲明，只是質疑該聲明的可信性。如某歷史學者所說，在北京，「日本政府陷入不肯道歉的扭曲過程，這種景象」只會讓中國宣傳部門獲得素材。然而，在華府，新的修正主義會帶來更嚴重的結果，因為這挑戰東京大審判的判決，有可能顛覆二戰戰後的全盤安排。
美國資深官員相信，安倍晉三還犯下了另一個錯誤：他認為，他的外祖父和朴槿惠（時任國務總理）的父親是朋友，因此他們可以相處融洽（朴正熙擔任南韓獨裁者十八年，曾是滿州國日本軍隊軍官，在一九六○年代中期，他和岸信介曾針對雙邊關係正常化的協商並肩作戰過）。用某美國官員的話來說：「有些像是『她父親為我外祖父工作』，這擊中她最大的弱點，因為她是與法西斯政權合作的獨裁者之女。」
歐巴馬的白宮和安倍晉三政府之間，還存在黨派分歧。長久以來，民主黨人受到「只有共和黨人才會重視美日關係」的刻板印象困擾。他們認為，該觀點是由保守派所散播。民主黨人還被貼上貿易保護主義及不重視國防的標籤。美國前貿易談判人員暨民主黨人格倫．福島說：「日本人告訴我們：『我們很了解你們。共和黨人是生意人，他們的首要目標是賺錢。』許多共和黨人告訴日本人：『你們應該較偏好我們，因為民主黨人受到工會的控制，且他們偏愛中國，任何時候都可能以中國取代日本。』」當歐巴馬上臺，這個黨派分歧成為一種諷刺，因為許多溫和派的民主黨人，就像共和黨人一樣支持美日安全聯盟，但上述刻板印象仍在華府陰魂不散。
在東京，新的安倍晉三政權認為白宮態度冷淡，因此抱怨連連。安倍晉三的顧問認為，「白宮對安倍晉三的第一印象是有軍國主義過往的右翼分子，因此相當冷淡。」如同白宮不爽安倍再度涉入歷史議題，安倍也怨恨被要求照美方規勸來做。該顧問說：「針對歷史，如果你們要求的是日本閉嘴並接受中國的版本，我們不會遵照辦理。日本的民族主義正在興起，我們必須加以控制。」
從東京的觀點，歷史議題也存在黨派分歧。針對歷史議題，安倍晉三的顧問認為，歐巴馬和其政府官員是全然的自由派，自然而然會站在日本左派這一邊。根據曾任職小布希政府國安會並與安倍晉三親近的麥可．格林（Mike Green）所述：「安倍晉三認為，對於在美國發表的演說，日本左派會用於競選宣傳，正是這派左翼勢力攻擊他家族三代。」如安倍晉三另一位密友所說：「注視美國的右臉，你看到的是親日的理查．阿米塔吉（Rich Armitage）；注視左臉，將看到日本的社會黨。」
安倍晉三於二○一三年九月到訪華府時，白宮冷冷地注意到，安倍前往保守派的哈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領獎，該獎項由迪克．錢尼的前顧問路易斯．利比頒發，利比長期以來就支持要與日本建立更緊密的關係。安倍在哈德森研究所演講時，提到中國批評日本微幅增加軍事預算（十一年來首度增加），以開玩笑的口氣嘲弄關於他的刻板印象。他沒有指名道姓提到中國，而是告訴聽眾，日本「近鄰」的軍事支出是日本的兩倍，且自一九八九年以來的二十年，每年國防支出以一○％的速度增長。他接著說：「我國政府的防衛預算僅增加○．八％，所以如果你們願意，盡可以稱呼我是右翼軍國主義分子！」
馬利德出生於澳洲雪梨，曾有二十年負責東亞新聞報導的經驗，著有暢銷書《中國共產黨不可說的祕密》（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曾任《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上海、北京和華府辦公室主任，並獲頒許多新聞獎項。文章與報導可見於BBC、《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和《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2015年成為華府威爾遜中心（Wilson Center）國際學者一員。
書名：《謀算──亞洲大局與全球主宰之爭》
作者：馬利德（Richard McGregor）
出版社：聯經
出版時間：202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