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二二八:群眾覺醒的黑夜火光

盧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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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臉書

武漢眼科醫生李文亮等八人,因為早期警示武漢肺炎的危險,遭中共當局約談訓誡,傳聞他被罰調往前線而感染。在武漢肺炎爆發,李文亮也死於武漢肺炎後,中國廣大群眾上網悼念李文亮,抗議沒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有中國網民揚言「國民黨那麼好,台灣居然不要,不如給我們好了」。

這種幻想似曾相識。上一次中國人不要國民黨政府的時候,台灣人覺得國民黨政府應該會很好。李登輝、彭明敏的父親彭清靠等都經歷過。

三芝刑警的兒子李登輝,中學時讀了魯迅《阿Q正傳》、《狂人日記》等五四時代的小說,對中國困境感同身受。高中時原想大學要讀西洋史,有位東京帝大畢業的老師,用馬克思唯物論史觀介紹列強侵略中國的近代史,讓他感於中國所受的壓迫,改成研究中國,發現「農業是中國的關鍵問題」,所以進入農業研究頂尖的京都帝國大學農業部農經系,打算畢業後去中國東北,發展農業救中國。

日本開戰後,他被徵召當學徒兵,編入千葉高射砲部隊。他大哥在菲律賓戰死,入祀靖國神社。藍博洲《共產青年李登輝》一書說,日本戰敗後,李登輝從日本搭自由輪抵達基隆,因為船上有人感染天花,所以眾人都被隔離,不准下船。這些男孩日復一日坐在甲板上,倚著欄杆眺望碼頭上許多中國軍人或坐或蹲,面無表情吃著盒餐,老邁又疲憊。男孩們七嘴八舌批評,比起以前的日本軍人,中國軍人的裝備差、體格弱。在旁讀書的李登輝制止他們,說:「為了我們的國家,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看他們才是啊。」

男孩們都一臉羞愧,同船東京醫大的學生何既明認為:「我們都是在日本讀書、日本工作的台灣人,但,我們也是中國人啊!」

彭明敏自傳《自由的滋味》說,父親彭清靠是大甲的診所醫生和地主鄉紳,喜歡玩菊、蘭、畫水墨,拉小提琴,自認是中國人。父親帶五歲的彭明敏到上海、南京玩,驚訝於中國的廣大,對祖先的土地感到鄉愁,也發現台灣社會發展、工業化、教育、衛生都比中國進步。彭明敏因為日語說得完美,獲准就讀大甲日本人小學,兩百個學生,只有他一個是台灣人。

老師點名喊他「彭」,全班日本人就大笑。母親穿旗袍、洋裝,家長日來學校,夾在一群和服母親中與眾不同,也令他尷尬。彭明敏讀高雄中學時,台灣人也只佔四分之一。日本出兵中國,報紙、學校師生都在歌頌日軍英勇,為正義征服懦弱落後的中國,犧牲自己來拯救中國,老師一個一個被徵召到中國打仗,台灣學生痛苦又尷尬,好像自己被罵一樣。而回到家就聽父親整天歌頌中國人英勇抗日。

彭明敏到日本讀京都第三高等學校文科,師生都強烈反抗軍國主義,故意穿著舉止散漫隨便,想要打破束縛、維護個人獨立。陸軍退伍的教授生性嚴肅保守,要學生寫一篇文章,坦誠自由表達想法,教授會守密。彭明敏一口氣寫了十頁,譴責日軍侵略中國,日本人歧視台灣人。彭明敏知道,這篇文章若被外人看到,他一定會被關。但他非寫不可。幾天後,教授安慰他,也警告他千萬不能洩漏想法。

彭明敏考上東京大學的政治科,拒絕從軍,到長崎附近找他哥哥,被美軍轟炸炸斷左臂。他搭輪船回到基隆,看到一群人襤褸骯髒,人力車伕鄙視地說是剛來的國軍。這些國軍是在中國拉伕來的,整夜擠滿了火車站,一有火車進站就瘋狂擠上車。車窗被打破、椅墊被割破,車廂堆滿垃圾,台灣人一輩子沒看過車廂這麼髒。所有公共服務癱瘓了,因為許多負責接收的中國公務員無能又貪污。電話線、水道管、消防栓、鐵路自動開關和信號被盜,出過幾次嚴重車禍才查報。

他回家得知,父親被推舉為歡迎委員會主席,在碼頭搭亭,率眾迎接國軍,擺了炮竹、滷肉、汽水、點心招待。等待遣返的日軍,在碼頭列隊向國軍敬禮,服裝整齊,紀律嚴明。下船的國軍像苦力,扁擔挑著雨傘、棉被、鍋子、杯子,一搖一擺,有的光腳,全都沒槍,挨擠著不想面對帥氣敬禮的日軍。父親想到日軍眼中怎麼看自己中國人,就覺得一輩子沒這麼羞愧過,旁邊如果有洞,他早就鑽進去了。

吳濁流《無花果》描述陳儀在中山堂的受降典禮,有三十萬人參加,鑼鼓喧天慶祝光復。隊伍綿延好幾小時,群眾高喊萬歲,掌聲如雷。

但是政府重演在中國接收的弊案。接收日產,也強佔台日合資的工廠、公司、土地,樓房。成品、原料、機械、廠房賣到上海,大量工廠倒閉,造成物資荒、失業潮、嚴重通貨膨脹。貿易局壟斷進出口,把台糖十五萬噸白糖賣到上海,錢歸四大家族,台灣糖價漲到比上海貴。臺灣米大量走私到日本換黃金,饑民排隊等配糧,吃地瓜、地瓜葉,街頭有人餓死,有人淪為盜賊或自殺,數萬人上街抗議。貿易局長貪污數千萬,《民報》揭發證據,陳儀派人警告《民報》不得揭發。專賣局長偷了七十公斤鴉片賣到香港,說被白蟻吃掉。臺北縣長賣物資賺一億多,曝光後,火燒臺北縣政府會記室、稅捐稽徵室,消滅證據。四十五萬人失業,政府發布的數字是不到一萬人。

二二八引爆衝突,警察到處開槍殺人。陳儀宣布願意聽取改革意見,所以各地成立十七個委員會。彭清靠是高雄市處理委員會主席,帶一群代表去高雄要塞司令部見司令彭孟緝,要求軍隊不要到處開槍殺人。一群人進入司令部營地,立刻被捕,用繩索捆綁在地。代表中,汪精衛的舊部屬涂光明,衝動大罵蔣介石、陳儀,被帶開用鐵絲綑綁,用老虎鉗旋緊鐵絲。涂光明慘叫不已。

彭孟緝虐待一整晚,天亮後槍殺涂光明。彭清靠等人被綁住,頸後繩索打結,軍人又不停用刺刀指他們胸口,他們也等著隨時被槍殺。隔天彭清靠忽然獲釋,得知彭孟緝表示仁慈,說:「彭先生這個人是好人,我們沒有理由傷害他。」

「父親精疲力竭回到了家裡。他有二天沒有吃東西,心情粉碎,徹底幻滅了。從此,他再也不參與中國的政治,或理會中國的公共事務了。他所嚐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到了這個地步,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

在台灣上次統一,又稱光復之前,台灣群眾普遍歡迎國民黨政府。當時李登輝相信自己是中國人,彭清靠也相信自己是中國人。彭清靠的覺悟,正是中國網民看到武漢實況的覺悟。

日治台灣人期待國民黨統治台灣,是因為受到日本的歧視壓迫。等到國民黨統治台灣,又開始歧視壓迫台灣人以後,有些台灣人就開始期待中共來統治台灣。

戒嚴時期,台灣小說家陳映真讀了馬克斯和恩格爾,因為認同社會主義的自由平等理想,又因為資訊封閉,誤以為中共實行社會主義理想,所以認同中共。有些中國人想要國民黨來統治中國,反映出與陳映真相同的無力感。

戒嚴時期的台灣和中國,兩個獨裁國家的人民,因為想要逃避當局壓迫,而把鄰國的獨裁統治列入選項,並相信是得救的唯一出路。兩國政府向對方人民宣傳自己的治績優於對方,有些群眾也就在沒有兩黨政治的情況下,誤把兩個國家的獨裁者幻想為兩黨的競爭來比較。

陳映真相信中共做得比國民黨好,所以支持統一,即使在獄中得知文革恐怖真相,仍無法放棄信念。政黨認同以國家認同的形式出現。

現在前述的中國人相信國民黨做得比中共好,實質是認同台灣民主自由制度,卻說成認同國民黨。因為說認同台灣是危險的,但說認同國民黨是安全的。一個中國人對於外國政治制度的認同,原應是認同民主改革,但因為中共專制下改革難以實現,於是改革的理想就扭曲變成了認同國民黨可以來統治中國。政黨認同和國家認同變得可以互相取代。

彭清靠式的「不當中國人」,和陳映真的「追求中國統一」,真正的意思可能都是「推翻國民黨」。中國人說的「國民黨給我們」,真正的意思是「推翻習近平」或「推翻共產黨」。這些語言都是虛構,基於資訊封閉產生的誤會,用來代替現實改革的無力。而當語言轉了一個彎,思考就完全改變,迴避正題,淪為空想、切斷起而行動的可能。當中共不再稱台灣政府為「分裂勢力」而改叫「台獨」,「台獨」的定義,也就變成反併吞多於反國民黨、爭民主。反併吞的目標,看似具體,但正因為朝野欠缺對民主化的想像,所以無法落實。因為社會還能縱容國民黨稱假新聞為新聞自由,稱反滲透為白色恐怖,稱中共拒撤僑為民進黨搞黑名單,所以反併吞也處處受挫。

池塘裡一群青蛙互相爭吵,想要推舉國王來支持自己。於是一隻鶴來做這個池塘的王,每天要吃十隻青蛙。

當統治者很糟糕時,群眾只能期待外國來統治這個國家嗎?現實真的不可能改變嗎?

台大政治系主任彭明敏,和年輕學生魏廷朝、謝聰敏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印製一萬份傳單,要求本省人、外省人一起推翻國民黨,制定新憲法,要求政府向人民負責,以新會員國的身分加入聯合國。

印刷廠通報警總,彭明敏和魏廷朝被關了八年,謝聰敏被關了十年。實現看似遙遙無期,但只要有人敢把話說出口,新國家就已經在路上了。蔣經國死後,李登輝繼任總統,實現《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中訴求的解嚴、廢黨禁、報禁、國會全面改選、直選總統、放寬集會、遊行禁令。

中國五年後的彭明敏,此刻在獄中暗無天日。中國十年後的李登輝,此刻在黨內仍謹慎溫馴,人前坐椅子只敢坐一半,講話聽起來無異華春瑩、耿爽,身披維穩的擬態保護色。然而時機一到,便能遙相呼應。實現,看似遙遙無期,但只要敢把話說出口,新國家就已經在路上了。

群眾不必期待拯救者,群眾必須自己成為拯救者。因為封城黑夜中,有千千萬萬人已覺醒。

作者曾任《自由時報》主編、台北之音電台主持、《Premiere首映》雜誌總編、《明日報》、《蘋果日報》主編、金石堂書店行銷總監,現職寫作。獲《聯合報》等文學獎,著《帽田雪人》、《愛比死更冷》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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