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更該防濫權

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武漢肺炎的疫情在全球蔓延，縱使台灣在此前的防疫成果得到不少讚揚，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跟17年前SARS的時代相比，現在的全球化程度更高，台灣想要在全球大流行的情況下獨善其身，將會非常困難。尤其是歐美疫情失控，美國頒布了禁歐旅行令，申根各國過去35年建立的自由旅行機制也毀於一旦，彼此間築起了通關壁壘，全世界進入大鎖國時代。

連續三天台灣新增的武漢肺炎確診案例都是境外輸入，這也讓國內不論是政府機關或是一般民眾，都意識到更加嚴格的入出境管制，很可能是下一步阻止疫情擴散的必要手段，新北市長侯友宜首先發難，宣布禁止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師生六月底前出國，有特殊理由才能個案准假，其他縣市也隨即公布了不同程度、不同版本的限制出國令，表面上看起來是地方政府搶先進行超前的防疫部署，實際上引來的卻是更多侵犯人民基本權的質疑，在這個關鍵時刻，台灣除了考慮疫情的發展，更應該深入思考，藉由這次與病毒作戰的過程，如何讓台灣同時成為民主自由社會的典範。

限制國民的遷徙自由是一件非常嚴重的大事，尤其是不針對個案，而是普遍性的規定某個群體甚至全體國民，禁止出入國境，人民的遷徙自由是憲法明文保障的基本權，不到最極端的狀態，不應加以限制，雖說現在民氣可用，只要是對防疫具有效果，都不太會受到責難，然而正是因為如此，政府更應該遵守法治國原則，當人民對你的信心越高、對你的授權越多，更應該審慎的使用手上的權力。

回想台灣的防疫至今之所以值得驕傲，不是單純因為疫情在可以接受的控制範圍之內，更是因為在保有民主自由與法治原則之下，政府與人民之間彼此的信任與配合，共同做出的各種決策與犧牲，如果只是追求防疫數字上的安全好看，學習中國或是朝鮮等極權國家的作法或許會更有效果。正因為我們不是，我們是台灣，我們希望建立的是一個公開透明，政府與人民可以信賴合作的命運共同體的國家，所以我們更不應該隨意的打破必須遵守的法治原則。

地方政府率先祭出禁止國人出國的政策，縱使不是為了譁眾取寵，也絕對是衝過頭的越權表現，首先是禁止入出國境，並不是地方政府的權責，其次，縱使是中央主管疫情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得到《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的空白授權，可以「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此處的處置或措施，就法理上而言，其位階亦不能輕易大規模無限制的干涉人民基本權。

疫情當前，國民「願意」犧牲自己的權益，而不是「必須」犧牲自己的權益，因為刀子可以殺人，所以禁賣菜刀，不會讓凶殺案減少，只會侵犯人民的自由，我們知道要嘲笑這種蠢事，就不能放任政府無止境的行使權力，政府可以勸導人民減少出國，輔導旅行業者停止發團，增加返國人士的檢疫及隔離措施，或是提高各種國外旅行的可能成本，都是有效減少入出境人數的方法。

但是如果認為非全面禁止人民出國才能有效減緩疫情，也應當建請總統發佈緊急命令，只有緊急命令的層級可以接近憲法甚至短暫超越憲法，以現在的氛圍，緊急命令得到立法院追認與民意支持的可能性極高，以總統的高度來讓禁止出國的政策得到真正的法源依據，同時具有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這才是正途。

不管是那一級那一黨的政府，對於因為疫情，以行政手段過度限制人民自由的政策，都應該懸崖勒馬，這不是要求政府不要採取手段，相反的，能夠在合理法律制度下所採取的手段，才有可能長久而穩固，也更能彰顯一個現代國家的真正價值，我們在對付病毒這個敵人的同時，也要注意不要為了消滅怪獸而培養出另一隻怪獸，讓行政手段凌駕法律的情形出現。

正如肺炎或許危險，但病毒的肆虐讓台灣人的健康意識提升了一個層級，得到了許多掌聲，希望在全民抗疫的同時，台灣人同樣能意識到如何在民主法治的體制下，政府依舊充滿效能，民眾遵循政府政策的同時也得到法律的保障，在渡過了瘟疫的危機後，也為台灣帶來一個更成熟的體制，成為更美好的國家。

作者為社會觀察家：台灣警察專科學校行政科、中央警察大學法律研究所、從警資歷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