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武漢肺炎問題的製造者變成問題的解決者──談中國腦控戰的最新進化（上）

在二月二十四日剛上任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三月十二日晚上發了一則推特，「美國疾控中心主任被抓了個現行。零號病人是甚麼時候在美國出現的？有多少人被感染？醫院的名字是甚麼？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美國要透明！要公開數據！美國欠我們一個解釋！」。趙立堅認為美國在武漢肺炎病毒一事上欠中國一個解釋，並暗指可能是美軍將武漢肺炎帶到武漢。呼應一周前中國外交部已經出現所謂的武漢肺炎「雖在武漢出現疫情，但該病毒的起源不一定在中國」的說法。

在2月27日號稱中國流行病權威的鍾南山已開始說出這個病毒不一定源自於中國後，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的推特，可說是中國官方正式對這種說法予以背書，並開始向外宣講的例證。

由於從去年十二月開始零星的案例直到今年二月中，武漢肺炎基本上都是在中國出現，當時在中國以外出現的例子都發現患者有中國的旅遊史，甚至一直為中國說話的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賽，先前主張不應該宣布這是全球流行的理由，就是因為疫情九成以上集中在中國，發生在其他國家的案例也與中國有直接關係，所以不認為出現國際流行。

因此所謂「武漢肺炎非緣起於中國說」在二月底開始出現時，大家多一笑置之。

但孰料半個月過去，中國官方不僅對此背書還大力對外宣講。這麼明目張膽的謊言北京政府可以說得臉不紅氣不喘，其不要臉程度實在是嘆為觀止。但我們不能將這些當成只是一個無賴政權意圖欲蓋彌彰低劣行為。分析中國在武漢肺炎期間對外說法的變化，可以發現這是一系列有策略有系統，以循序漸進方式，透過修改歷史來主導發言權，進而掌握戰略議程的新型腦控戰。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中國有無隱匿疫情兩個月嗎？

有人說趙立堅於三月十二日晚上的評論，是在回應美國家安全顧問歐布萊恩（Robert O’Brian）稍早在傳統基金會演講的對中批評。歐布萊恩說中國沒有及早通知，還一拖拖了兩個月。歐布萊恩也稱讚川普總統對從中國入境美國採取禁制措施是正確且大膽的決定。認為這個決定幫美國爭取到六到八週的時間以應對疫情。

可是根據日前《南華早報》宣稱其所取得中國內部的資料顯示，中國高層早在去年十一月十七日就知道有武漢肺炎案例，只是無法確認這些人是否是零號傳染者。

之後武漢地區持續向上呈報這個怪異肺炎現象。在去年12月15日已經達到27例確診。且從12月27日開始，確診呈報數量是以每天兩位數方式成長。在去年12月31日時，中國高層已經獲得武漢地區該肺炎的案例到達266例，今年1月1日甚至達到381例。但武漢官方在今年1月11日的對外說法，卻是確診案例只有41例。

因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先前曾經表示，中國在去年12月31日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且在今年1月3日也通知美國。因此中國並無隱瞞。如果1月3日通報美方此事為真，則中國從去年11月17日獲得的幾起確診案例後，起碼也隱瞞疫情接近一個半月。

根據習近平在2月23日對中共處級以上幹部開十七萬人同步的視訊會議之講話，習本人起碼在1月7日前就對此知情，因為習近平表示在1月7日有對此事提出要求。而從中國的整體回應來看，武漢1月23日封城的決定應與習近平在1月20日的決策有關。而中共在1月25日的中常會，是中共正式對武漢肺炎展開「抗擊疫情」的作戰指導日。

那個會議除了決定成立中央應對疫情工作指導小組，並由總理李克強擔任防疫小組長，並對武漢派出前方指導組（前指組），以及在國務院成立聯防聯控機制以充分發揮協調作用等決策。與此相關的是，中共自此開始規範與統合有關武漢肺炎的對外溝通與宣傳相關基調，中國外交部更成為中共對外宣傳的關鍵工具。

看一下「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的組成，總理李克強是小組長，管意識形態的王滬寧是副組長，其他成員包括丁薛祥（中央辦公廳主任）、孫春蘭（國務院副總理）、黃坤明（中宣部部長）、蔡奇（北京市委書記）、王毅（外交部長）、肖捷（國務院秘書長）、趙克志（公安部長）等人。沒有醫療專業人士，但公安、意識形態、對內宣傳與外交體系被納入。這個組成顯示中國在應對疫情時是高度重視對國內外的宣傳工作。

從1月25日到3月4日，中共一共開了五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1月25日、2月3日、2月12日、2月19日、3月4日），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2月21日）。由於習近平主責的國安委在這段期間並未召開會議，因此中共此次的「抗疫阻擊戰」是黨中央主導。並透過國務院的聯防聯控機制以協調各部會的資源與執行。

也因為中央軍委會在這段期間沒有開會，因此與軍方相關的命令與決策，據推測應該是習近平以中央軍委會主席的身分直接下指令（這提供了觀察中國2015軍改後中央軍委會職權與運作的重要側面）。基本上，這五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以及一次中央政治局的決策，規範了中國如何處理武漢肺炎，包括中國對武漢肺炎的對外宣傳。

北京政府針對武漢肺炎在對外宣傳的三階段作為

分析這段期間中國外交部的宣傳期程，可以發現其對外宣傳可粗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為疫情爆發至二月初的熾烈時期，這時候主要是回覆國外的疑惑，對國內的駐華使領館及其他人士針對疫情進行通報等，以訊息周知為主。並期待可以透過溝通而減少外國的可能誤判。

第二階段則是從二月初開始，直到二月下旬。此時中國開始收集數據，強調中國對疫情已能有效控制，強調中國做得很好，並反擊外國對中國的禁制措施為過度反應。可以說中國在此開始對國外的批評展開反擊，並舉其他過去曾發生的疫情為例，強調其他國家做得沒比中國好。

第三階段則是當疫情大幅散布到其他國家，包括日、韓、義、歐洲、伊朗、美國等時，開始強調中國控制疫情的方法十分有效，也主張內部疫情已經趨向好轉，藉此凸顯與其他國家防疫的差異，並主張中國的經驗可以供其他國家參考，並開始對外輸出中國的醫療物資作為救援之用。簡單來說，這一階段的主張是把中國描繪為武漢肺炎疫情應對方案的提供者。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第一階段，被動對外界回答疫情相關困惑

在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會召開後，外交部於1月27日對內召開第二次內部領導小組會議，提到「積極開展國際合作」、「加強與國際社會溝通」、「履行好領事協助和保護職責」、「維護海外中國公民合法權益」、「隨時為駐華使節團提供準確、全面信息通報」、「為外國在華公民提供必要協助與便利」。為此中國外交部在1月28日舉行首次對對駐中外國使館的疫情防控通報會議（馬朝旭主持）。之後在1月30日外交部召開第三次領導小組會議，提到「要積極做好海外中國公民尤其是武漢等湖北籍同胞的領事服務和協助工作」，接著在2月1日就出現去泰國曼谷、馬來西亞沙巴州、日本東京的三批次原籍湖北之中國公民返國包機的作為。

雖說中國外交部在這段期間受到的訓令是要（針對疫情）「加強與國際溝通」，但實際上外交部的作為相對被動。觀察這段期間其外長王毅與外國外交部長的電話會議可以發現，往往是王毅回答對方就疫情的詢問，而不是主動告知對方相關訊息。王毅在這段期間的說法是中國有信心戰勝疫情，且經濟面基本良好。要大家放心。

第二階段，強調中國已有效控制疫情，並開始反擊國際批評

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會做出新的指示，包括了「要做好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工作，統籌網上網下、國內國際、大事小事，更好強信心、暖人心、聚民心。要深入宣傳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充分報道各地區各部門聯防聯控的措施成效，生動講述防疫抗疫一線的感人事跡，講好中國抗擊疫情故事，展現中國人民團結一心、同舟共濟的精神風貌，凝聚眾志成城抗疫情的強大力量。要加大對傳染病防治法的宣傳教育，引導全社會依法行動」。而根據這個指示在2月4日所召開的第四次外交部領導小組會議，就直接說要「積極主動發聲，介紹中國非同尋常抗擊疫情努力，彰顯中國為全球公共衛生事業所做的貢獻，爭取國際社會更廣泛的理解和支持，引導各國公正客觀評估疫情，冷靜正確應對局勢」。

值得注意的是，其指控美國H1N1流感造成比患肺炎疫情更大的傷害之言論，是在這段期間開始出現。在2月4日王毅與來電慰問的伊朗外交部長通話時（當時伊朗還沒爆發疫情），王毅就稱讚伊朗是第一個為中國鳴不平的友邦（1月28日美國從武漢撤僑，2月1日開始對從中赴美的旅客採取限制措施），且說當年H1N1病毒是源自美國（雖然真正是源自墨西哥），還拓展到全球214個國家與地區。表示武漢肺炎並沒像當年H1N1的全球擴散，認為美國過度反應。

從那時開始，中國也多次引用世界衛生組織的說法為自己辯護，並指責其他國家的禁制措施為反應過度。世衛組織對疫情的說法，自此成為中國反擊外界批評其武漢肺炎處理方式的重要根據。

第三階段，大力強調疫情轉好，並開始說自己提供疫情管理的解答

中共在2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常會，開始將經濟工作列入重點，強調「加快推動企業復工達產，鼓勵有條件的企業擴大產能或轉產」。在2月19日的常會與兩天後（2月21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更提到「目前疫情蔓延勢頭得到初步遏制，防控工作取得階段性成效，全國新增確診病例數和疑似病例數總體呈下降趨勢，治癒出院人數較快增長，尤其是湖北以外省份新增病例大幅減少」。

與此相關的外交部內部指導小組會議，則是「要積極擴大疫情防控的國際和地區合作，與世界衛生組織保持良好溝通協調，同有關國家分享疫情防控經驗，向其他出現疫情擴散的國家和地區提供力所能及的説明，通過攜手應對疫情踐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要結合內外疫情發展，統籌安排好下階段重要外交活動和對外工作，變壓力為動力，化困難為機遇，繼續為國內抗擊疫情和經濟社會發展營造良好外部環境」。

也是從這時候開始，中國外交部開密集對外說道中國是防疫經驗與解決方案的提供者，甚至開始修改歷史，所謂武漢肺炎疫情雖出現在武漢，但源頭不在中國的說法於此時也開始出現。甚至之後開始有源頭是日本、美國等不同說法。趙立堅在3月12日於推特上指控美國欠中國一個解釋，則是這些變種的最新官方說法。

控制病毒敘事目的之一，拚經濟

中國對於武漢肺炎的國際宣傳基本上是透過控制敘事（Control Narrative）的方式，而目的有多重。重點之一在於拚經濟。基本上是1月15日中美完成第一階段經濟協議之後，中國才開始認真面對武漢肺炎疫情。根據習近平自己的說法，是到了1月20日開始下達指示（之前是在1月7日提出要求），並在1月2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出現正式決策。由於第一階段的經濟協議對中國還是有不少要求，但起碼讓美中經濟戰暫時偃旗息鼓，為了不讓武漢肺炎將這個經濟休戰的機遇期破壞掉，拚早日復工與復產就成為重中之重。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會的2月12日會議結論就把經濟工作列入重點。中國在2月10日開始上工，但狀況並不理想，2月12日與之後的2月19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會，重點都在經濟議題上，而當時有關供應鏈之後可能移出中國的訊息甚囂塵上，可能2018年沒因美中貿易戰而出現的經濟脫鉤，會因為武漢肺炎而有實現的可能。北京政府自是意圖全面降低這樣的趨勢，否則花這麼多時間與資源所協商的美中第一階段經濟協議，就毫無意義了。

因為經濟問題來自於對疫情與處理的判斷。就在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常會結束後，2月13日原湖北省委書記與武漢市委書記就雙雙被免職換人，武漢是在那天也改了對武漢肺炎確診數目的估計方式，導致一個晚上一下多出現一萬四千多個確診案例。但有趣的是，隨著新官上任後，武漢市與湖北省的新冠肺炎確診案例立馬大幅下降，特別是從2月1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會結束後。

表一，中國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的武漢肺炎確診案例（2月19日以後）

由於中國的確診數還是以湖北與武漢為多，但從表一可以發現，在2月19日還有接近1800個新確診案例，但隔一天之後中國的新確診數就大幅下降到只有三位數。果然換了領導還是很有用，武漢肺炎就被震懾了。

這個武漢肺炎病毒確診數下降的作用，是為了拚復工與復產鋪陳條件。特別是從3月6日開始，湖北省除武漢以外就出現「零新增確診」，3月8日更號稱出現除武漢以外，無中國境內新增確診案例，出現的新案例都是「境外移入」。更傳出要在3月10日拚武漢無新確診案例。之後習近平就在這個表定的神奇日子來到武漢視察，向外界展現武漢肺炎不僅獲得控制，且已經轉好的形象。

既然武漢肺炎疫情都已經轉好，那麼要求復工與復產就屬自然。先不論武漢肺炎病毒是否真的會被習大大震懾，但從2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訂下「疫情已經得到初步抑制，整體狀況轉好」的估計定性後，中國向世界衛生組織回報的確診數量隨之出現瞬間「熔跌」，即使沒有「熔斷」。與其復工要求的時間可以搭配得這麼剛好，這果然是隻愛中國愛到最高點的病毒。

作者為讀錯書，入錯行，生錯時代的政治邊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