獅城之獅
沒有人比李光耀更把自己和新加坡視為一體，即使是說出「我的新加坡」、獨占欲極強的萊佛士爵士也比不上。萊佛士或許是新加坡創建者，但李光耀則是改造者。他常說，在短短一個世代裡，他把新加坡「從第三世界帶到第一世界」。許多人的確是把李光耀和新加坡的現代改造視為一體。
李光耀大膽地把他的回憶錄第一卷取名《新加坡的故事》（The Singapore Story）。毫無疑問，他的成就非凡。《時代雜誌》稱他是二十世紀的哲學家皇帝。批評者可能說他的皇帝成分大過哲學家，但是李光耀肯定是一位極具親和力、又能宏觀思考大問題的政治家。
有關他的事蹟的報導已經汗牛充棟。我們已有極豐富的材料，我們或許自認非常了解他，但是他和所有偉大領導人一樣，總是會被人一再挖出新故事。再者，傳記作者必須深入挖掘才能營造人物形象，因為傳記的主角並不總是渴望被真實描寫。李光耀喜歡保持神祕，特別排斥刺探他或對他進行心理分析的企圖。而這種抗拒，是可以理解的。
神祕感對任何一位領導人都是有利的。有些人很明白這點，盡力將其培養成性格的一部分。他們明白顯露太多，可能有失去權力之虞。因此或許我們可以說，領導人本質上就是演員，就好比是躲在他們自行製造出來的面具之後。
美國前總統艾森豪曾意識到這一點，他說麥克阿瑟將軍是他追隨過的長官當中最優秀的演員。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年輕時擔任過專業演員，當然曉得如何和群眾互動。而李光耀在進入新加坡政壇前，在法庭上便擅長以機智和尖銳言詞大膽地演出，展現十足的戲劇效果。
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舉出李光耀為偉人典範，認為他是能夠打造時勢、創造歷史的人物。有位熟識李光耀的美國資深外交官說他「有宏觀思想、能跳脫他的文化框架」， 不論是欽佩或貶謫他的人，絕大部分都認同這個評斷。李光耀明顯是個具有堅不可摧意志的人，有敏銳的政治本能能克服對他能力的所有挑戰，賞罰分明。
他本人說過的話證明了他的強悍：「如果你惹我，我會戴上手指虎，把你抓到一個死胡同裡狠狠揍一頓。沒有人會懷疑這點。」
有位日本外交官含糊地說：「對他的國家而言，他太大了。」身為精通英語的非歐美國家領袖，李光耀能夠輕易地與其他世界領導人溝通，使他成為二十世紀末期全球舞台的顯要人物。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在一本談論領導統御的書中寫道，如果李光耀處於不同的時代或地方，他可以扮演堪與格萊斯頓（Gladstone）、狄斯累利（Disraeli）媲美的政治人物，甚至和邱吉爾相比也不遑多讓。尼克森或許是湊巧也或許是刻意，只選擇英國先賢為例子。可是就現代新加坡而言，李光耀扮演的角色更甚於邱吉爾以降、當代英國史上任何一位領袖，甚至也超過柴契爾夫人。
李光耀是什麼樣的人物？他的領導風格如何？他很早就嶄露頭角。他的雙親很早就分居，而父親在家庭生活中顯然無足輕重。李光耀就像萊佛士，以及其他許多認為自己沒有父親的領導人一樣，和母親有不尋常深厚的感情。母親對他期許極高，培養他的自信。
一九三九年大戰爆發，阻礙李光耀前往英國深造的希望。他在十六歲時進入名校萊佛士書院，最初研讀經濟學，結識未來的妻子──她本身也是極為傑出的女性。李光耀日後誇稱她是他的「保險單」。她作為律師的收入使他能夠承擔從政收入不穩定的風險。
後來李光耀到英國留學四年：先在倫敦政經學院念經濟學，後來在劍橋大學念法律。他在英國接觸到理論，也涉及到實務。他研讀英國政治傳統的經典著作以及辯論藝術，回到新加坡後先當律師再從政，都能發揮所學。儘管當時拮据度日，李光耀認為當時的倫敦在銀行、金融、戲劇和文化方面都是世界中心。他養成上層階級英國紳士的習性，喝威士忌、打高爾夫，朋友們都喊他「哈利」──後來柴契爾夫人也這樣稱呼他。但是他完全沒有英國紳士十分重視的那種自嘲的幽默感。李光耀不是以幽默感聞名的人士。
他後來被讚美為「蘇伊士以東最優雅的英國紳士」，周恩來則虧他是「內白外黃的香蕉」。但是，雞蛋恐怕才是更適合的比喻。李光耀從來沒有忘掉他的華人本質，在他政治生涯的晚期，才終於浮現出來。
他從小就好學不倦。他說：「不要忽視向有學問的人請益的重要性。我要說，這比吸收或閱讀大量書籍還更有收穫。」可是他本身手不釋卷、孜孜不倦吸收新知，也愛思索。即使對他批評得最尖刻的人也承認他頭腦聰明、知識豐富，又能求知若渴、不斷補充知識。到了八十多歲，他還繼續跟著老師學中文，還問老師，他的兒子──現任總理李顯龍──進展如何（他們父子倆都跟隨同一位老師學中文）。
李光耀認為他在政治上能夠成功的祕訣是溝通技能，以及建立強大的體制和組織網絡。文字語言明顯就是他的利器。他頗以自己的演講能力自豪，這是他在英國求學念研究所、幫朋友競選時練就的本事。他說：「我能夠主宰公共論壇，是我一生從政最大的實力。」
李光耀年輕時演講簡潔有力，他不用講稿和筆記就能滔滔不絕。他說，他喜歡在這種情況下由腎上腺素激發的潛力，他相信以這種方式可以和聽眾更有效溝通。但是要這樣做，就不能使用華麗的詞藻。在講台上，李光耀很有說服力，也很有內容，但他不是林肯、也不是邱吉爾。
除了演講，李光耀也非常注重寫作技巧。有一次他甚至召集幾位政府高級官員，強調寫公文時需要簡明扼要，推薦大家好好讀一本書──厄尼斯特‧高爾思爵士（Sir Ernest Gowers）寫的《簡明文詞全集》（The Complete Plain Words）。高爾思是英國一位文官，寫這本書供其他公務員參考，因此他的書似乎特別值得新加坡官員參考。
綠化與都市改造
一九六五年新獨立的這個城市國家面臨的挑戰之一是財政，為了與全球資本市場建立關係，要讓外界投資人覺得新加坡有吸引力，套用李光耀的話就是「在第三世界的沙漠裡創造第一世界的綠洲」。為了吸引充沛的外來投資，他強調面積不大的新加坡一定要整潔乾淨，他拿著掃把掃街的照片還上了報。他說新加坡的綠化是「我發起的最有效果的計畫」。在這時，「綠化」這個名詞的使用早於社會對環保的關心，但反而和美學有關，也或許只不過是最基本的乾淨的概念。
李光耀堅守英國傳統，仔細照料花床，也修剪茵綠草坪，並且推及到更廣大層面。新加坡日曬雨淋的熱帶氣候沖刷去土壤中的有機營養物質，只有某些植物能在這種氣候旺盛生長。雖然某些批評者反對，認為外來品種會危害到本地品種，但李光耀派植物學家到世界各地尋找能適應新加坡環境的植物，譬如目前到處看得見的野生肉桂樹。
他想讓訪客留下深刻印象，尤其盼望外國投資者喜愛繽紛、整潔的市容，才好說服他們前來投資。因此從機場到市中心的街道有如花園一般，有樹、有花和綠草如茵。不過整體來說，實用性的考量還是勝過美學。公共工程處否決在馬路分隔島種植果樹的提議，儘管會開出美麗的花，更擔心水果落地可能造成交通危險。
綠化不僅關係到美觀，至少也給人一種管制得宜、井井有序的感覺，它代表紀律，是對細節的講究，李光耀對此也相當著迷。在這裡，我們對他想要創造的國家有個很好的比喻：絕不能漫無目標地成長，譬如亂丟垃圾的街道、破舊失修的住宅，或者一頭蓬亂的長髮 和激進的社會觀念的老百姓，這些都不能被容忍。
投資人渴望政治安定。李光耀從殖民統治上找到有用的歷史紀錄，可用來加強新加坡這方面的形象。儘管有過作為殖民地不堪回首的歷史，李光耀沒有以古非今。他在一九五六年的一場演講還告訴聽眾說，他祖父早年曾經在航行於印尼和新加坡之間的郵輪上擔任財務官，「他最尊敬英國海軍，」他說。 最後他的祖父從事航運業賺了不少錢，因為有英國海軍巡守便代表「在馬來亞海域不會有海盜活動」。他也感謝英國殖民地提供他來自中國的祖先一個棲身之地。沒有新加坡安全的環境，他們無法找到繁榮的新生活。
李光耀沒有譴責英國人過去的殖民統治，反而稱讚它，使其成為他的新加坡故事中積極的一面。
正視今天的問題，不去留戀過去的悲情，李光耀從他看到的光明未來汲取力量。尊崇萊佛士只是其中一部分。萊佛士不是印度人、華人，也不是馬來人，卻狂熱於馬來文化，他可以作為跨越目前種族歧異的典範，遮掩華人主宰新加坡商業和經濟生活的真實面貌。 萊佛士讓人們感到自豪與歷史的延續性，這也從英國公共建築的肅穆莊嚴中呈現出來，譬如聖安德烈座堂等建築物就具有年代久遠和威嚴的象徵。
和目前的新加坡政府一樣，萊佛士也採行自由貿易和威權統治，並且利用歷史強化新政體的正當性。李光耀選擇性地掌握和塑造歷史資產，利用它來擁抱英國創始人及英國殖民統治，以便串連更廣大的世界、它的依法治理、它的社會安定，以及承諾繼續向前進步。他希望全世界認定新加坡具有此一特質。
殖民政府訂下的新加坡街道名稱繼續將新加坡人與過去連結，雖然這些名稱可能已不再具有相同的意義。獨立之後街道並沒有改名，其中三分之二使一些歐洲人士名傳後世，譬如英國官員克勞佛德（Crawfurd）、傅樂敦（Fullerton）和邦漢（Bonham）；英國皇室成員維多利亞（Victoria）、亞歷珊卓（Alexandra）和艾伯特（Albert）；著名的英國訪賓，如康納特公爵（Dukeof Connaught）和愛丁堡公爵（DukeofEdinburgh）；甚至還有庫克（Cook）和歐德漢（Oldham）等傳教士。
街道愈長或地點愈好，命名所選擇的人士就更重要。命名當局很小心其中的敏感性，認為「改善信託基金」（Improvement Trust）經理華特‧哥烈（Walter H. Collyer）先生不會反對擁有一條以他姓氏命名的街道──如果「真的很長的話」──才敢做決定。
有時候殖民時期的名字反映鄉愁，懷念英國詩情畫意的鄉村、森林或海邊，因此就有了查茨沃斯路（Chatsworth Road）或布萊頓路（Brighton Road）。在綠樹成蔭、寧靜的伯恩茅斯路（Bournemouth Road）上的一棟平房，可能讓一位英僑商人放心，讓他能夠逃離熱帶的炎熱，以及過度擁擠、過度活躍的亞洲城市的嘈雜、氣味和紊亂──即使這才是真正的新加坡。
在李光耀的監督下，綠化成為建設現代及高效率的基礎設施的一部分，當然另外還有電信、道路、世界級的機場和航空公司，以及漂亮的公共住宅，而且這些公共住宅目前有百分之九十為個人所擁有。會有如此不尋常的私有住宅現象是拜「公積金制度」（Central Provident Fund）之賜。戰後殖民政府最先創設此一基金，是強制儲蓄退休金的制度，雇主和員工每月從薪資中扣繳款項，最高達各扣繳百分之二十五，員工一直扣繳到五十五歲，六十二歲即可提領。
從一九六八年起，個人可從自己戶頭裡提款購買國宅。教育和健康危機也是個人可以在退休之前提前提款的理由。就政府而言，這項基金成為可到海外投資的巨額資金，或用於大眾運輸、公路及其他住宅項目。
新加坡第一代現代都市計畫專家報告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即使把加爾各答與孟買最糟的地方都算在內，新加坡的貧民窟是舉世最糟的，迄今大家仍然公認如此」，因此將新加坡改造成如今的狀態，在當時是一大挑戰。新加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一九三六年）曾經短暫實施公共住宅計畫，但因為戰爭和占領，計畫被棄置。但在一九六〇年又被政府大規模且積極推展，反映新加坡政治上的自治。取得土地、拆除市中心貧民窟和啟動遷徙，變成從地理上、社會上改造社區的方法。基本上，這等於重新打造整個城市的構造，以及改變人民的生活。
居民從過分擁擠的市中心遷移到市郊，以便騰出空間供商業營運之用。遍布市區、不雅觀的棚戶區開始消失。政府第一優先是處理窮人，把他們遷出骯髒、過度擁擠的廉租公寓和半農村的村落（kampongs），搬進蓋得漂漂亮亮、仔細維修的高樓、高密度公寓，與背景相近的鄰居一起居住，擁有獨立的店鋪、診所和學校。高效率、嶄新的公共交通把這些衛星城鎮彼此連結，並連通到市區。有組織的族裔多元化也發揮把新加坡種族「熔爐」放上灶頭的作用。
這個政策源自政府片面決定而非全民共識。李光耀於一九八六年八月在國慶日演講宣布：「我們決定何者是對的。」許多被迫搬遷的人感到不滿與沉痛的失落感，但是在這件事上面他們別無選擇。有些人覺得沒有拿到足夠的補償金。馬來人抗拒放棄傳統村落才有的舒適的共通性，換取不具文化特色、整齊劃一的新房子。公寓不允許親近土地、種菜養雞等從前熟悉的生活方式。嚴格、明白的規則管制所有居民行為，不論他們屬於哪個族裔；也不准居民把垃圾從窗戶往外丟或是在電梯裡撒尿。基於不明的原因，在家裡赤身裸體走動被明文禁止。使用公共廁所不沖水會遭到嚴重罰款，而且李光耀總理要求樟宜機場每週要就廁所狀況提呈報告。
新加坡廁所協會會長說：「對我們來講，廁所禮儀反映新加坡文化。因為這告訴人們，我們是多麼地文明……我們是第一世界國家，我們要有個文雅的社會。」 按照李光耀的說法，即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社群，不能到處吐痰」。
新加坡公共住宅的品質相形之下，肯定比亞洲其他任何新興人口密集都會的國宅好得太多。新加坡人很驕傲地邀請外國訪客參觀、讚賞這些公寓的寬敞和現代化。在這個秩序井然的社會，新加坡成功地培養出無犯罪、對商業友善的社會形象，專心致志於追求卓越。消弭種族隔離的作法可以作為社會改造的契機。結果是什麼呢？老百姓享受高度的舒適，但是生活在「同質性的政治空間」裡。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靠近赤道。可是不論是新加坡本地人或外國遊客，人人都說這裡的生活步調很緊張。在熱帶氣候怎麼會有如此高壓的生活呢？至少就某些人而言，新加坡再也不是殖民時期那種昏昏沉沉的社會。和新加坡獨立（和成功）大約同一時期，冷氣在全世界普及起來，使得熱帶地區許多人不僅生活更舒適，也能夠延長每天工作時間、更有生產力──至少白領階級變得更樂在工作。但對底層的勞工而言，它沒有相同的影響，但是至少機械化已降低人們必須在戶外烈日下工作的需求。
訪客注意到，要說和其他地方有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冷氣在新加坡無所不用。作家齊理安‧喬治（Cherian George）認為這是對新加坡整體經驗的隱喻，即舒適和控制的相結合。建築師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認為熱帶氣候和濕度是空調提供避暑效果之後唯一剩下的自然現象。大部分工作在室內進行，使得室外的異國情調「從玻璃窗後看出去，彷彿櫥窗內的展示品」。
庫哈斯認為，與熱帶氣候的對抗說明了新加坡的緊繃狀態，他引述荷蘭作家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曾說的話：「它反映出原始、深怕被叢林吞沒的恐懼感，唯有透過更加完美、更有紀律、永遠保持最佳狀態，才能避免傾覆。」
氣溫涼爽鼓勵人們活動。歷史學家湯恩比主張環境決定論，認為艱困的生活環境培育強悍的民族。他也認為領導人的性格決定文明的興衰，領導人面對不可避免的危機時的適應能力，會對結局的吉凶產生重大作用。湯恩比對文明興衰的理論對李光耀產生極重大的影響。
李光耀在內閣會議上喜愛引述湯恩比的說法。他汲取這位歷史學者提出的理論：「嚴酷、寒冷的環境」產生更積極、有建設性的文明。套用李光耀的話，他認為享有「溫暖的陽光、香蕉和椰子的人」不需要像北方人那麼認真工作，因此成就有限。他尊崇中華文化，認為它是第一流的，更覺得溫帶中國顯然是個「堅實」的社會（華僑由此遷移而來），而熱帶印尼則是「軟弱」的社會，其中原因不言而喻。依循這個論述，新加坡冷颼颼的辦公室很妥適地彌補高溫所造成的「軟弱」環境。
優生學反映李光耀對種族、性別和階級的觀點。他對英國殖民時期的種族歧視的厭惡，隨著年歲愈長而愈趨淡化，發展出他自己的偏見。李光耀認為後天習得的特性是可以遺傳的，也認為「好基因」在新加坡成功的環境中正在萎縮，削弱氣魄和活力，造成使新加坡得以偉大的「開疆闢土精神」的萎縮。
在英國人統治下，主子下命令，臣民便一體遵行。對殖民主義最好的評語，是將它描述成一種父權主義。很顯然，這在李光耀思維裡占有重大地位。在獨立之前，新加坡已經成功地對抗共產主義、有效地粉碎了共產黨，但李光耀變得愈來愈趨保守。他的威權主義思想從他對勞工的態度，以及他由上而下為新加坡訂下的全面性、毫無商量餘地的現代化計畫，充分顯露出來。
我們可以在比較小的規模上拿他和土耳其的凱末爾和俄羅斯的彼得大帝做比較。可是他沒有興趣搞偶像崇拜，也表明不希望為他造雕像、鑄硬幣或印郵票。在他去世前幾年，李光耀時任內閣資政，輕車簡從只由兩名年輕隨扈陪同，前往驗光。一位病人預備禮讓他，但是他說他要排隊等，彷彿是一介百百姓。那位病人抗議，李光耀笑了笑，表示感謝，才先進去驗光。他從來不預期有特殊待遇。
李光耀通常就穿一件白襯衫、不打領帶。他在職期間，本人或國家都不曾計劃富麗堂皇的大排場。當然他絕對不吝於宣揚和提供建言，但是他的使命感不會超越對自己國家的關心。
新加坡和近鄰國家過去的緊張局勢並未完全消退，而且新加坡的成功還使微妙的國際關係雪上加霜。即使與馬來西亞相比，兩國人民所得差距可觀；與印尼相比更是巨大。坐上渡輪前往鄰近的印尼的任何一個小島，舉目所見盡是破舊的建築物、髒亂的景觀、悠閒的節奏和組織的混亂，充分暴露文化和經濟的深刻差異。
許多新加坡人毫不掩飾他們的鄙夷。有人說：「我們是一所蓋在爛街坊的好房子。」而在某種程度上，這些鄰國認為新加坡是華人國家，由於忌憚本身國內華僑的力量強大，他們和新加坡之間劍拔弩張。在馬來西亞和印尼這兩個鄰國裡，華人都擁有不成比例的巨大財富，形成勢力強大的少數民族。
新加坡人的態度也反映出優越感的信念。或許這是源自帝制中國的舊習。某些新加坡人似乎有明朝先祖的想法，認為「我們是文明的，而你們則是番邦蠻夷」。
對於海峽及領海該如何利用的不同主張也惡化和鄰國之間的摩擦。印尼宣示「大群島」的態度，認為鄰近他們許多島嶼的海域都屬於印尼所有。這極具國際重要性，因為印尼跨越許多戰略地位重要的通道，譬如巽他、龍目和望加錫等海峽，全是海洋世界極為重要的航道。美國和其他外國當然希望能自由通行。李光耀和他的同胞也是如此，對於新加坡是否能繼續不受阻礙進出大洋非常敏感。新加坡的國家命脈緊繫於此。
作者為美國塔夫茨大學佛萊契法律與外交學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Tufts University）海洋史教授、海事研究學程創始系主任、東亞與太平洋研究專家，同時也是全球海事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Global Maritime Studies）創始主席。
培瑞的研究範圍涵蓋亞太與美國關係、美國對日本的占領、美國在太平洋的擴張等，著書與論文甚豐，以善於用清晰、簡潔、睿智的語言向一般讀者解說複雜的歷史脈絡而備受好評。1991年曾獲日本政府頒發明治時代設立的「瑞寶勳章」以感謝他對美日關係的貢獻。
著有《鷹翅之下：美國對日本的占領》（Beneath the Eagle’s Wings）、《感性的帝國主義者：美國在東亞》（Sentimental Imperialists）、《西進：美國與太平洋的開啟》（Facing Wes）等書。
書名：《新加坡的非典型崛起》
作者：約翰．培瑞（John Curtis Perry）
出版社：八旗
出版時間：202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