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華視新聞/YouTube
武漢肺炎期間,台灣的中央疾病流行指揮中心(以下稱指揮中心)表現優異,「超前部署」一下變成慣用語。而探討防疫作為的本質,在指揮中心,依照《災害防救法》授權給衛福部對疫情做必要的控制,例如限制口罩出口、限制入出境、追蹤電子足跡,以及強制居家隔離等,這是一個非常時期要用非常手段的政策,所以立法院再通過有限期的防疫、紓困振興條例,以及對應的特別預算等。
這些基於特別時期的法律授權完備,在一個法治教育良好的國家,如果有人還要討論人權或人民自由被剝奪等,那就變得可笑。
基於防疫的期間限制人民在公共場所群聚,例如限制室內空間、室外空間活動人數,以及推廣社交距離,乃至於強制人民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要戴口罩,原本台灣還有一些在野黨或法匠類的論述者,對這些防疫作為提出質疑,但在歐美國家等先進民主國家因為疫情大爆發後,所採取比我國更嚴格的措施後,這些有心要帶風向抨擊民進黨政府的人,也知道自討沒趣紛紛消音。
不過,紓困措施出來以後,這些雜音又再起,以最近鬧得比較大的無社會保險弱勢勞工的現金紓困發放來說,在野黨不只抨擊,甚至傳出基層公務員以衛福部提出的審核標準,自發性「從嚴」要求申請民眾提供文件。
防疫基於特別法在非常時期提出的政策,從中央政府各部會到地方政府各單位,都必須受到指揮,以這次爭議較大的「切結書」來說,衛福部最早的指導原則就有,並非後來才加上的。但某些在野黨地方政府,可以用公務流程來給中央政府下馬威,這件事情就令人不齒,因為防疫紓困是全國一體,公文從來不是問題,問題是公文要回覆、要用印,這種細節,地方跟中央可以協調如何加速,而不是在旁邊等著看好戲。
在野黨政治領導人有政治考量,那是他們以後要自己面對的,但由此卻看到連部分基層公務人員對於防疫期間的特殊性,也沒有充分的法律上認知,不能主動回應問題,主管也不能提出應變,縣市首長更是裝瞎裝死,那種公務人員怕事的心態整個又暴露無遺。
以新北市長侯友宜把現金紓困的案件申請書全部裝箱,送到衛福部為例,這顯示侯友宜對防疫期間,特別條例、特別預算的性質毫無所悉,對於新北市是中央防疫系統的一環更是沒有自覺,申請書裝箱給衛福部假日加班審查,凸顯出新北市之前一再炒作封城演練、實兵演練等,根本是對台灣防疫各個時期的滾動檢討與作為微調,完全沒有跟上腳步,只是自己玩自己的。
防疫跟紓困有一個本質上的矛盾,就是紓困申請要民眾親自辦理,在執行面原先衛福部規劃在地方政府,由鄉里長、村長、公所各自收件,再往上呈報審核,這個規劃有防疫的考量,但地方政府跟基層人員卻只想到收件後自己會不會被追究,這種幾十年的老公務員心態,一個武漢肺炎全部又浮上檯面,最後逼得行政院從新調整,讓地方公所專門收件。
陳水扁前總統當年當選台北市長的時候,為了對抗這種老公務員心態,下令把接待市民服務的所有櫃檯高度降低,並且他自己也會到處去突襲檢查,看基層公務人員是在服務市民,還是在看報紙甚至溜班,這在當時普遍獲得全國人民的好評。從此,各地方政府也開始這麼做,這是現在為什麼我們到公所辦事情,抽號碼牌喝茶等候叫號,而不再像二、三十年前一樣,排隊排了一個早上,排錯櫃檯會被指責,然後到其他櫃檯重新再排隊,以前的老公務人員高高在上嘴臉,對民眾申請事務的準備文件齊全與否,會認為是民眾自己「必須要會」事,這種情況,現在的人必然無法理解。
韓國瑜市長崛起,當年一句話「末忘世上苦人多」得到人民的認同,韓流因此蔚為風潮。2018年不只韓國瑜成功拿下高雄市長寶座,也讓國民黨的執政縣市大幅增加,從南到北涵蓋台灣近六成三的人口。不過,現在的人民對政客的檢驗標準越來越高了,韓國瑜市長面臨罷免危機。在過去幾年台灣政壇兩大潮流,韓國瑜市長以及台北市長柯文哲的頻頻出包,施政滿意度雙雙跌落谷底之後,可以說讓新北市長侯友宜的政治聲量變得水漲船高。
不過,這一齣把最弱勢底層民眾申請書,全部丟包給中央幫忙建檔審核的戲碼,足見,侯友宜市長沒有把「末忘世上苦人多」這句話都進去。侯友宜的這個政治操作,若說是怕基層擔法律責任,那如前所說的,這就不懂防疫期間的法律特殊性,若說侯是疼惜基層防疫期間的辛勞,那省下新北市的人力,丟包給中央衛福部,這些從年初以來在防疫第一線最辛勞的人,以一個自己也在中央服務過的人來說,未免無情。
最後,以最弱勢的民眾來說,多等一天拿到紓困現金,很可能就是自己以及家人多一天挨餓,侯友宜市長,這樣的政治操作,自己不覺得殘忍嗎?
作者為大學教授
- 紓困申請書丟包,新北市府仍停留在…… - 2020 年 5 月 1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