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石門古戰場現景。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1874年5月及6月，日本軍和牡丹社激戰，雙方都有人被砍下頭顱。大概全世界的人都認為這些頭顱找不到了，不是被埋藏就是被丟棄。卻不料2019年夏天，有四個牡丹社頭顱在愛丁堡大學解剖學科，神差鬼使似的重見天日。
於是我們才知道四個頭顱漂洋過海十多年，最後到了愛丁堡。我把這不平凡歷程及經手貴人整理如下：
一，頭顱自台灣到日本（1874）
應該是日軍的兩位美軍顧問海軍軍官華生（James Wasson）或克沙勒（Douglas Cassel）把這四顆牡丹人頭顱由台灣社寮帶到了日本東京。
這兩人都是由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推薦給西鄉從道，而與日軍隨行，5月8日就到了社寮的第一批人。他們二人在戰爭初期，扮演參謀的角色。Douglass Cassel後來常寫信向李仙得報告戰況。在5月22日的石門之役，他對日軍攜回12個牡丹人頭顱非常吃驚，曾表示這樣日軍與「野蠻人」有何不同。Cassel不幸在台灣得了熱病，大概不久就由日本返回美國。第二年1875年6月15日死於家鄉費城，只有三十歲。
James Wasson則運氣好多了，他沒有在台灣得病。回到日本後，在1875及以後，明治天皇不只一次頒發勳章給他。他曾經在「北海道開拓辦公室」上班，可能在那裡認識Dr. Stuart Eldridge。他在1877年由東京回到美國，1898年還參加了在菲律賓的美西戰爭。1923年病逝美國。
二，頭顱在日本（1874－1884）
我推測，在1874－1876年之間某日，美國海軍軍官James R Wasson在日本將這些頭顱交給美國人同事Stuart Eldridge醫師。
這些牡丹人頭顱得以保存至今，並有分析報告，我心目中最大的貢獻者是Eldridge醫師。1877年3月14日：Stuart Eldridge醫師在東京的日本亞洲學會會議上宣讀論文《福爾摩沙牡丹人頭顱記要》（Note on Crania of the Botans of Formosa），是有關這四個頭顱的最重要文獻記載及醫學分析。
Dr. Stuart Eldridge 1843年生於費城。1861年南北戰爭爆發，於是他十七歲從軍，後來進入喬治城大學習醫，1867年畢業成為醫師。1871年8月，他是美國前農業部長Horace Capron率領的美國派駐日本的一員，先到橫濱，後來成為北海道開拓團的隨團醫師，駐在函館，並於1872年幫忙設立函館醫學校。他可能在北海道認識了海軍軍官華生，後來由華生取得了那四個頭顱，作為人類學研究材料，並發表論文。他在1876年後長居橫濱，後來為日本醫學界做了不少事。1897年也獲得明治天皇授勛。1901年在橫濱逝世。
三，頭顱由日本到印度加爾各答（1884－1886）
1884年某日，出身愛丁堡的動物學家John Anderson醫師自印度加爾各答來到日本，停留數周，目的是收集日本北海道愛努原住民的人類學資料。此期間Dr. Stuart Eldridge 將他收集的四顆頭顱及他發表的論文單行本轉交給Dr. John Anderson。於是這些頭顱到了印度加爾各答。Dr. Anderson在1886自印度退休，1887回到故鄉愛丁堡，1900病逝。
四，頭顱長存愛丁堡大學（1887至1900之間～2020+）
1907年，愛丁堡校長兼解剖科學教授的Dr. William Turner以該校收集的二十九個來自東南亞洲的原住民頭顱，在「愛丁堡皇家學會會報」發表了人類學論文《婆羅洲土人、馬來人、福爾摩沙土人及西藏人之顱學研究》（A Contribution to the Craniology of the Natives of Broneo,the Malaya, the Natives of Formosa, and the Tibetans）。他在文中表示，Dr. Anderson在1887年就展示了這些頭顱給他看過。但我們不知道Dr. Anderson是生前還是1900死後給了Dr. Turner。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失蹤一百四十四年的頭顱，如何再被發現？
那麼，這四個至少在愛丁堡大學解剖學科的角落置放了一百多年的頭顱，又如何不可思議地被台灣的學者們發現呢？這也很曲折。
2018年4月27日，陳耀昌與藍祖蔚（時任《自由時報》副總編輯）帶了一篇陳耀昌在4月9日在《財訊》發表的〈尋找台灣的「史蹟」〉，一起拜訪文化部次長楊子葆。因為陳耀昌發現文化部「文化資產網」的登錄，台灣有903處「古蹟」，但在「史蹟」項下，竟然掛零。兩人向楊次長建議，台灣有許多歷史事件遺址，尤其是原住民抗美、抗日、抗清的古戰場，應該符合「史蹟類」文化遺產之定義。希望文化部能訂立更多的「台灣史蹟」。
謝謝文化部接受了建議。而為了鑑定「古戰場」今址，文化部撥了一筆專款給屏東縣政府，以執行「牡丹社事件再造歷史場域」計畫，由青鳥書店及中央大學胡川安教授擔任主持人，並和「故事StoryStudio」團隊的成員一起調查。（又：文化部後來在2019年6月28日公布了全台第一處「史蹟類」文化資產，就是霧社事件的馬赫坡古戰場。）
於是胡川安教授和團隊成員上窮碧落下黃泉，古今台外找文獻，竟然找到了Dr. Stuart Eldridge 1877年在日本發表的論文及Dr. William Turner在1907年發表的論文。後經團隊成員向愛丁堡大學博物館致信詢問，得到證實。同時，在愛丁堡的台灣學生，也向台灣友人證實了該大學的解剖學系仍然保存了這四顆頭顱。
2019年11月屏東縣政府召開「牡丹社事件再造歷史場域成果報告」。這個「牡丹人頭顱在愛丁堡」的訊息，於是傳開來，並造成一連串的迴響。乃有原民會在去年12月27日召開會議，討論迎回四個牡丹先人頭顱回台灣之議。
這四個頭顱的DNA檢測能告訴我們什麼？
今年5月1日在牡丹社的部落會議中，達成的結論是，希望能先驗這四個頭顱DNA，再決定後續事宜。驗DNA，我們推測其意義是：
（一）先證明這四個頭顱都是牡丹人，不是日本人。
（二）比對這些頭顱DNA，看看是否能找到是屬於現在哪一家牡丹人的先人。
很巧的是，四年後2024年是牡丹社事件一百五十周年。政府有意在牡丹鄉設立「牡丹社事件紀念館」。原民會與牡丹部落似有共識，若確定為牡丹人無誤，將來迎回後，就放在這個紀念館。
我們的看法是：
（一）目前之科技，由y-DNA來證明這四個頭顱是南島民族，應該可行。但需要下列前題：（1）這些頭顱沒有浸過福馬林。（2）這些頭顱必須能抽取足夠的DNA做分析。
（二）若要比對是哪一家牡丹人的先人，則牡丹鄉民必須廣做DNA檢測。但已經經過四、五代，要證明是哪一個家族，理論上機會不大。
（三）至於執行機構，我們建議請中央研究院來幫忙。
（四）但若要先行驗證這四個頭顱的DNA，就必須有專業人員先跑一趟愛丁堡，也必須取得對方大學同意。這樣會增加不少費用，必須編列足夠預算。
然而，我們的看法是，由上述兩篇論文的記載，這四個頭顱，來自台灣，來自「牡丹社事件」，殊無疑義。我們認為，這四個頭顱，具有高度的台灣史聯結，應屬於台灣的國家歷史文化資產。不論DNA之檢測結果為何，都值得迎回台灣。為了避免節外生枝，若能先請愛丁堡大學歸還這些頭顱，回到台灣之後，再慢慢檢測DNA，應該是較為可行之方法。以後再循此模式，看看是否也有可能在日本發現其他八顆牡丹社事件頭顱，那就太有意義了。
陳耀昌為台灣大學教授，島嶼DNA、傀儡花作者；胡川安為作家、編者、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