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治理：哲學部長留下的課題

圖片來源：截至楊索臉書

漢文化傳統只有教育而無文化！因此，台灣第一個主管文化的中央機關，是1968年於教育部內設立的文化局。不過，這個機構只存在了七年，於1975年就裁撤掉，業務打散分到教育部和新聞局，直到1981年成立文建會後，才又有管理文化事務的中央機關。

一開始，文建會主要工作只是提供藝文團體與個人、補助與獎勵的平台。簡單說，當時所謂的文化主管機構，只是用分配資源的方式，主導並管理國內的藝術發展走向。直到申學庸上任後，才開始增加該會的功能，把設置公共藝術以及輔助地方性藝文展演活動也納入業務範圍。特別是將國家藝文基金從教育部下挪出，成立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並運作至今，已經變成台灣新進作家、表演工作者最重要的經費提供者。

之後歷任主委雖有不同偏好與政策方向，文建會功能大體相同，著重在資源分配這個面向。也因此，在馬英九之前，歷任行政院長提名的主委都是聲望較高的文化界前輩；畢竟事關利益分配，主委威望夠方可壓住陣腳。但馬總統上任後，手下的行政院長常任用有爭議的主委，以至於盛治仁任內，發生了夢想家演出拿走過多經費的疑似分肉桶事件。

雖說組織層級提升不一定代表積極重視，但至少是種宣示。2012年政府組織改造，文建會升格成文化部，對全國藝文界人士來說，或許可以期待政府在文化事務上展現新氣象。

可惜的是，首任文化部長龍應台，以她自己狹隘的國族想像，甫上任即提出要和中國協商，建立「兩岸文化前瞻論壇」平台；但因中國文化部的管轄權限不足，兩岸文化論壇的想法無疾而終。接著公視董監事因黨派立場分歧，人選難產，龍應台曾表示，「如果爭議不能解決，她贊成廢除公視」這種毫無文化視野的想法。

最可議者在於，一個剛剛創立、百廢待舉的部會，正是建立長久制度的階段，其第一任主事者任內，居然沒有任何相關法案通過三讀！也難怪，許多人對龍應台文化部長任期評價甚低。

2014年龍應台跟著行政院長江宜樺總辭，由洪孟啟續任文化部長，但洪部長兩年多任期可說風波不斷。先是2015年九月30日《壹週刊》報導，洪部長為了讓立法院的預算審議過關，曾在內部秘密會議中討論給予國民黨籍立委每人250萬補助。雖然洪表示只限於討論，也被他否決了，但他也因此請辭但得到慰留。

隨後洪孟啟為了追查洩密者，鎖定政次邱于芸，最後鬧出政務次長發存證信函給部長，最後對簿公堂的鬧劇。

可以說，文化部成立後的前四年，基本上一事無成。

文化部並非所有國家都會設立的中央單位，目前全世界有類似單位的，不到50國，而且大多都是國內政治較不民主的國家，例如中國、北韓等等。歐美民主國家中，法國、挪威兩國的文化部較活躍，也較能見到文化行政帶來的優點；但在民主程度不足的體制下，文化部更注重「治理文化」！亦即將文化事務當成應該管理、管制的對象，而不是一國精神生活由下而上的累積；甚至可以說，威權體制國家的文化部，就是國內洗腦宣傳機制的一部分。

從文建會時代直到政黨再次輪替、鄭麗君上任前，文化部的施政確實一直呈現出漢文化傳統中，對文人的管理策略：乖順的給點糖吃，不乖的就視而不見。也就是說，在鄭麗君提出「應該是文化治理而非治理文化」的主張前，台灣文化事務的管理方式都停留在由上而下的威權習慣。

鄭部長任內最重要的成績當屬《文化資產保存法》於2016年七月的大幅度修改，更於隔年九月完成相關的37項子法的三讀。這次修法最主要的精神在於加強民眾參與、審查專業性與透明度、建立利益迴避機制等等，並且加強列冊追蹤、鼓勵文化資產價值評估方面的研究。

從2018年五月起，鄭部長兌現承諾，召開十二場全國文化資產會議論壇，在為期四個月的全國性討論中，確立了《文資法》未來的修法方向，以及在私有財產與公眾利益間尋求平衡的方式與可能性。鄭部長在九月召開的全國總結大會上提出「唯有文化保存做得成功，才能讓國家帶著靈魂往前走」的宣言，可以算是2018年台灣文化界最重要的話語吧？可惜的是，當時期中選舉正逐漸加溫，幾項公投案正反雙方沸沸揚揚，竟無幾人注意到這次會議的重要性，實為憾事。

除立法外，鄭部長將文化部預算提升到超過總預算百分之一，讓軟體建設的預算佔比大幅提高，更關注多元與流行文化的發展，由此催生了文化內容策進院的成立。

文策院於2020年五月十八日開記者會，宣布初期的合作對象與目標；但因剛起步，還未看到對台灣流行文化的推動實績，也許過段時間檢視，才會更有意義。但，對於台灣的藝文工作者來說，經費只是初期問題，作品完成後，如何增加能見度？才是難關的開始。過往的經驗常是，台灣不乏好作品，但好作品常常沒被看到！建立能讓足夠多人看見的平台，也許是比單純提供經費更有效的作法。

鄭部長依照《促轉條例》推動中正紀念堂轉型與空間解嚴的作法，引得頑固派的誤解與敵視。在2019年一月22日的關懷演藝人員春節餐會上，發生令人遺憾的鄭惠中掌摑事件。即使面對社會譴責，鄭惠中對媒體說：「我本來想要賞她兩巴掌，只賞她一巴掌，已經太便宜她！」之後當時的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甚至表示，這是官逼民反。

從此一事件可以看出，黨國體制在台灣留下的文化歧視烙印仍然陰魂不散，這恐怕才是未來的文化政策制訂者該放在第一順位思考的課題。

蔡總統第二任期開始，鄭部長以回家陪伴孩子的理由堅決辭職。這原本是每個人自己的生涯規劃與選擇，無可厚非。但作家楊索在臉書貼文中寫道：「鄭麗君並無文化使命感，她是擅長自我行銷的政治人；不是歸人，是文化過客。」實在是不知從何說起的評語？顯示出台灣女性從政人員極為艱難的政治生涯。

而日前台北車站空間的爭議，恰好顯現出，鄭部長提出的「文化治理」理念，在台灣想實現有多麼困難！如果交通部和鐵路管理局能有一點點文化治理觀念，就絕不會在五月25日把台北車站大廳圍起來，不讓人進入。如果窮究台鐵大廳拆掉座椅的作法，希望讓人群走到二樓休息、消費恐怕才是主要原因吧？而這早已成了不能說的祕密了。

鄭部長離開，留下許多回憶與讚賞；感謝她把文化事務從雲端拉下，變成真的可能由民間主動參與及改變的日常。期待新任文化部長，能繼續推動文化治理觀念，讓整體施政多一點文化，少一點財團利益吧。

作者為台北愛樂電台首任工程師，主持過該台所有類型節目，台北爵士夜首任主持人，《爵士樂的故事》作者，目前是閒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