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當社會科學還處於起步階段時，往往是小說家、編劇、記者或社會改革者在記錄工業化與都市化對個人與家庭生活的影響。今天，類似的文化變遷也在低度發展國家的人民身上發生，但我們找不到類似的文學來幫助我們增進對這個過程，以及對這些人的了解。這種了解的需求從未如此迫切，今天，這些低度發展的國家儼然已成為世界的主力。
從非洲新興國家的案例中可以發現，這些國家從部落起家，沒有讀寫的文化傳統，缺乏描述下層階級的偉大本土文學一點也不令人意外。在墨西哥與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縱然大部分的作家出身中產階級，但這個階級人數非常稀少。除此之外，墨西哥社會的階層特質也限制了不同階級之間的流通。在墨西哥還有另一個因素，當地的作家與人類學家都專注在印第安問題，而忽略了都市貧民。
這樣的情況讓社會科學（特別是人類學）有機會去填補缺口，發展它們自己的文學。社會學家曾經是研究都市貧民窟的先鋒，但現在他們的重心是郊區相對受到忽視的窮人。而現代的小說家忙於看穿中產階級的靈魂，他們已和貧窮問題與不停改變世界的現實脫節了。查爾斯．珀西．斯諾最近說道：「有時我對於富裕國家裡的人感到害怕……他們完全忘記處於貧窮是什麼感受，我們不再有同情心，也不再與不幸的人談話。這一切都得重新學習。」
過去人類學家是偏遠地區原始部落的發言人，現在則越來越多將焦點轉移到低度發展國家的廣大農民與都市群眾。儘管過去一個世紀以來社會與經濟層面已有進步，這些大眾還是極度窮困。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中東地區等七十五個國家，有超過十億人口人均年收入低於兩百美元，而美國是高於兩千美元。研究這些地區人民生活的人類學家自然成為我所謂貧窮文化的學徒與發言人。
有些人認為窮人毫無文化，所以貧窮文化的概念對他們來說是一個矛盾的字眼。這樣做也看似給予貧窮一定的尊嚴與地位。但不是我的目的。人類學使用文化這個詞的本意是指傳遞世代的生活型態。以這個概念來理解貧窮，我想要強調的是，事實上在現代化國家，貧窮不只是經濟上的劣勢、混亂或物質匱乏。從正面的觀點來說，它具有結構、基礎和防衛機制，若缺少這些，貧窮便無以延續。簡言之，它是一種生活方式，非常穩固且長久，由家族世代傳遞。貧窮文化有自己的形式，並對其中的成員造成獨特的社會與心理後果。它是一個動態因素，既影響了更大的民族文化的參與，也成為其本身的次文化。
這裡所稱的貧窮文化並不包括原始部落由於與外界隔絕或未發展科技而造成的落後，而且這些社會在大多數情況下並沒有階級分層。這些人擁有一種相對團結、滿足且自給自足的文化。貧窮文化也不等於工人階級、無產階級或農民，這三種族群的經濟地位會因其身處世界何地而有很大的差異。例如，和低度發展國家的下層階級相比，美國工人階級的生活可媲美菁英。貧窮文化只適用於在社會經濟條件非常底層的人民，那些最窮的工人、最窮的農夫、田裡的勞動者，以及各式各樣的工匠與小販，而他們通常也被稱為「流氓無產階級」。
貧窮文化（或次文化）出現在各種不同的歷史脈絡中。最常見的情況是當一個成熟的社會經濟體系瓦解，或由另一個體系所取代，就像資本主義取代封建制度時，或是工業革命期間，就會發展出貧窮文化。有些情況是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影響，被征服的一方可能維持奴隸的地位長達數個世代。也可能發生於部落瓦解的過程，例如一九六○年代的非洲，部落移民到城市發展出與墨西哥城維辛達類似的「庭院文化」。我們傾向於將這類貧民窟的情況視為過渡時期或伴隨著文化劇烈變遷而來的暫時現象。但這並不完全正確，即使在穩定的社會中，貧窮文化也往往是一種持續的情況。當然，在墨西哥，從一五一九年西班牙入侵，部落瓦解、農民開始遷徙到城市，這已經或多或少成了永久的現象。只是規模、地點與貧民窟的組成結構有所變化。我懷疑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正在進行類似的過程。
我認為貧窮文化似乎有些普遍的特色，超越地區、城鄉、甚至國家。我在之前的著作《貧窮文化》（一九五九）中提出一個論點，即認為在倫敦、格拉斯哥、巴黎、紐約哈林區、墨西哥城這五個地區的低下階層居民，在家庭結構、人際關係、時間取向、價值系統、消費方式以及社區意識方面，有顯著的雷同。雖然在此我並無意廣泛分析比較貧窮文化，不過我希望以我在墨西哥的材料為基礎，具體描述一些特點，先行提供一個概念架構來理解這個文化。
在墨西哥，貧窮文化遍及至少三分之一的城鄉人口。這群人口主要的特色是相對高的死亡率、較低的預期壽命、其中青年人口所占比例較高，而且從童工與女工的現象，可以發現領薪受僱的比例也比較高。上述這些指數在貧窮的殖民社區（colonias）以及墨西哥城的比例，甚至比在墨西哥鄉下地區還要高。
墨西哥的貧窮文化是一種地方性且面向在地的文化。其成員只是局部被納入國家機構，即使住在大城市的中心，也仍是邊緣人。例如，在墨西哥，大多數窮人的教育與文化素養很低，不屬於工會，不是任何政黨的成員，不加入社會保險，因而無從享有由國家福利機構提供的醫療保健、生育或老人福利，也幾乎不去城市裡的醫院、銀行、百貨公司、博物館、美術館和機場。
貧窮文化經濟上最顯著的特徵包括長久的生計困難、失業、低就業、低薪資、四處打零工、童工、缺乏儲蓄、經常身無分文、家中沒有備糧、有需要才購買少量的食物（甚至一日買上數次）、典當個人物品、向當地的高利貸借錢、參加鄰居發起的信用互助會、使用二手的衣物和家具。
社會與心理上的特徵則包括住在擁擠的地區、缺乏隱私、愛交際、酗酒的發生率高、有紛爭時經常訴諸暴力、經常以體罰教育子女、對妻子家暴、提早開始性生活、婚姻未經法定註冊、母親和孩子被遺棄的發生率相對較高、家庭傾向以母親為中心且對母系的親戚較為熟悉、核心家庭居多、強烈的威權傾向、非常強調家庭團結（但多半僅是空談）。其他特徵還包括強烈地活在當下，缺乏苦盡甘來或未雨綢繆的觀念；由於現實生活困難，多半有聽天由命的人生觀；相信男性是優越的，因而造成大男人主義或推崇男子氣概；女性則相對懷有犧牲奉獻的情結；最後是對各種類型精神疾病具有高度的容忍力。
上述特徵並非墨西哥的貧窮文化所獨有，在中產與上流階級也會發現。然而，這些特徵的獨特模式決定了貧窮文化。例如大男人主義在中產階級間常被認為會牽涉到性剝削或唐璜情結，但對低下階層則是英雄與無畏的象徵。同樣地，飲酒在中產階級是社交活動，但在低下階層，喝醉酒有幾種不同的目的——逃避現實、展現酒力，或是藉酒壯膽來面對不如意的人生。
許多貧窮次文化的特徵可視為因地制宜的解決方法，現存的體制和機構基於許多原因無法協助他們，因為他們不符資格、負擔不起或不被信任。例如，銀行不給他們信用額度，他們就自組無利息的信用互助會。他們就連只有在非常緊急的時候才能請的醫生都負擔不起，而且也懷疑「去醫院只是送死」，所以就依賴藥草或其他家庭療法、在地療法，還有產婆。對神職人員的批評則是認為他們「同為人類，和我們一樣都是罪人」，因此不上教堂告解也不望彌撒，全靠對自己家中的聖人雕像禱告以及前往聖地朝聖。他們嚴厲批評統治階級的價值觀和機構，仇視警察，毫不信任政府與高官，這種憤世嫉俗甚至蔓延到教會，這對貧窮文化造成負面的影響，並可能被針對現有社會秩序的政治運動所利用。最後，貧窮次文化還具有某種意義上的殘存性質，也就是其成員會試圖將他們源頭殊異的殘存信仰與習俗加以應用，並整合出可行的生活方式。
我必須強調，桑切斯一家絕不是墨西哥最底層的貧民。墨西哥城四百萬人口中，大約有一百五十萬人處於類似或更差的情況。在墨西哥大革命的五十年後，這個國家的第一座城市仍持續存在貧窮，這不禁令人質疑，大革命是否真的實現了社會改革的目標。從桑切斯一家，還有他們的朋友、鄰居與親戚看來，革命的核心承諾尚未實現。
我這番話是基於對墨西哥革命所帶來驚人且廣泛改變的充分了解：半封建經濟制度的轉型、土地分配給農民、印第安人得到解放、勞工地位鞏固、公民教育普及、石油與鐵路國有化，以及新的中產階級興起。一九四○年起，經濟不斷擴張，國家意識到生產的重要。各大報的頭條每天報導農業和工業的突破，並驕傲地宣布國庫大量的黃金儲備。有一股繁榮的精神被創造出來，讓人回想起世紀初美國領土擴張的時光。從一九四○年起，整個國家的人口增加了一千三百萬，一九六○年到達三千四百萬的高峰。墨西哥城的發展速度更是驚人，一九四○年人口約為一百五十萬，到了一九六○年已超過四百萬。墨西哥城現在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城市，也是美洲大陸的第三或第四大城。
一九四○年後，墨西哥最重要的趨勢就是美國對墨西哥人民生活的影響逐漸增加。在美墨悠久的歷史上，兩國關係從未如此變化急遽、互動頻繁。二戰期間兩國密切合作，美國加速在墨西哥的投資，到了一九六○年已幾近十億美元；兩國互相湧入大量的觀光人次，每年有幾十萬的墨西哥農民移民美國，另外還有交換學生、技術人士和教授，越來越多的墨西哥人成為美國公民，而這為兩國建立了一種新型態的關係。
墨西哥主要的電視節目也由國外的大型企業贊助，例如雀巢、通用汽車、福特、寶僑、高露潔。和美國的差別只在於廣告是講西班牙語和墨西哥的藝人。沃爾沃斯超市、西爾斯百貨這類美國百貨業的銷售模式在大城市的商店迅速發展，自助服務超市也為日漸增加的中產階級進口了許多美國品牌的食品。在學校，英語取代法語成為第二語言，法國的醫藥傳統也正緩慢但勢必將被美國醫學所取代。
儘管產量增加、景氣看似繁榮，全國的財富分配不均卻使貧富差距比以往更加劇烈。同時，儘管大多數的人口生活水準提升，但在一九五六年仍有超過百分之六十的人口仍飽受飢餓、居無定所、衣衫襤褸之苦，百分之四十的人不識字，百分之四十六的兒童沒去上學。自一九四○年以來，長期的通貨膨脹使窮人的實際所得更加縮水，而工人在墨西哥城的生活開銷自一九三九年來上漲了五倍。根據一項一九五○年的人口普查（一九五五年公布），百分之八十九的墨西哥家庭月收入低於六百披索，依當時的匯率也就是低於六十九美元，依一九六○年的匯率計算則是四十八美元（美金對披索為一比十二點五）。一九六○年，墨西哥經濟學家伊菲赫尼亞．那瓦列德的研究指出，在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間，約有三分之一的人民因實際所得減少而處於水深火熱當中。
大家都知道墨西哥的經濟發展並不能保障就業。一九四二年到一九五五年間，有約一百五十萬墨西哥人到美國當短工或農業臨時工，這個數字尚不包括「濕背人」或其他非法移民。如果美國忽然關閉美墨邊界，墨西哥將陷入重大危機。為了穩固國內經濟，墨西哥也越來越依賴美國人帶來的觀光收入。一九五七年間有超過七十萬名觀光客來自美國，在當地的消費高達六億美元，觀光業也因而成為墨西哥最大的單一產業。觀光帶來的收入相當於墨西哥聯邦預算的總和。
生活水準的層面上，自一九四○年來，住宅的部分幾乎未獲改善。隨著人口急遽增加和都市化，大都市的居住密度和貧民窟的環境實際上正在惡化。根據墨西哥政府一九五○年的普查報告，五百二十萬的住所中，百分之六十只有一間房間，百分之二十五有兩間；七成的房屋是泥磚、木頭、竿子、瓦礫蓋的，僅有百分之十八是用磚塊和石頭建造；另外，只有百分之十七的房子擁有私人的自來水。
墨西哥城的情況並沒有較好。為了迎接每年到來的美國觀光客，政府不斷美化城市，建設噴泉、在主要街道兩旁種花、蓋全新的市場、把乞丐和攤販趕出街道。但城市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口住在像貧民窟的住宅區，也就是所謂的「維辛達」，那裡長期缺水，缺乏基本的衛生設施。通常，維辛達裡有一到兩排一層樓的房屋，裡頭有一到二房，面對共有的庭院。房屋是由水泥、磚塊或土磚建造，形成一個明確的單位，具有小聚落的某些特徵。維辛達的規模和型態差異頗大。有些只有少數幾戶，有些則有幾百戶。有些位於城市的商業中心，隱匿在十六、十七世紀西班牙殖民時期破舊的兩、三層樓的房屋之中；有些在城市外圍，由木頭棚子或茅草棚組成，看起來像亞熱帶的「胡佛村」。
對我來說，本書的材料對於我們思考未開發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以及對他們的政策，具有重要意義。書中也特別呈現社會、經濟與心理的複雜性，而這是希望改變或消弭世界上的貧窮文化，必定要面對的問題。書中也暗示了，改善物質生活條件的同時，也必須改變貧民的態度與價值觀。
貧窮對窮人的影響深遠，因此在未發展的國家中，即使是最立意良善的政府，也會面臨許多艱難的阻礙。當然，本書大多數的角色都歷經跌跌撞撞。然而，正是這些不光彩的缺陷與弱點，使這些窮人成為當代墨西哥真正的英雄，因為他們為國家發展付出了代價。的確，墨西哥穩定的政局冷酷地見證了平民百姓對於苦難極大的忍耐力。然而，容忍苦難也有其限度，除非能對不斷增長的國家財富找到更公平的分配方式，並在工業化的嚴峻時期平等的犧牲，否則可以預期，社會動亂只是遲早的事罷了。
作者出生於紐約市，於紐約州北方一座小農場長大。他於1940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先後於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學院與華盛頓大學任教，之後協助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成立人類學系，並於1948年起在該校任教直到過世。
從他1943年第一次拜訪墨西哥起，墨西哥鄉下與城市的居民便成為他的研究對象。除了《桑切斯家的孩子們》，其他有關墨西哥的著作還包括《貧窮文化：墨西哥五個家庭一日生活的實錄》（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另與妻子茹絲‧瑪斯洛‧路易士（Ruth Maslow Lewis）及蘇珊‧里登（Susan M. Rigdon）合著《活在革命的日子：當代古巴口述歷史》（Living the Revolution: An Oral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uba）。
路易士在學術期刊與通俗雜誌中廣泛發表文章，並多次獲得知名獎學金與贊助，包括兩次古根漢獎學金。他曾於1967年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也是美國人文與科學院研究員。逝於1970年。
書名：《桑切斯家的孩子們──一個墨西哥家庭的自傳》
作者：奧斯卡．路易士 （Oscar Lewis）
出版社：左岸
出版時間：202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