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之死、防禦性民主與去納粹化

西元前399年，七十高齡的蘇格拉底被控「褻瀆雅典的神明（impiety）與毒害年輕人的思想」的罪名，被判處服毒而死。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北柯南韓，是台灣民主化後最大的反動，所幸民主有自我修復的能力。韓國瑜的罷免案跌破專家的眼鏡，不但越過不算低的門檻，高雄市民還以近94萬張的超高選票，將韓國瑜罷免下台，舉世驚奇，創造了台灣另一項政治奇蹟。

唇亡齒寒，施政滿意度倒數第一名的韓國瑜遭到退學後，首當其衝的當然是倒數第二名的台北市長柯文哲。然而柯文哲無視民意，面對議員質疑，居然自認市政遙遙領先，以民眾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回應。柯文哲既指台北市民，也指高雄市民，更莫名其妙指向兩千四百多年前的雅典市民，以蘇格拉底之死來形容韓國瑜被罷。

蘇格拉底的判決是西方思想史上的大事，這場審判被討論了兩千多年，各方面的觀點汗牛充棟，但我們幾可斷定，柯文哲對這個審判一無所知，只是拾人牙慧，撿一兩句反民主的老梗，用蘇格拉底的判決來證明民主不可信，韓國瑜被民意罷黜也不可信，他的施政滿意度最後一名也不可信。我們暫且不管柯文哲，罷免韓國瑜的紀錄，留給他慢慢破。不如我們利用機會再來檢視一次這個史上最著名的審判，它是民主不義的反動？還是民主積極的防衛機制？

蘇格拉底的審判以悲劇收場，最重要的詮釋者是他著名的學生─柏拉圖。兩千多年來人們不斷透過柏拉圖的《對話錄》來理解蘇格拉底，其中《Apology》一篇聚焦在這場審判上。要注意的是，Apology這個字的意義不是轉化後英文字面上的「道歉」之意，否則柏拉圖既然認為老師蘇格拉底無罪，何來道歉？

希臘文的原字義是「解釋」的意思，英文還可見到apologist的用法，大屠殺的apologist 不是為大屠殺「道歉的人」，而是為大屠殺「辯護的人」，有負面意涵。有人將該篇翻譯成《辯解》或《蘇格拉底的申辯》，十分正確。然而蘇格拉底在審判過程中，難道沒有辯解或申辯的機會嗎？何勞門徒在他死後替他辯解，維護老師的身後名？

隨著時間的拉長，蘇格拉底的審判漸漸被抽象化，不但在哲學史上俱有樞紐的地位，也成為藝術創作的體裁，例如法國畫家賈克路易（Jacques Louis David）1787年的《蘇格拉底之死》，是新古典主義的名畫。在法政思想上更有重大的影響，但基於同樣的原因，往往成為負面教材。

例如論述如何防止「暴民法律」（mob laws），常常引蘇格拉底的審判做為開場白。當時採用500人如此龐大的陪審團，不太可能要求一致通過才判有罪，於是採簡單多數，造成一代哲人被粗魯地判死，進而引發陪審制度的改進。

然而柏拉圖的《辯解》是去歷史脈絡的，他掩蓋了當年雅典的危機，以及蘇格拉底學派在這個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持平而論，雅典的審判制度或許已不適現代的訴訟理論，但即便以現代的眼光看，仍不離譜，比仍被許多人推崇的包青天好無數倍，展現了雅典人的智慧，在全民公審與司法獨裁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堪稱當時最進步的司法系統。

任何雅典公民只要以書面或口頭向被告提出指控的事由，雅典的法院（StoaBasileios）就要依法舉行一個審判前的聽證會，類似我們現在的偵查庭，原告必須準備足夠的事證，被告則有答辯與解釋的權利，再由類似我們的檢察官（Archon Basileus）決定是否起訴，進入正式的審判階段。

蘇格拉底的審判發生在西元前399年，控告者有三人，詩人梅列圖斯（Meletus）、將軍安尼圖斯（Anytus），與民主派政治人物萊康（Lycon），三人都不是泛泛之輩。史家認為控告蘇格拉底的主要推手是安尼圖斯，他在抵抗斯巴達的戰爭中對蘇格拉底的門徒深惡痛絕，但在起訴聽證會中只有梅列圖斯發言。蘇格拉底有充分的發言機會為自己辯護，但他沒有說服檢察官。檢察官裁定全案進入審判階段。起訴書現已遺失，但從之後的審判紀錄來看，罪名是「褻瀆雅典的神明（impiety）與毒害年輕人的思想」。

不像中世紀的基督教國家，稍微褻瀆教廷的教義就有殺身之禍，古希臘人敬神，但對宗教相當開放，對開神明玩笑的人無所謂，當代有不少這方面的劇作留下，戲弄希臘諸神。因此褻瀆神明的罪名十分牽強，至於毒害年輕人的思想就更加抽象。以這兩個罪名起訴，有點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感覺，但這要回到雅典當時的脈絡，才能看清這個審判真正的動機與本質，稍後再談。

正式的審判必須組成500人的陪審團，從30歲以上的男性公民抽籤選取。排除婦女與年輕人參與的審判制度，不利蘇格拉底。審判必須公開舉行，蘇格拉底這個審判相當轟動，吸引大批的民眾聚集觀看，其中包括蘇格拉底的高徒，27歲的柏拉圖。

這個審判花了十個小時辯論，不算短，但蘇格拉底認為時間對他不公，因為他對真理與雅典未來的觀點複雜，幾個小時的答辯沒有辦法讓他說服多數的陪審團。最後陪審團以280：220裁決蘇格拉底有罪，差距不算太大，蘇格拉底相信，只要多給他一點時間，他必能逆轉30個陪審員的想法，此話應該不假。

依當時的法律，陪審團裁決有罪後，控告者與被告雙方必須協商出雙方都同意的處罰辦法，若雙方無法達成協議，則由陪審團決定。依當時的氛圍，蘇格拉底罪不致死，逐出雅典應該是大家都能接受的處罰。值得一提的是，在蘇格拉底的時代，雅典仍有所謂的「陶片放逐制」（Ostracism），透過公民投票驅逐不受歡迎的人物。

如果控方無意置蘇格拉底於死地，只是希望他離開雅典，何不發動公投趕他出城？合理的猜測是，蘇格拉底的煽動力極強，在雅典仍有一定的支持度，公投的結果未必能達到驅逐的門檻。法庭攻防比全民公投好掌握，敵視蘇格拉底的人評估之後，轉而以法律訴訟。

審判的結果證明走法律路線的策略是正確的，只是沒想到蘇格拉底求死的決心。控方本來只是基於談判的策略，率先提出死刑要求，希望在蘇格拉底討價還價，提出以放逐代替死刑後，控方再以施恩的姿態同意。聰明如蘇格拉底者豈會不知道這種把戲？但他另有想法。蘇格拉底不願流亡，認為逃避等於否定他一生追求絕對真理的信仰，何況已70歲高齡的他，離開成就他一生的雅典，苟且偷生多活幾年，過著流亡的生活，沒有意義。正如耶穌必須上十字架以完成他的使命，蘇格拉底必須喝下毒藥以完成他的使命。

在這樣的精神狀態下，蘇格拉底高調主張雅典不但沒有任何理由何處罰他，還要求陪審團必須在市中心犒賞他一頓美食。當代人對蘇格拉底的乖戾行為可能並不陌生，但激怒陪審團的自殺行為也太誇張了，當場一片譁然。老師拿生命開玩笑，他的門徒們更是大為緊張，勸他不要意氣用事。

蘇格拉底勉為其難接受學生的勸說，向法庭提出罰款一米那（mina）的要求。一米那相當於蘇格拉底所有財產的1／5，但蘇格拉底是個窮光蛋，一米那可能只是一個工匠的一月所得，並不是什麼大數目。自認自己只該罰一米那仍然是在挑釁反對他的人與陪審團，急得他的徒弟們如不知如何是好。最後柏拉圖與其他同門決定自掏腰包集資，把蘇格拉底的罰款提高到三十米那。

然而陪審團得到的心證很明顯，蘇格拉底對雅典的傷害不是用金錢可以贖罪的，同意他留在雅典等於讓整個審判失去意義。最後陪審團以360：140的懸殊比例同意控方要求，處以死刑，蘇格拉底求仁得仁。

面對法庭上的死刑協商，這種不合理的主張等於自殺，在柏拉圖的詮釋下，此舉被後人視為堅持真理的高貴行為，蘇格拉底最後喝下以毒參（hemlock）製成的毒藥，結束在當時被認為爭議的一生。後人對蘇格拉底之死充滿浪漫的想像，但真實情況不是像畫家畫的那樣，在眾多門生的圍繞下安詳死去。審判確定後蘇格拉底沒有機會再發表演說，也沒有證據他能接見任何人，參毒讓他的中樞神經慢慢麻痺，痛苦而死，如十字架上的耶穌。蘇格拉底身亡的監獄遺址，現在仍保留在古雅典的廢墟中，供後人憑弔。

毫無疑問，蘇格拉底的死留給他的學生滿腔悲憤，柏拉圖對話錄中的《辯解》（Apology）專篇描述這個審判。柏拉圖對這個審判完全否定，認為是雅典之恥，對雅典的民主也充滿敵意。《辯解》中設計了許多對白，未必是蘇格拉底的想法，但由於柏拉圖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後人幾乎都是透過《辯解》來詮釋這場審判，有許多失焦之處。

許多人認為《辯解》是史上最偉大的文學創作。美國知名的調查記者史東（I. F. Stone, 1907－1989）在退休後對古希臘文學產生興趣，自稱當他第一次讀到《辯解》的原文，柏拉圖的文字讓他產生椎心之痛。史東指的是蘇格拉底震古鑠今的最後演說，但那實是柏拉圖的創作，連莎士比亞都無法超越。也正因為柏拉圖掌握文字的魔力，遮蔽了歷史真相，史東發揮調查記者的本領，企圖還給蘇格拉底的審判一個更真實的時代背景。

雅典的民主消失在馬其頓的崛起，那是蘇格拉底死後近八十年的事，不是一般認為處決了蘇格拉底而結束了雅典的民主，這完全背離歷史事實，何況蘇格拉底學派並不在乎民主。反過來說，民主殺害了蘇格拉底可能較接近事實，但去脈絡後，很容易成為反民主者如柯文哲的負面教材。這是過分簡化的說法，這場審判事實上是一場柏拉圖極欲隱藏的政治審判。

戰敗的雅典民主危在旦夕，用今天的說法，處死蘇格拉底可能是史上最早的防衛性民主，也可說是轉型正義的究責結果，這是當年雅典人不可能有的觀念，但他們體現這兩個觀念。要理解這樣的說法，我們必須回到歷史，跳出偉大的柏拉圖的洞穴。

蘇格拉底出生在雅典的黃金時代，也就是偉大的領導者伯里克利斯（Pericles）的時代。伯里克利斯重建希波戰後的雅典，今日古雅典遺跡所見到的美麗神殿、劇場、學院、市集，許多都是在這一時期打造的。伯里克利斯不但打造了一個富裕的雅典，他還確立雅典崇尚民主的政治傳統，提倡藝術文化，建立平民法庭，致力全民就業，以社會福利救濟弱勢，被認為是史上第一個依自由主義設計的政府。不過福利政策後來造成雅典沉重的財政負擔。

年輕的蘇格拉底享受這個時代的開放風氣，卻自己建立起一套與自由風氣格格不入的政治思想。他認為人民無法自我管理，執政者必須像牧者驅趕羊群，把人民驅趕向正確的方向。蘇格拉底也不認為一般人有自主的能力來實踐善的行為，因為這需要有高超的智慧與知識，不是一般人可以獲得的。這樣的思想表現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主張最理想的政府是由哲學家皇帝統治。這無疑是近代法西斯的藍圖，從史達林、希特勒、毛澤東，到蔣介石，哪一個不是自認為是哲學家皇帝？要注意的是，蘇格拉底沒有著作留下來，以上未必是他的想法，極可能是柏拉圖把自己的反民主思想放到老師的嘴裡。

蘇格拉底有許多追隨者，常不收費教課。他精確無瑕的邏輯辯論讓人折服，很受年輕人歡迎。許多人以詭辯家（Sophist）視之，但詭辯家不是恭維之詞。根據當代留下來的紀錄，蘇格拉底並不是學術主流，常被名門正派嘲笑，甚至編劇消遣他。例如西元前423年出現的鬧劇《烏雲》（The Clouds），把蘇格拉底描繪成一個丑角，光著腳在大街上徘徊，看著天空發呆、加上好辯、對不同的意見翻白眼。

有趣的是，蘇格拉底倒也心胸寬大，對大家在劇院裡嘲笑不以為杵，還說這樣讓他感覺好像有很多好朋友聚會作樂。《烏雲》也描述一些令人不安的議題，蘇格拉底擁一些小集團，有如今日的智庫，宣揚反民主思想，鼓勵年輕人造反有理。例如用他獨特的辯論技巧，論證兒子打父親的正當性。儘管思想舉止怪異，在當時雅典開放的社會中，蘇格拉底不被視為有害。

然而雅典開放的氣氛隨著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的失利逐漸出現轉變。這場戰爭的成因錯綜複雜，導火線是西元前431年斯巴達入侵雅典近郊，演變成雅典聯軍與斯巴達聯軍的長期戰爭。既是地緣政治的衝突，也是意識形態的對抗，被認為是史上真正的第一次歐戰。雅典一開始就不順利，隔年雅典發生大瘟疫，連領導者伯里克利斯與他的兩個兒子都於西元前429年死於瘟疫，雅典政治陷入混亂。雅典聯軍最後在西元前404年戰敗，雅典淪陷。

戰爭長達27年，佔據蘇格拉底大部分的中老年。戰勝的斯巴達並沒有消滅雅典，在一陣混亂之後，雅典恢復自己的民主。問題是蘇格拉底的學生在戰爭中的表現，顛三倒四，不但出現叛逃斯巴達的將軍、通敵者，還有人主張仿效斯巴達的獨裁政權才能保證雅典的安全。蘇格拉底的學說不再被視為無害的言論自由，他的講學成為危害雅典民主的工具。更要命的是，戰爭期間雅典經歷兩次短暫的政變，成立獨裁政府，恐怖統治是雅典人無法想像的，但全和蘇格拉底的門徒有關。

第一次政變發生西元前411年，雅典已在戰爭中顯露敗象，政變背後的主謀是已叛逃至斯巴達的阿爾西比亞德斯（Alcibiades）。此人是蘇格拉底的學生，也是蘇格拉底最欣賞的政治人物，但一生充滿爭議，對他的評論兩極。阿爾西比亞德斯原本屬鷹派將領，對民主制度十分不耐煩，主張出征西西里，卻以災難性的大敗收場。

政治上阿爾西比亞德斯更無忠誠可言，長袖善舞，前後叛逃至敵國斯巴達與波斯，還獻計斯巴達攻打雅典。政變後成立寡頭政府，號稱是400人集團，後又擴充為5000人，實則是斯巴達滲透在內的政客與紅頂商人，奪權的目的是與斯巴達議和，以出賣雅典來維護少數人的利益。這個寡頭政府只經歷四個月就被民主派推翻，雅典恢復民主，但已無法挽回戰爭的頹勢。

第二次的政變是發生在西元前404年。雅典淪陷後，斯巴達無意佔領雅典，於是慫恿反民主派政變，依斯巴達的政體再度成立獨裁的寡頭政府，中文以「三十人僭主集團」（Thirty Tyrants）稱之。有人認這集團有如法國革命時期雅各賓黨的古代版，而首腦克里提亞斯（Critias）也如殺人不眨眼的山嶽派首腦羅伯斯比。這個政權只存活八個月，但處決了1500名反對的民主派菁英，放逐5000名異議人士，是當時雅典所有人口的十分之一。雅典人從未遭此恐怖政治的浩劫，箭頭指向這些殘暴統治者的老師。

克里提亞斯正是蘇格拉底教出來的學生。其實兩人的關係並不好，蘇格拉底對克里提亞斯的貪婪與暴虐並不認同，但沒有如多數民主派逃離雅典。蘇格拉底雖然也曾消極違逆獨裁政權，拒絕逮捕異議人士的命令，但見死不救，沒有通知這些人逃跑，逕自回家睡覺。他自知這在道德上是有瑕疵的，曾經自謂他該為此而死。儘管蘇格拉底沒有站出來反抗「三十人僭主集團」，他的處境還是危險的，他是靠著克里提亞斯與他的師生關係才在動亂中保住了性命。

沒多久「三十人僭主集團」開始內鬥，克里提亞斯不經審判處死政敵，引發集團分裂。流亡的民主派趁機起兵反攻，克里提亞斯在戰鬥中被殺，不久獨裁政權被推翻，雅典再度恢復民主，但對「三十人僭主集團」與其黨羽採取大赦。不管雅典人如何看待蘇格拉底與「三十人僭主集團」的關係，法律上已無法起訴蘇格拉底，而他的學派在戰後殘破的雅典中反而更加受歡迎，反民主的年輕人往往以他為導師，認同斯巴達的政治制度。這是民主派無法忍受的。

雅典雖然在血腥中恢復民主，但他們不可能學習兩千多年後才發展出來的轉型正義，而對民主的信仰又讓他們不願學習獨裁者，用勝利者的正義清算「三十人僭主集團」與其擁護者，於是採取了最簡單的方法，無差別的大赦，讓雙手沾滿血腥的兇手逍遙法外，冷眼旁觀的蘇格拉底卻負起了重於他該負的責任。雅典人對前途失去信心，民主派與反民主派的鬥爭日趨嚴重，才是造成一向視其學派為寇讎的民主派發動對蘇格拉底審判的真正原因。這猶如兩千三百年後的去納粹化審判，讓一代哲人承擔了歷史的悲劇。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