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打正著談地名與地方制度：回溯1920年的改變

臺灣總督府。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六月初的高雄市長罷免選舉，由於有立法委員以「又高又雄」作評論，引發了一些關於台灣地名命名的討論。

1920年高雄從原先的「打狗」改名為「高雄」，引發的討論中，除了有評論說明改名是採取近似發音的日本地名外，也有進一步引申日治時期改地名的動機等評論。1920年的地名改正，至今已百年，當時改正的地名，百年來也已經台灣化成為台灣的文化地景。

1920年的台灣地名改名原則，大致上是延續既有的地名，整體而言，除了將清代台灣地名常見的三個字地名改為兩個字，例如坪林尾改為坪林。或是進行同音的修正，有些雖然採用新的日文漢字，但是發音接近，例如打狗、打貓改為高雄、民雄。當然也有新創的地名，例如錫口改為松山、水返腳改為汐止等、牛罵頭改為清水、葫蘆墩改為豐原。

然而，即便是改名，台灣社會也發展出對於地名的日語與台語的雙元發音，例如高雄即可發音為Takao以及Ko-hiông。當然戰後的再中國化過程中，高雄多了「ㄍㄠㄒㄩㄥˊ」的發音，民間對地名的雙元發音的策略，仍是普遍的現象。高雄、民雄、汐止、松山、萬華、關西、竹東、鹿谷、竹山、草屯、花壇、田中、虎尾、善化、永康、佳里、美濃、岡山、旗山、小港、玉里、鶴岡、瑞穗、馬公等等，從台灣頭到台灣尾，從本島到外島，我們當代熟悉的地名，可以說主要都是1920年代地方制度改正時所留下來的地名。

經過百年，日治時代的新地名已然在地化，漢字雖存，發音已變，早已成為在地地理空間的社會記憶的一部分。然而，臺灣史上最大的地名重新命名潮，恐怕不是1920年這次，而是在日治以前，從荷鄭到清代，隨著漢人的開發，原來各處原住民的地名都一一變成了漢人的地名。而1920年被改正的原地名，例如埔、寮、底、灣、口、港、厝、犁、張屋、館、店等地名，往往也可以看到漢人社會的開發史痕跡。

1920年第一任文官總督的田健治郎的台灣地名的改正，除了更改地名外，實際上是當時地方制度改正的一環，而1920年的地方制度改正，是日本的殖民地統治，包含朝鮮、台灣、關東州等地，整體的統治制度改正的一部分。此次的地方制度改正，在地名改正之外，更是對於地方行政機構與行政區劃的改革。

1920年的地方制度的改革，可以看成當時日本推動的內地延長主義表現地方行政上。當時發佈了新的台灣地方官官制、台灣州制、台灣市制、台灣街庄制、台灣州稅規則、台灣市街庄稅規則等新的法令制度，除了更改部分地方的地名外，調整行政區劃，將台灣的地方行政改為五州二廳，原則上衡平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五州的地方區劃，實施「州、街庄」制或「州、市／郡、街庄」，地方行政機構獲得法人團體的地位，朝向推動地方自治的發展。在地方行政官員任用上，原則上實施普通行政與警察行政分離。

1920年之前地方行政官多是警察官兼任，1920年代後，區分了普通行政與警察行政，也開啟了日後臺灣人通過文官考試、也能派任擔任地方行政官員的可能性，例如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楊基銓，即曾擔任宜蘭郡守。在地方稅收上也有進一步的改革，地方行政機構擁有一定的資源可以興辦地方事業。某種程度上來說，臺灣至今的地方行政的財税資源，一部分是與1920年的日治時代的地方行政或是準地方自治的改革有關。

1920年的地方制度改正，對於台灣社會影響較深的，或許是協議會的設立，此次地方制度改正，在州與街庄設立協議會，作為地方不同層級的地方行政的諮問機構，透過任命地方上有學識名望者擔任協議員，這一方面雖然是殖民者吸納臺灣的社會力量的機制，但也開啟了地方領導階層在地方層級的政治參與的機會。

協議會雖然到了1935年才開放半數名額直接選舉，同時也改為地方事務的決議機構。此第一次協議會選舉，選舉人與被選舉人雖有許多資格限制，不完全是普選，但此一打折扣的地方選舉，也開啟了臺灣人「選舉兼運動」的時代，影響到戰後乃至今日，「選舉」成為政治變革的重要機制。

雖然1920年開始的地方制度改革，在殖民者的制度設計上，不是完整的地方自治，但地方可以在地方的範圍中實施某種層度的地方事業，在教育上（例如州立中等學校的設立）、在社會經濟活動（各種組合事業）上，也足以影響地方認同的形成，而這些新的地方層級的認同，恰恰好也伴隨著新的地名而形成。

然而，1920年開始的打折扣的內地延長主義，其實質仍是一種不平等待遇。也因此對於平等待遇的爭取，成為臺灣人在1920年代展開的政運、社運的重要訴求。其中對於地方自治的參與更是延續到1930年代，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積極地投入1935年的地方選舉熱潮中。之後，經歷過了戰爭時期的低潮，在戰後初期的選舉熱中完全噴發。

地名不只是地名，地名承載了歷史，更是集體社會實踐的場所表徵。1920年的地方制度改革，開啟了台灣的地方層級的政治參與，同時新的地名，也逐漸成為台灣人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與認同所繫之處。即便是日式地名、即便是不完整的地方自治，在台灣人的日常社會實踐中，都一一加以台灣化，成為自己的集體認同的一部分。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美國紐約大學歷史學博士候選人。專攻台灣近代史、人類學史、比較族群政治、歷史與社會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