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戰七十年紀念：和解到破局一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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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韓紀念韓戰七十週年前夕，因為北韓片面炸毀在開城工業區的「共同聯絡事務所」，導致2018年二月以來的和解在一夕之間破局，倒退到敵對的原點。北韓並揚言，下一步就是軍事行動了。南北韓立即在邊界增派兵力，因應隨時可能引爆的軍事衝突。

兩韓在此時爆發第二次大規模韓戰的可能性，應該是可能性極小。因為雙方都打不起，也都知道一旦發生戰爭，雙方都會被夷為平地而成為廢墟。

七十年前發生的韓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世界史上，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它不僅是1945年之後規模最大的戰爭，也因而促成了國際冷戰體制的全面啟動。雖然是北韓金日成發動的同族相殘的惡行，但這確實是一場強權的「代理戰爭」。美、中、蘇三大強權的實力較勁，只不過是由南北韓提供戰場，讓韓民族同族相殘的一場戰爭。由於金日成的野心加上毛澤東與史達林對參戰有所圖謀，釀成了這場三百多萬人傷亡的悲劇。

韓戰是朝鮮半島繼清日甲午戰爭之後，再次淪為強權國家的戰場。而兩次在韓半島的動亂，都讓台灣受到影響，東北亞的任何風吹草動，台灣實在不能掉以輕心。台灣雖然在南北韓的對抗中，是局外的第三者，但是在過去一百二十多年的近代史中，韓半島的情勢曾經兩次影響到台灣。而且，兩次都是「因（朝鮮之）禍（讓台灣）得福」。說實在但也很諷刺的，台灣還真應該感謝韓戰的戰禍！

韓半島第一次影響到台灣，是1894年東學農民革命引發清日甲午戰爭，清國敗戰而於1895年四月十七日簽訂《馬關條約》，清國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當時，清朝大學士李鴻章向慈禧太后稟告時，為了替自己脫罪，竟然說出一句話：「台灣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棄之不足惜。」李鴻章這樣的態度，對台灣人可說是莫大的侮辱。所以，台灣是清國不要的地方，才割讓給外國。

朝鮮半島的動亂，第二次影響到台灣，則是在五十五年之後。韓戰爆發當時，東北亞情勢已經截然不同。台灣已成為蔣介石在國共內戰敗戰之後退守的「反攻大陸」的基地了。由於蔣介石南京政府的貪瀆腐敗，讓美國對他失望至極。韓戰爆發的五個月前，在1950年1月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才正式宣佈，美國對中國內戰採取不干涉政策，不會向台灣提供軍事援助和軍事顧問。

同日，堅持認為「台灣從來不具有非常重要戰略意義」的國務卿艾契遜則強調，「任何進一步增加軍事援助和軍事顧問的方式，都是不必要的。」由此可知，當時蔣介石在台灣，可以說是國際上的孤兒，情勢對他極為不利，他只能孤軍奮戰。

但是韓戰爆發，東亞局勢驟變，美國的遠東戰略也隨之轉變。台灣原來不在美國防禦圈內，兩天之後，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表示，「共産黨部隊可能佔領台灣，將直接威脅太平洋地區。」決定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海峽。美國的軍事保護，使得台灣免於被中共赤化，而蔣介石政權也成為韓戰最大的受惠者。

當時，蔣介石立即發現，藉由韓戰可以挽救台灣的國際孤立情勢。於是，在六月三十日，蔣介石向麥克阿瑟表示，願意以陸軍三個師三萬三千兵力，運輸機二十架，援助韓國。但旋即遭到美方的拒絕。杜魯門政府認為台灣派兵參戰的話，可能會越過鴨綠江反攻大陸，會促使中共派兵參戰，而引發國際大規模戰爭。

雖然台灣無法派兵參戰，但是海峽兩岸延續國共內戰未完的仇隙，繼續利用韓戰的機會在韓半島較勁。特別是對中共俘虜的策反，國民黨政府可說動員了全力，要打贏這一場政治鬥爭，在國際宣傳上達到羞辱中共的目的。台灣向聯合國軍提供了他們迫切需要的翻譯、中文教師、記者等文職人員。當時被聯軍俘虜及陣前投降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有21,400人，主要被關押在巨濟島、濟州島等地。透過翻譯員得知，有不少戰俘想要脫離共產世界、投奔自由。

國民黨派去的翻譯官發現，中共志願軍戰俘中十之八九，是在國共內戰被俘的前國軍，經過洗腦教育與整編後才正式成為人民軍。這一類戰俘中有不少人不願意在停戰後回到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共有14,715人選擇前往台灣，占了三分之二。對這一萬四千名反共戰俘的爭取，當時被認為是台灣政府對中共鬪爭的一大勝利。

1951年7月停戰談判開始，中共表示，按照日內瓦公約118條「實際戰事停止後，戰俘應即予釋放並遣返，不得遲延」。因為毛澤東命令談判代表：「一個也不能放！」這句冷酷的話，使韓戰多打了一年半，中國多死了十幾萬人。戰俘問題成為停戰談判爭論最激烈、拖延時間最長的一個問題。

1954年1月23日，前往台灣的反共戰俘分成三批，由基隆上岸抵台，接受全台灣民眾的熱烈歡迎，被稱為「韓戰義士」。他們在臺北市區遊行，市民張燈結綵，表示慶祝；全台灣各大城市自由鐘，都敲響23下。

同樣心情激動的還有蔣介石。1月23日，接到戰俘乘軍機平安抵台的報告後，這位敗退台北後，飽受失眠症困擾的67歲老人安睡了9小時。第二天，他在日記中寫道：「實為今年來最安眠之一夜也。」在1950.12.31日記中，蔣介石寫道：「天賜韓戰，最應感謝上帝，……使美國仗義抗共，不放棄遠東，以轉移整個局勢也……。」

這一萬四千多名反共義士，為蔣介石政權帶來了莫大的國際宣傳效果，但是蔣介石並未善待他們。因為大部分是國共內戰中被共軍俘虜之後，被編入解放軍的部隊。這些人是毛澤東不想要的人，所以派去朝鮮戰場當砲灰。對國民黨而言，他們等於是「二度變節」的叛逆者，而視為無法信任的人，在軍隊中也不敢委以重任，許多人就在義士村裡終老。他們可說是，被兩岸政權先後遺棄的悲劇人物。

韓戰確實救了台灣，也救了蔣介石政權。如果沒有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海峽，台灣早已被毛澤東的共產黨所赤化；如果毛澤東不派兵打韓戰而把大量的兵力駐屯在滿州地區，留駐在東南沿海的共軍，絕對隨時可以武力犯台，甚至解放台灣。而台灣也從此讓美國杜魯門政府領悟到它的戰略地位的重要性，把原本準備要放棄的蔣介石政權，再拉回美國主導的反共陣營，於是台灣才被稱為美國西太平洋防線上「不沉的航空母艦」。

但是，蔣介石在美國扶持之下，政權與他的領導地位鞏固之後，對台灣人與外省人，卻是另一場災難的開始。打著「反攻大陸」旗幟的蔣政權，在台灣強行軍事高壓統治，對台灣無異於另一次的殖民統治。國民黨採取的統治手段，狠毒與兇殘的程度遠遠超過日本軍國主義者。

台灣人自從被日本殖民統治之後，不斷尋求「自治」的主張（也就是威爾遜總統倡導的「民族自決」），特別是在1945年日本戰敗之後，但是從來都沒有被尊重與實現。台灣人除了在2000～2008的八年間以及2016年迄今，「當過自己的主人」之外，在四百年的台灣歷史中，從來沒有過自己統治自己，都是被外來政權所統治。從西班牙、荷蘭、清朝、日本，到國民黨為止，都是外來政權。

在日本戰敗之前的1944年，國民政府就成立了「台灣調查委員會」，開始研議戰後接收治理台灣的政策，當時就有「不能讓台人治台」的決議。不讓「台人治台」的問題，其實非常複雜。其中有「半山」的爭取或鬥爭，有迂腐封建的國民政府官員的反對，當然也包括中國人對台灣人這種「日本皇民」的不信任等等。但是，台灣在日治時代已經有了選舉制度與法治，不讓台人治台，是絕對無法讓台灣人信服的。

更糟的是，1945年接收台灣的一年半之後，1947年就發生了二二八大屠殺（1992年官方發表的調查報告指出，有18000～28000人遭到屠殺）的悲劇，隨後在台灣全島實施的「清鄉」，以及在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令期間所採行的「白色恐怖」與特務統治，實在不遜於韓國濟州43大屠殺等慘劇。

接著，蔣政權在國共內戰中的1949年12月敗逃台灣，在此之前的5月19日，在台灣島內並無戰爭與動亂的情況下，台灣省政府主席陳誠頒布戒嚴令，此舉形同為蔣介石撤退來台的統治預為鋪路。實施戒嚴，就是採行「軍事統治」。憲法賦予人民的基本權利全部被剝奪，不只沒有集會、結社、言論的自由，還包括黨禁、報禁、出國禁等，而且戒嚴令持續了38年，成為世界上實施最久的戒嚴令。在戒嚴體制下，就靠情報特務系統來監控人民，於是白色恐怖的「特務政治」橫行全台灣。

從1945～49這四年之間，可說是改變台灣歷史命運的的關鍵年代，一個殖民政府走了，又來了一個更暴虐的新殖民政權，台灣人永遠不能「當自己」嗎？

國民黨靠的是軍隊與特務遂行的高壓統治，以及接收自日本留下的龐大資產，佔據為自己的黨產，而成為全世界最富裕的政黨。他們靠著武器與金錢來控制台灣人。用武力屠殺人民的威脅，已經在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事件中，展現無遺。而龐大的黨產則在選舉中使用來「投資」地方政客，或是收買選民，讓這個在台灣沒有民意基礎的政黨，可以用「施捨式」的地方選舉滿足台灣人的民主需求。

除了軍事、特務系統之外，國民黨更透過對教育、司法、媒體、公務員等所有領域的全面支配，來達到掌控與馴化台灣人民的目的。例如，它沿用迂腐封建的科舉制度方式，對台灣人民推動一元化的思想教育，以及以升學考試做為地位進階與求取功名利祿的誘餌。所以，台灣接受國民黨教育的三個世代人民，都成為被徹底洗腦而喪失思考能力的人。它更進一步以控制媒體來控制人民的思想（如同現在的北京政權），並且以不獨立也不公正的司法，來審判人民。國民黨高官還曾經得意洋洋地說：「法院是國民黨開的。」

台灣人當然也不能否認，韓戰的「軍需景氣」也帶動了台灣等周邊國家的經濟復甦與成長。國民黨政權當時在美國的經濟援助下，重新建設台灣做為反攻大陸的基地，韓戰的景氣讓台灣的產業體質，從原本以農業生產為主的結構，開始轉向輕工業發展。

在韓戰七十周年的此刻，回顧這場戰爭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實在不得不讓人感慨萬千。相較於2000年韓戰爆發五十週年時，兩韓是以平壤高峰會的「和解」來取代「對抗」，十多年之後，李明博與朴槿惠政權卻讓和解局面倒回冷戰對峙的緊張態勢。

筆者認為，必須把北韓納入國際體系，只有讓北韓成為正常國家，不再遭到國際孤立，它才不會再被視為「麻煩製造者」。用新的「和平條約」來換取「停戰協定」真的有那麼困難嗎？其實，那只在強權間的一念之間而已。

儘管如此，1895年的清日甲午戰爭以及1953年韓戰停戰之後，這兩次事件對現在的台灣仍然是寶貴的教訓。台灣問題其實並不只是「兩岸關係」而已，它更是東亞的共同安全問題。今天台灣的國際戰略地位比一百二十六年前更重要，台灣人獨立自主意識也比一百二十六年前、七十年前更加清晰。對外尋求國際支持，對內鞏固自由民主體制，才是讓台灣這艘冷戰時代不沉的航空母艦，脫胎換骨成為二十一世紀「東亞和平安定之錨（Anchor）」的關鍵。

作者為「知韓文化協會」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