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國家正常化最後一個戰場

圖片來源：華視新聞YouTube

本年度指考國文考題的內容爭議，隨著媒體報導熱潮過去已無聲無息，似乎不再引人注意。然而，這件事在蔡英文總統第二任期發生，或者說，在台灣教育本土化已推行30多年的前提下，保守而頑固的意識形態彷彿毫無鬆動，甚至蠢蠢欲動、伺機反撲，無疑代表了教育，將是未來幾年台灣國家正常化的最後一處戰場。

簡言之，本屆指考國文考題有幾個值得討論的面向：一是文言文比例從去年的4成4提高到6成；二是文學性的內容較少，也未直接取材新詩、現代小說；三是幾乎沒有台灣文學（除了余光中，但為何又只有余光中？這是個值得再寫一篇的問題）。

如果說升學考試是決定誰晉升、誰落第，是決定資源分配，形塑國家菁英的第一道關卡。那麼考題就不僅反映了出題者的意識形態，更是複製意識形態的最有效工具。換言之，決定升學考題的人掌握的不僅是當下的權力，更直接的是對於未來、下一個世代的直接影響。

考題出的是否洽當？除了內容正確與否，當然也應該按照教材的比例平均分配，而非由出題者的喜好為依歸。本屆國文科考題的核心缺失，無非是當教材已經逐漸落實多元、開放的綱領，且過去受到漠視的現代文學、台灣文學也開始排進課本之際，考題卻明顯地「復古」、「不合時宜」，也難怪有人會稱本屆指考國文考題為「報復性中國化」了。

「報復性中國化」或許過於戲謔，但本屆考題卻著實反映了出題者的「遺老」心態，我們或許可以說這是一起文化霸權的殘餘與逆襲，但是，與其針對出題者的動機進行臆測，我認為更直接的反省應該是：為什麼台灣教育本土化推行至今，我們在教育場域上的掌握竟是如此單薄、任人擺佈；與其一直就本次考題的內容進行批判，我反而認為：坦承面對我們在當前結構中的缺陷與限制，才有可能在未來的五年、十年內翻轉目前力有未逮的現況。

一言以蔽之，過去教育本土化的努力，存在所謂「為德不卒」的瑕疵，僅僅只成功地在高等教育建立灘頭堡，卻缺乏在中等教育落實的政策規劃。過去幾十年來，雖然台灣文學、台灣史等順利地在大學內授課、成立系所，但在研究所多、大學部少的情況下，專業人力持續且大量地流失，始終是我們本土陣營不願正視、改善的真相。

學術窄門無法消化每年生產出來的台灣學人力；但是另一方面，如果這些人力想要投身中等教育（國中、高中）的話，又往往必須比其他相關學科（中文系、歷史系）在師資培育與教師甄選上付出更多的成本。長年觀察下來，真正能夠進入教學場域的少之又少，擠進去的少數人又要如何在教學、行政、個人生涯等諸多壓力之下，成為那個投身改變結構的火種呢？

說得簡單一點，別說考題了，現在就是連舉手都永遠舉輸人家。

過去沒有改變培育機制，沒有持續地讓具備教學資格的台灣學人力進入教學現場，當然就不可能有足夠的力量推動教材更新、影響考題方向。每次有問題再找學者、專家評論指點只是事後諸葛，結構不變，課綱再怎麼修訂，教學與考試一樣有他們自己的玩法！

長年觀察下來，我發現一個本末倒置的現象：本土派的支持者似乎特別鍾愛「文化」，卻忘記了真正的戰場應該在「教育」，是教育形塑了文化產業消費者的品味，從而決定了誰是主流、非主流，決定誰可以升學，誰可以把持文化霸權。

就像如果還是將這次的指考國文考題爭議視為文化霸權的逆襲，卻不反省為什麼教育本土化、多元化那麼多年了，卻還是被人轉身賞吃一記悶棍。

不認真思考解決問題，問題就會一直來解決你。

教育，終究還是我們國家正常化的最後戰場。

倘若我們真的相信台灣存在著所謂的天然獨世代，那麼除了2014年318學運前後的現實衝擊以外；第一次政黨輪替時由杜正勝部長所推動的教育改革（《認識台灣》與同心圓理論），就算屢屢遭受攻擊、污名化，卻應該還是真的有在一整個青年世代的心中，埋下一顆原生的種子，直到某一天她真的發芽。

我的結論是，大考考題不均與偏廢應該視為是病徵，而非病灶。我們所要面對的課題，還是如何重新規劃台灣學體制的戰略位置，在學術研究與教學普及之間，在人力培養與運用之間，重新活化已略顯疲態的學術體制，讓更多人力投入第一線的教學現場。國家與教育正常化的目標、我們的理想就會有實現的一天。

作者為獨立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