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聯邦參議員霍利在6月提出《台灣防衛法》(Taiwan Defense Act)草案後,眾議員蓋拉格也在7月1日於眾院提出同一版本草案,確保美國履行《台灣關係法》義務,維持美軍阻止中國武力犯台、造成既成事實的能力。在「港版國安法」上路,以及中共在台海周邊進行各項軍事演習與騷擾之際,美國提出此一法案,自然有其戰略與政治上的考量。
中共當下面臨內外交迫的處境,美中貿易戰與疫情衝擊,造成經濟發展遲鈍與社會矛盾,更引發李克強與習近平在政策路線上的衝突。而近日中國疫情似有死灰復燃跡象,再加上豪雨對三峽大壩造成的公安危機,更是對習近平的治理能力帶來巨大挑戰。諷刺的是,「強化國家治理能力」恰是去年中共四中全會的決議內容。
按照威權政體「輸出危機、轉移內部矛盾」的行為慣性,中共近期也在周邊遂行各類戰爭邊緣策略。從東海釣魚台,台海、南海、西沙群島到中印邊境,都可看到解放軍的蹤跡,使得亞太國家同時陷入一觸即發的衝突邊緣。這讓美國必須記取昔日歷史教訓,在印太戰略的架構下對其盟友有所作為、履行承諾,《台灣防衛法》就是這個思維下的產物,除了民主政治的同質性外,台灣在地緣政治上的戰略樞紐地位,更牽動著權力版塊的變化。
在中共在台海周邊進行各項軍事演習與騷擾之際,美國提出《台灣防衛法》,自然有其戰略與政治上的考量。圖為國軍7月2日「聯合反登陸作戰操演」。 圖片來源:取自軍聞社
50年代台海情勢再現?
深入觀察可以發現,當下的時空背景與50年代的東亞與台海情勢擁有高度的相似性,這也成為華府擬定印太戰略的創始條件。由於杜魯門時期誤判了北韓開啟戰端與中共參戰的決心,同時低估了台灣的戰略地位,導致韓戰爆發後,美國只能透過聯合國安理會與第七艦隊協防台灣彌補決策失誤。
韓戰結束後,艾森豪總統隨即在1954年與台灣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藉此提升台美雙邊的政治與軍事同盟關係。在此一條約簽署後,毛澤東對國府佔據的東南沿海島嶼進行「清理門戶」,鎖定位在台灣北方、戰略地位始終對上海構成巨大威脅的大陳列島,此舉可以消除安全隱憂外,同時也能測試美國馳援台灣的政治承諾與軍事能力,這也是1954年爆發「第一次台海危機」的背景。解放軍攻陷一江山後,美國立即援用條約內容,啟動「金剛計畫」派遣軍艦船艦協助軍民撤退。
1956年中共八大舉行前後,又面臨劇烈的路線權力與意識型態鬥爭,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清算、史達林在黨內搞的個人崇拜,這使得毛澤東對於黨內的計畫經濟牌所主張的「集體領導」心存忌憚,這也為日後的鳴放運動與反右鬥爭埋下伏筆。在清算政敵後,毛終於發動了三面紅旗為訴求的政經大躍進,造成四千萬人餓死的饑荒悲劇。
此外,中蘇因為「修正主義」與「教條主義」的路線差異,陷入意識形態之爭。赫魯雪夫認為莫斯科應該利用發射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的優勢,與華府進行「和平競爭、和平過渡」的政治談判,在蘇聯的堅持下,美蘇走入冷戰時期「鬆弛兩極」的階段,日後「大衛營精神」(Spirit of Camp David)為此一政策的重大象徵。
但是對於北京而言,蘇聯在核子武器上的戰略優勢恰好突顯「美帝是紙老虎」的事實,如果世界大戰不可避免,而「東方壓倒西風」的趨勢已成型,進行一場先發制人式的攻擊才能彰顯社會主義陣營的優越性。就在雙方因路線差異相互指責的批判聲中,已經肇下中蘇決裂的基礎。
而當毛澤東陷入內外交迫的情勢中,又傳來華府有意向蔣氏政權施壓「金馬撤兵與兩個中國」的方案,基於權力上的圍魏救趙、軍事上的底線測試,以及兩岸關係複雜的「一中原則」政治考量,毛澤東在1958年發動八二三炮戰,啟動了「第二次台海危機」。
小結
習近平向來以毛澤東為師,除了追求權力的絕對壟斷外,也希望擁有與其齊名的歷史定位。然而習拋棄鄧小平「韜光養晦」、「與美為善」與「睦鄰政策」的外交方針,為追求中國夢進而改變既有國際體系、全球生產分工鏈、區域權力平衡與台海局勢的作為,自然引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與印太國家的反制。
諷刺的是,毛澤東在韓戰與兩次台海危機所具備的內外複雜條件,習近平卻在十九大後短短三年一次性引爆。西方世界記取了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對希特勒實行綏靖政策的惡果,華府更記得韓戰誤判情勢的歷史教訓,參眾兩院提出《台灣防衛法》,除了補強《台灣關係法》在馳援台灣過於被動與模糊的要件外,在戰略清晰的前提下,將雙方的軍事互動,由軍事交流逐步提升到軍事合作甚至軍事同盟關係,更是主要關鍵。
政大東亞所碩博士。現任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兼副秘書長,媒體專欄作家,復興電台兩岸櫥窗節目主持人與政治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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