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一個問題為眾所周知，胡適初進康乃爾是學農科的，農科是農學院，屬於紐約州立大學系統。一年半後他放棄了農科，轉系到哲學系，哲學系屬於文理學院，是文科，在康乃爾大學裡是屬於私立的部分，是常春藤盟校之一員，學費甚昂貴。所以胡適轉系後叫苦，錢不夠用。我推測即使他每月要寄錢給母親家用，還是夠用的，因為庚款官費甚充裕。不管你念哪一系，進哪一個學校，錢是絕對夠用的。胡適凡事喜歡誇大（比如他說他來美國時帶來千卷書，這是不可能的，除非是一冊書裡包含有分幾十卷或幾百卷書），晚年在其《口述自傳》裡說，在康乃爾附設的農學院念了三個學期後「我做了重大犧牲」（at a great sacrifice），「決定轉入該校的文理學院改習文科」。胡適在英文原稿上把這「at a great sacrifice」四個英文字刪去。胡適所說的「重大犧牲」是指在經濟上的（錢），他才念了大一一年，大二半年，犧牲不大。為什麼他要刪削掉，也許他認為是稍嫌誇張了。可是唐德剛還是把它翻譯出來，不知何故。我不想在這些細微末節上去做文章來吹毛求疵。不過胡適晚年《口述自傳》不夠細密，有時交代不夠清晰是事實。比如他去美國為什麼要學農，即是一個例子。至於他後來為什麼要轉系改念哲學，寫得也不夠好。他初進康乃爾的日記已經散佚。關於這方面的材料，我們要在他的書信集裡及講演集裡去找才有，雖一鱗半爪，但可以彌補其《口述自傳》中的不足。
一九四九年中國局勢惡化，共產黨來了，直逼長江下游，南京政府奄奄一息。在上海解放前夕，胡適於四月六日從上海搭克里夫蘭總統號去美國，去做什麽，他沒有講，只說蔣介石突然叫胡適到美國去「看看」。看什麼呢？這一看就「看」了近十年，到一九五八年才回來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其間於一九五二年冬天到臺灣做兩個月的訪問，他在臺灣曾做了一連串的演講。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臺東縣演講，因為他幼時三歲至四歲間隨父母在臺東住過一年，臺東縣長吳金玉介紹胡適時講了這一段歷史，並說「臺東是胡先生的第二故鄉」，在場聽眾無不熱烈歡呼。那天聽眾年輕人居多，講的題目是〈中學生的修養與擇業〉，是很合適的。胡適口才很好，他不照稿子念，所以他的演講都很精采，好像與觀眾促膝談話，令人忘倦，那天也不例外。是日他講的方面很廣，也很有深度，深入淺出，很受人歡迎。演講最後談到他個人到外國讀書的經過，為什麼他在康乃爾初讀農科，後來為什麼又要轉系？因為興趣不合。
這正是我們很想知道的，在《口述自傳》裡沒有講。他說民國前二年（一九一○年）考取官費留美，家兄（二哥）特從東三省趕到上海為他送行，以家道中落，要他學鐵路工程或礦冶工程，他認為學了這些回來，比較容易找到工作，復興家業，重振門楣。千萬不要學些文學、哲學之類沒有飯吃的科系，也不要學做官的政治、法律，說學這些是沒有用的。胡適說：「好的，船就要開了。」在船上他就想，也與許多人談過這個問題，開礦沒興趣，造鐵路也不感興趣，為了不辜負兄長的期望，準備選讀農科。當時康乃爾的農科是全美國最好的（現在還是如此）。且美國大學的農科是不收費的（現在收費，甚低廉），可以節省官費的一部分寄回給母親家用。胡適就這樣決定了進康乃爾讀農科。這是妥協的結果。
胡適於一九一○年秋天進康乃爾報到入學，讀農科。開學後第三個星期，他收到農科實驗室部門的負責人一個通知，要他去報到實習。胡適在晚年回憶說，我去報到，教授便問我你有什麼農場經驗嗎？答說：「我不是種田的。」他又問：「你做什麽的？」答說：「我沒有做什麽，我要虛心來學。」教授答說：「好。」後來又問胡適，「洗過馬沒有？」答說：「沒有，我們中國人種田，是用牛不是用馬。」於是老師先教胡適洗馬。他洗一面，胡適洗另一面。洗完後乃又問胡適會套車嗎？答說：「不會。」隨即教胡適套車，老師套一邊，胡適套一邊，套好了跳上去，兜一圈，就結束了。做這些實習，胡適還覺得很有興趣。他說下一個星期的實習，為包穀選種，一共有一百多種，實習的結果，兩手起了泡，胡適說：「我仍能忍耐，繼續下去。」胡適人畢竟聰明，一個學期結束了，各門功課考試的成績，都在八十五分以上。到了第二年成績仍舊維持這樣高分水準。依照學校的規定，各科成績在八十五分以上的，可以多選兩個學分的課程。於是胡適在第二學年（即第三個學期）開始註冊時，增選了一門課叫「果樹學」，或譯「種果學」（Pomology），通俗一點說法即是「種蘋果學」。這門課是專門研究果樹的培育方法，在當時是一門很新鮮的課程。上午講課，下午實習起初是剪樹、接種、澆水、捉蟲，胡適還覺得很有興趣。但在上「種果學」的第二個星期，有兩小時的蘋果分類實習，對胡適來說較為困難。在實驗室裡，每一個學生分得三十五到四十個不同種類的蘋果，測驗每一個蘋果莖的長短、果臍的大小、果上菱角和圓形的特徵，其他如果皮的顏色。切開蘋果後要嘗試果味酸甜、果質脆軟等等，然後去查對蘋果普通名稱和學名，找蘋果分類冊來區分其類別。那時美國蘋果有四百多種，現在更多，有六百多種。美國同學都是農家子弟，做這種實習工作，輕而易舉，優為之的。對於蘋果的普通名稱一看便知，只要在蘋果分類冊查對學名即可填表交卷，二、三十分鐘就把實驗做完了，然後挑選幾個蘋果塞在大衣口袋裡就回家了。可是我們三兩位中國同學就苦了，還在實驗室裡一個一個查對蘋果分類冊呢。胡適說：「花了兩個半小時，只分類了二十個蘋果，而且大部分是錯的。晚上我對這種實驗起了一種念頭：我花了兩小時半的時間，究竟是在幹什麼？中國連蘋果種子都沒有，我學它什麽用處？自己的性情不相近，幹嗎學這個？這兩個半鐘頭的蘋果實習使我改行，於是，決定離開農科。放棄一年半的時間（這時我已上了一年半的課）犧牲了兩年的學費。」除了上述第一條學農科興趣不合外，他還說了兩個不成理由的理由：晚年在《胡適口述自傳》裡，還講到他轉系是因為辛亥革命，自中國革命推翻滿清後，中國在亞洲是第一個共和國；美國人對新興的老大中國發生了濃厚興趣，他常被邀請到處公開演講，對這些公開演講他有興趣，因此對中國的革命歷史背景，以及對重要革命黨人的生平做了一番深入研究，使他對政治史發生了興趣。第三個轉系的原因，當他大一在農學院讀書時，除必修英文外，必須讀德文、法文等第二外國語。此外他自修希臘文及拉丁文。因此這幾種外國語導致他對西洋文學很感興趣。上述幾種轉系的理由，除了第一條學農科興趣不合外，其他兩種都很勉強。一言以蔽之，他對農科沒有興趣，要轉系就是了。胡適說他不懂蘋果，其實正因不懂所以才需要不遠千里而來學。
胡適現在想要轉系，乃慎重其事，寫信給他二哥，聽他意見。因大哥不管事，三哥早逝，二哥在家中地位很重要，他很能幹，是一個有見識的人；早年曾在上海梅溪書院及南洋公學讀書，頗有新思想。胡適在康乃爾念農科就是二哥的主意，現在胡適想轉系改念文科，禮貌上寫信給二哥要他決定。胡適寫給二哥的信我們沒有看到，我們現在看到的只是二哥的回信，開頭他說：「弟來函第一年學期已滿，甚以為慰。所囑代決一層，自愧學淺，無以副弟之望，只有任弟自行抉擇耳。」當初胡適進康乃爾，二哥叫他念農科，念了一年半，現在要棄農習文，叫二哥怎麼說呢？只好說「任弟自行抉擇耳」。雖然這樣說，他還是不贊成小弟胡適轉系的。他又說：「文學在西洋各國固為可貴而難能，然在中國則明珠暗投，無所見長。以實際言，似農學較為切用，且於將來生計，亦易為力。惟弟天性與文學為近，此則事難兩全。魚與熊掌之擇，固非隔膜者所能為妄斷也。」因胡適寫信給二哥說，美國耕田是用機器的，是故二哥在同一封回信說：「至弟所謂西洋農學利用機器，非千百畝不為功，因謂中國地多零畸，不甚合宜。此乃拘於家鄉山僻之情形，未見黃河以北及關外蒙古等處之沃野千里，一望無際，地曠人稀，正需機器乃始有濟也。」這封信寫得真好，胡適二哥諄諄告誡小弟不要放棄有用之學。但胡適的親友不是都像二哥一樣反對胡適轉系的。如他的好友梅光迪致函胡適，即大力鼓勵他轉系：「足下之材，本非老農，實稼軒、同甫之流也。望足下就其性之所近而為之，淹貫中西文章，將來在吾國文學上開一新局面（一國文學之進化，漸恃以他國文學之長，補己之不足），則一代作者非足下而誰？治哲學者，尤當治文學。」胡適在康乃爾轉系後，主修哲學，副修英國文學及經濟理論。經濟學及經濟理論自約翰．彌爾首創以來，甚重要，為近代社會科學的骨幹。與胡適同時代的蔣廷黻在奧柏林，及稍後的葉公超在阿默斯特（Amherst），他們對經濟學這門課均非常重視，念得非常好，都拿A。特別是蔣廷黻除歷史、外交外，畢生對財務、經濟學也有濃厚的興趣，在南開他還開過歐洲經濟史這門課。蔣廷黻從政後，蔣介石身邊的人幾次要他出任財政部長。可是胡適在康乃爾主修哲學外，他的副修經濟理論念得不夠好。教他的是亞爾文．詹森（Alvin Johnson），他是經濟理論的名教授，是這一行的權威。可是胡適在他經濟理論班上學了二年，「竟一無所獲」。胡適起初認為可能是教授方法有問題──教得不夠好。但是胡適自嘲，他班上同學後來出了一位傑出的經濟理論家納特（Frank H. Knight），為當時頗負盛名的經濟學家，所以問題不在教授，而在於他自己的頭腦有問題。因此當他於一九一五年從康乃爾轉學到哥倫比亞時，雖仍以哲學為主修，副修則是漢學及政治理論（不再以經濟理論為副修）。
胡適在康乃爾以他自己興趣轉系後，二哥也在上述同一封信上說：「弟近從事於文哲二學，立志未嘗不是，惟恐寂寞無所見用於世耳！」但沒有想到胡適在康乃爾改念文科，而後轉學哥大。在哥大讀書的時候，因為他曾向《新青年》投稿，因而「結識」了《新青年》編輯鄉賢前輩陳獨秀。後來蔡元培做北大校長，陳獨秀是文科學長（相當於今日的文學院院長），一九一七年胡適在哥大考完博士考試後，即以博士銜回國，應聘到北大教書。在北京城牆內外，轟轟烈烈地幹了一番事業。他尚在哥大讀書的時候，即與陳獨秀醞釀提倡白話文，回國後發動了石破天驚的文學革命，鼓動新文化運動，在他們兩人影響之下，驚天動地的「五四」運動爆發了，把一個古老的中國換成另一個面目。從此胡適名滿天下，大有天下無人不識君之概。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九年這一階段，在中國人文世界（包括文壇、學術界或思想界），我們可以大膽地說，這三十年是胡適的時代。可是一九四九年共產黨來了，忽值山河改，在大陸上他的思想被繳械（清算），如果胡適沒有思想，他就什麼都沒有了，他就一無所有。他本人流亡在美國，洋人沒有把他當胡適看待。他沒有固定的工作，用餐館打工的術語來說，他做的是散工，剩下來的時間去「玩玩」《水經注》，偶或代替江冬秀打幾圈麻將。一九五八年他回臺灣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有一次我問唐德剛，胡適為什麼一九五八年要去臺灣？他說他在這裡（美國）沒有飯吃了，不知是真是假。我有一次問他，胡適家裡有沒有傭人？唐德剛大笑，胡適哪還能請得起傭人。胡適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八年客居紐約，這十年流亡過的是寓公生活，是他一生過得最頹廢、也是最慘澹日子。當年在康乃爾他要放棄農科轉哲學系，曾問過二哥的意見，二哥對他說，你轉哲學系將來「惟恐寂寞無所見用於世耳！」到了晚年流亡在紐約，沒有想到被他二哥不意言中了。他晚年常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青山是國家，國家沒有了，則什麼都沒有了。語氣甚是淒涼，這是他自己親身的體驗。
我們再回頭來講他於一九五二年在臺東對中學生演講時說他轉系的經驗。他說：在哥大「沒有回國時，以前與朋友們討論文學問題，引起了中國的文學革命運動，提倡白話，拿白話作文，做教育的工具，這與農場經驗沒有關係，蘋果學沒有關係，是我那時的興趣所在。我的玩意兒對國家貢獻最大的便是文學的『玩意兒』，我所沒有學過的東西。最近研究《水經注》（地理學的東西）。我已經六十二歲了，還不知道我究竟學什麼？都是東摸摸、西摸摸，也許我以後還要學水利工程亦未可知，雖則我現在頭髮都白了，還是無所專長，一無所成。可是我一生很快樂。」這「一生很快樂」五個字，很酸。我認為他的好朋友趙元任也許有資格講這樣的話。趙學什麼都行。趙元任在康乃爾主修數學及物理，他與同班同學胡明復二人的成績不僅是全班最好的，也是全校最好的。趙在康乃爾畢業後，轉學哈佛，一九一八年獲得哲學博士（物理），乾淨俐落，一點問題也沒有。隨即應聘回母校康乃爾教物理，而後回國在清華教中國語文，又回美國在哈佛教哲學、語言學。可是他自己興趣是研究語言與音樂，最後在柏克萊加州大學教語言學與中國文法，一直到他退休為止。他一生沒有做過胡適那樣登高一呼、呼風喚雨的「大事業」。他在學術上的貢獻，不是在他大學裡所學的物理與數學或哲學，而是在他自身很有興趣的中國音韻學、漢語方言及中國文法。一九六八年他出版了一本英文著作，書名為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中國話的文法》），被譽為二十世紀語言學範疇內最重要著作。他的成就與貢獻以及名望沒有胡適大，但是一生很快樂。即如洋人一般常說的一生很平穩（smooth），有一個「good life」。如果照中國人的說法，凡事一帆風順。胡適就不可以這樣說。在士林像趙元任學非所用的例子是很多、很多的，我不能盡舉，在這裡我想另舉一、二個類似趙元任學非所用的例子，第一個是詩人。因為我看了唐德剛在《胡適口述自傳》的注解裡引用了會計師及詩人做例子。他說：「有高度詩人氣質的天才，未始就不能做個有訓練的會計師。做個會計師，一天八小時之後，行有餘力，仍可大做其詩，為什麼一定要做『詩人』才能做詩呢？」因此令我想起一九四九年後在臺灣詩壇（新詩）上出現了一位新詩人鄭愁予（本名鄭文韜），他就是這樣的。照唐德剛的說法，他就是詩人會計師，或者說是會計師詩人。他平時喜歡與朋友喝喝酒，量大而善飲，酒喝夠了，乃寫詩，就像李白一樣斗酒詩百篇，他是當時臺灣詩壇上婉約派大將，即使臺灣最簡略的文學史，也應該少不了他的名字。唐德剛不是說過會計師也可以寫詩嗎？鄭文韜在大學裡主修的就是會計統計系，不是學文學的或哲學的。他喜歡新詩，沒有轉系，可是他寫的詩，有些文學系出身自認是大詩人的詩人，不見得寫的比他好。比如鄭愁予寫過一首詩，題為〈霸上印象〉就寫得非常好。當時（一九六○年代）就有人在《新文藝》雜誌上將〈霸上印象〉這首詩與杜工部的〈望岱〉詩相提並論。我同意。所以，我認為這位詩評家何等氣魄。另一個例子是二十世紀的一位美國猶太小說家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一九二三年生於美國東部紐澤西州，但在紐約市布魯克林區（Brooklyn）長大。他人很聰明，喜歡文學、電影。中學成績非常好，父母要他學工程。梅勒於一九三九年十六歲那年，進哈佛大學主修航空工程。一九四三年在哈佛以優異成績畢業。翌年應召入伍，服役於南太平洋當偵察步槍兵（reconnaissance rifleman），日本投降後調駐日本占領軍軍營做廚師。一九四五年退伍。退伍後即開始把他在軍中自身的經驗寫成一本小說，此即《裸者與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一九四八年殺青，書出後大家一致叫好，洛陽紙貴，立即成為《紐約時報》暢銷書欄長達六十二週。第一年即銷售一百萬本，暢銷不墜。一舉成名，名滿天下。版稅源源而來，因而成了百萬富翁。他很喜歡好萊塢性感明星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想娶她為妻，但夢露嫌他不夠高大。除此而外，這個人是多采多姿，他競選過紐約市市長、做過新聞記者、寫過劇本、拍過電影、做過導演、參加拳擊賽（boxing），他做的行業很多，就是沒有做過一天工程師。我舉了上面三個例子，旨在說明胡適的經驗不是最好的，對一般中學生來說，冒險性太大。
最後胡適在臺東演講的結尾說：「希望青年朋友們，接受我經驗得來的這個教訓，不要問爸爸要你學什麽，媽媽要你學什麽，愛人要你學什麽。要問自己性情所近，能力所能做的去學。這個標準很重要，社會需要的標準是次要的。」我認為那天胡適在臺東給中學生演講，一般來說都講得很不錯，但最後講到中學生選擇科系的一部分（即上引部分）欠佳。他說：「我的玩意兒對國家貢獻最大的便是文學的『玩意兒』，我所沒有學過的東西。」然後說他東摸摸、西摸摸，一事無成，以後說不定要去學水利工程。在這裡我無斗膽與胡適抬槓，只是想把我個人的意見說出來。他提倡白話文運動，是他一生不朽事業。至於他有沒有學過文學，真的沒有學過嗎？我暫且不去講它。我認為胡適以他的身分與地位，就不應該對這批天真爛漫的中學生講這種話，這些話前後矛盾，不切實際，語近「油腔滑調，浮而不實」。胡適講話一言九鼎，有影響力，講這種話會誤人子弟的。民國初年胡適與陳獨秀發動的文學革命白話文運動，可嫓美唐代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運動，是永遠值得驕傲的一件事。怎麼說「一事無成」呢？他也提到晚年研究《水經注》，如果不是浪費時間，就是本末倒置，不禁要問，為什麼不先去完成幾本下卷書呢？為什麽要去學水利工程呢？如果胡適真的要去學水利工程，余心猶戚戚焉！因為他在康乃爾經濟理論就沒有學好。正如梅勒想拍電影、做導演就沒有成功。試想如果胡適當年沒有《新青年》、陳獨秀、蔡元培，他不可能有個平臺來呼風喚雨。以他這樣的教育背景，最後放棄有用之學而習文史哲學之類，回國想有所作為，而能有如此成就，就是像買獎券一樣，要中獎的機會是很小很小的。而胡適中獎了。這也就是唐德剛所說的：「一個人的成就，單靠『主觀條件』是不夠的。那些『偶然性』很大的『客觀條件』也要決定一個領袖人物事業成敗的一大半。」
唐德剛對胡適一九五二年在臺東對中學生的演講，要他們學他的經驗，即是「胡適的經驗」，在《胡適口述自傳》有一個很詳細的注解，深表不以為然。他說：「我認為他（胡適）這段話『個人主義色彩太重』，『浪漫主義色彩太重』對社會國家的需要和貢獻『不實際』！因為胡適之所說的只是『胡適』的經驗。『胡適的經驗』不適合──也不可能適合一般『中學生』。」唐德剛又說，胡適是個大學者、大使、大文豪，「總之是個大『有成就』的人。可是這個世界裡萬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都可說是『沒有成就』的普通人，因而這個美好的世界原是我輩『沒有成就』的人的世界；『有成就的人』是極少極少的『少數民族』。所以我們的教育──尤其是中學教育，是應該教育一個人怎樣做個『沒有成就』的普通人，一個平民，一個光頭老百姓。」盛哉斯言！胡適不應該輕易叫這批天真爛漫可愛的中學生去學他的經驗，去冒險。愚意他應該要鼓勵他們去學趙元任或鄭愁予或梅勒的模式或經驗才對，不要輕易放棄有用之學。比如他在一九三○年代鼓勵大學生在他們畢業後，在工作之外培養一種業餘嗜好，這一點我很贊成。一九三四年胡適在天津《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他說了四個方子，這裡我說的是第二個方子。他叫大學生「總得多發展一點業餘的興趣」，他說：「畢業生尋得的職業未必適合他所學的；或者是他所學的，而未必真是他所心喜的。最好的救濟是多發展他的職業以外的正當的興趣和活動。一個人的前程往往全看他怎樣用他的閒暇時間。他在業餘時間做的事也往往比他的職業還更重要。英國哲人彌兒（J. S. Mill）的職業是東印度公司的祕書，但他的業餘工作使他在哲學上，經濟學上，政治思想上都有很重要的貢獻。」（一併補充：嚴復留英學的是海軍，但是他對國家的貢獻是翻譯。嚴復的例子應該放在趙元任、鄭愁予及梅勒的例子裡。還有美國聖路易出生的二十世紀大詩人艾略特在哈佛讀書時主修哲學，可是一九四八年是以詩及文學批評的貢獻而獲得諾貝爾獎。）
作者為江蘇海門人，幼隨父母到臺灣。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紐約大學歷史系博士。平時喜讀史書、人物傳記與文學作品。很喜歡《紅樓夢》。已退休，居紐約。著有《民國第一才子錢鍾書》、《葉公超的兩個世界：從艾略特到杜勒斯》、《蔣廷黻與蔣介石》。
書名：《青年胡適》
作者：湯晏
出版社：春山
出版時間：202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