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銘傳是「台灣鐵道支付」

江昺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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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國家鐵道博物館等備處

歷經16年整修籌備的「國立台灣博物館鐵道部園區」,終於在2020年7月6日正式開幕。園區開幕是台灣鐵道文化與歷史資產保存的里程碑,紀錄了台灣從滿清初建、日本縱貫鐵道開通、到今天臺鐵營運的歷史,也重現了大台北鐵道的產業聚落風華。

但開幕一個禮拜之後,園區內的解說將縱貫鐵路的總工程師「長谷川謹介」介紹為「台灣鐵道之父」,因為一則臉書貼文,被統派挑出來批評,例如張方遠和蔡正元等人,就認為台灣第一個推動鐵道建設的人應該是劉銘傳,所以「鐵道之父」的尊稱怎麼能給日本人呢?

這個話題本來是小事,管仁健很早以前就寫過一篇完整的文章〈台灣的中國教育與日本鐵路〉。網路上也有很多歷史文章可以參考,大致上來說,就是:劉銘傳來台灣當巡撫之後,深感鐵路的重要,所以希望蓋一條鐵路,但滿清政府說沒有錢,請劉銘傳自己去群眾募資吧!

劉銘傳只好自己找錢,省吃儉用開始蓋鐵路。他一開始是找德國人Becker探勘跟英國人H.C. Matheson當總工程師(前後換了不少團隊),但建設工人的部份,因為沒錢就只好派士兵充任。可是滿清政府沒有現代官僚系統,所以運作起來非常艱難,建設過程中莫名其妙的事情一堆,到最後鐵路蓋得不是很好,僅僅堪用而已,甚至有時候還會拋錨,乘客要下來推火車。可能搭轎子都還比搭火車快(日本教育家伊澤修二親身見證)。

所以我們可以說,劉銘傳在台灣的洋務運動上非常用心,他去弄群眾募資(間接引發彰化的施九緞起義事件),一心一意要在台灣推動現代化。可惜現代化不能只依賴一兩個有遠見的長官,也要有現代化的官僚制度配合才行。這就是劉銘傳做不到,而日本的台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做得到的原因——透過現代的官僚制度、任用專業的技術人材,施作嚴謹的工程,如此而已。

所以鐵道之父的榮銜會落在日本總工程師長谷川謹介身上,實在沒必要意外,也沒必要不滿。只是因為劉銘傳蓋的鐵路很不好,整個被砍掉重練,而長谷川謹介蓋的鐵路讓我們順利使用到今天而已。所以我們會覺得長谷川謹介貢獻比較大,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當然,劉銘傳為了籌款盡心盡力,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所以應該也可以當「台灣鐵道支付」。

統派應該先放下中華民族自尊心,想想為什麼日本帝國可以現代化,而滿清帝國為什麼不行?也可以再想想為什麼台灣人經過日本統治五十年後,為什麼國民黨戰後接收之後,台灣人對中國突然失去了「現代性想像」?(意思是戰後台灣人感覺國民黨接收的官僚與軍隊很「前現代」)。

但是這個話題,卻被有心人士大作文章,特別是出版《台灣史基本讀本》及《台灣島史記》的蔡正元(沒錯就是那個當過「自己人」的前國民黨立委蔡正元)。

為什麼統派這麼在意誰是台灣鐵道之父?蔡正元跟統派大將張亞中(拱洪秀柱選總統的學者)最近很積極在推動他們統戰版本的台灣史,一方面擔心中華正統史觀會衰落,另一方面伺機推動統派史觀到中學歷史課本裡面。

最明顯的,就是張亞中等人成立了「史記文化事業」,專門編輯中學教科書,特別是歷史課本。要把一些觀念塞進中學歷史課裡面。這個在2014年課綱運動裡面有提到,大家可以參考《民報》〈史記文化推手張亞中 誓將教科書賣到各學校〉及周婉窈教授的臉書文章

總之,蔡正元出來,就是代表統派要糾正台灣目前談論歷史的方式。他們希望把台灣歷史恢復到以前中華民國正統史觀的樣貌,甚至是可以銜接未來中國統一的戰略,強化台灣的中國之間的歷史連帶。簡單一句話說,就是為「統一之後的歷史教材」做準備啦。

但以上的史觀,都是政治立場上的爭議。但筆者真正想談的,是我們如何去看待台灣歷史的問題:

台灣本土史學從以前被國民黨打壓,解嚴之後逐漸萌芽發展,於今已經數十年了,很多歷史在自由開放的研究討論之下,逐漸呈現明朗且多元的視角,再也不是以前為了紀念什麼民族英雄而編造的歷史。例如說我們今天看鄭成功,也不會只是說他一心反清復明,我們也會去討論他家族在大航海時代的海商(海盜)角色,以及侵襲原住民部落的史實,這樣才會比較客觀。

而且我們現在看日本時代的歷史,也不會說就是把他講成一無是處的殖民侵略,當然也不是要歌功頌德。例如嘉南大圳的工程師八田與一,曾經是日台交流的重要精神象徵,但統派就很討厭他,還偷偷跑去烏山頭把他銅像的頭砍掉。

筆者當時就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嘉南大圳與台灣農民〉,討論嘉南大圳雖然為嘉南平原帶來水利上的便利,但當時台灣的中小地主及佃農卻是非常厭惡大圳,一方面是大圳壓縮了農民種稻的時間(半強迫農民種植甘蔗),另一方面大圳的修築費跟水租都要農民分攤,當時的窮困人家付不出錢,只好鬻田賣子維生,所以嘉南大圳在經濟上的好處,是建立在農民的血汗之上的。這是我們應該認識的歷史觀點。

在看台灣殖民歷史上,現在史學界也都有一個基礎的共識,就是「殖民性」與「現代性」是同時發生、量子糾纏的。所謂現代性,不僅是科技的,更多還包括觀念的、制度的部分。

就拿鐵路來說,一般我們搭鐵路都要看時間吧,如果今天我們要從台北搭火車到高雄,我問售票人員說火車幾點開?售票人員回說:「天氣好加上司機有來的話,明天日出後看好時辰就會發車」,這樣子的鐵路是沒辦法營運的。

鐵路要營運一定要有準確的時間觀念,所以「時間感」的精準化,就成為了「現代性」的必要條件之一。而時間感是要透過由上而下的身體支配,去強迫還處於農業社會的時間感的人民配合。所以通常現代性的過程中,都由殖民性在背後用暴力來推動。

現代性還有很多特徵,例如空間感的誕生。像是滿清政府使用的地圖都非常「寫意」,像是山水畫一樣優美,但僅能粗略理解其中的相對位置,類似魚鱗圖那樣,如果我們用清代的地圖來叫X貓送餐,可能餐點兩天後才會送達,不精確也不細緻。

可是我們看到台灣第一張最詳細的地圖《台灣堡圖》是1904年,由日本總督府所測繪的,比例尺為兩萬分之一,現在已經可以到「台灣歷史地圖」網站對照。這張《台灣堡圖》,源自於日本人在軍事及內政上各種「科學管理」的需求,也就是在空間感上,為了殖民的需要,超級精確的現代化地圖就出現了。

詳細的台灣堡圖,呈現20世紀初台北城的面貌。圖片來源:中研院台灣歷史地圖網站

既然我們知道台灣的殖民性跟現代性一同出現,是多重疊加的狀態(其他殖民地並不一定),所以我們就是可以客觀去看待日本人為什麼能在短時間內建設出縱貫鐵路這個事實了,你可以批判日本人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而蓋這條鐵路,也可以讚揚日本人的工程技術確實先進,但如果只偏頗地討論一個方向,那就是蓄意為政治服務的歷史敘事,並不是很好的討論歷史的方式。

最後,我們也要用一個觀點,所謂「XX之父」,其實根本沒有這麼重要。歷史的成就,絕對是集合多方面眾人的力量而成。就像劉銘傳是巡撫,負責籌備跟募款,真正鐵道的建設工程師是Becker跟H.C. Matheson,所以統派一定要把榮銜給某個長官來掛名,這種思維本身就很「前現代」。難怪國民黨到今天還是跟70年前一模一樣的國民黨。

我們談到興建縱貫鐵路,會把榮銜歸給工程師長谷川謹介,而非兒玉源太郎;談到嘉南大圳,會把榮銜歸給八田與一,而非明石元二郎(明石總督是台灣第一位全心致力公務、死於任內並埋骨台灣的外來最高首長)。就是知道現代社會的技術分工非常細膩,日本人就是尊重這些工程技師,所以才能推動這些現代工程(而劉銘傳不行)。

歷史雖然可以讓我們學習到很多前人的經驗,但國民黨及統派一直想要把自己的觀點強壓在歷史之上,這樣反而什麼都學不到,只是重蹈1949年後的覆轍而已。

作者現定居台南,目前是自由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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