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沒用了,就不選吧!── 香港的「動員戡亂」元年

盧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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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過去一星期,香港接連遭受重鎚打擊。已在《國安法》立法前緊急解散的「學生動源」,幾個前成員夜間被警方拘捕,指控他們觸發《國安法》; 曾經策動「佔領中環」和協調民主派初選的戴耀廷教授,也接到香港大學的解聘決定;林鄭政府也在近日宣佈,要將本來在9月初的立法會大選押後一年,同時還有十多個參選人被選舉主任取消選舉資格。

每一件事對香港都是破天荒。以言入罪如果成真,沒人安全,已經不是示威暴力還是和平的問題,而是倒退到思想不同步,都可能變成「思想犯錯」(thought crime);戴耀廷是終身制教授,這個制度是在保護學者可以發言或自由研究,即使言論或思想不受主流歡迎,也不會被「多數人暴政」剝奪其學術自由。

政治清算大於一切,香港大學甚至廣義的香港,不知如何還能在國際宣稱自己有學術自由、與普世學術圈子接軌?然後選舉本質其實是香港民主陣營的鴉片,現在取消了,以純博弈的角度來看,對政權而言也可能是得不償失。一直以來的半民主選舉,其實令政府可以通過與民選議員合作,補充自己未經民選產生而不足的政治合法性(legitimacy)。在議會的共謀下,很多議員會變得保守、與民間脫節、身上的官僚屬性就慢慢增加,這就無形中增加了民主陣營的分化點。極權操作之下的民主諮詢選舉,對所有人都是誘惑。外國人頭腦簡單,往往視選舉為文明指標之一,過去二十多年,香港都被視為自由城市,因為怎說都好,有選舉。

選舉對選民當然也是誘惑。

施密特(Carl Schmitt)看不起選舉,一些受其影響的新左派威權學派,也吸收這種反選舉情結。他們總是據此大聲批判西方,認為選舉只是假授權,在興高采烈的競技場,人們以為那裡真的上演生死較量,但賽果早就在檯底下決定了,真正重大的決策骰子早已擲下。西方民主是否真的如此消極,我們不知道,但作為香港人,香港的選舉確實如此消極。

因為立法會有一半議席,都是義大利法西斯式的「業界代表」小圈子選舉。小圈子代表和民選議員混在一起,再包攬於整個治港結構,便和光同塵,人人都沾上一定合法性和罪孽。對民主改革熱切追求的團體,最終都會因為獲得體制一定程度的接納,而成為其一部份,久而久而之就順從了時間靜止、維持現狀的邏輯。立法會議員,有重重體制規條,令他們提出的立法草案基本上不可能通過,要「創制」是很難的,不過阻礙政府運作則是有可能。這半年來,公民社會就醞釀選舉勝出之後,在議會運用財政預算案否決權,令政府無法取得新一屆的財政預算,使整個體制陷入危機。而北京也馬上反應,認為這種想法是要「奪權」。

本來這個廣義制度文化政治設定,非常有效,好像會延續到永遠,它最後敵不過天然的世代交替,新一代有新想法,而且沒有負累。他們從2010年代開始衝擊這種勾結共謀的制度,一方面批判反抗政府、一方面逼迫保守的泛民主派──畢竟新一代也是選民,甚至自己會成為一支政治勢力。所以保守泛民自己也新陳代謝、內部分裂。在政治衝突越來越厲害的新常態,政治從業員也要比較像「抗爭者」,否則會跌票,不再受歡迎。

老牌民主派政黨民主黨的老牌議員黃碧雲,就在七月間舉行的民主派初選低票落選,被迫表示不再參與來屆選舉,但其同黨的新生代鄺俊宇、許智峯等,票數仍然堅挺,因為他們較多出現在抗爭現場,平時活動亦較活躍。你很難想像,在一兩年前,許智峯因為在議會裡抗爭「太激烈」而遭受黨內保守大老迫宮,差點要跪玻璃認錯的慘況;現在你做得不夠激烈,外面的選民不會放過你。

民主派選民的內涵,已經由思想信仰層面,擴散到行動層面。民主派選民的倫理,不只是信仰民主與否,而是通過抗爭和犯法的規模,在過去兩三年已經急速擴大。香港的犯罪人口很少,但犯法人口很多,如果你作為他的代表,也不像一個行動者,沒有一點 outlaw 的意味,支持者就不會買單。這個決定性、由下而上的文化影響,已經取消了選舉以往的維穩氣質。

押後選舉的表面名目,是香港疫情控制不到,新症日日破百,但其實造成這個結果的,是政府自己不封關,過去任由了二、三十萬「免檢人口」進出,說詞是全面封關「有困難」。總之,這次押後選舉,又是再一次實施「法外之法」,像早前的《禁蒙面法》,也是特首引用《緊急條例》自行擬定。基本上法庭和立法會都不能干預,香港特首擁有國家級的、超越所有機關的權力,是一個小凱撒,當然在小凱撒上面還有很多的奧古斯都。

說是押後一年,但在一年之間會發生甚麼事?可以肯定的是公民社會將進一步被襲擊和肢解。在一兩年之間兩度引用《緊急條例》,不選舉、四處抓人,這便是沒有名字的「動員戡亂時期」。香港回不去了,以前的香港可以維持門面,是北京准許,現在不行,一方面是外交政策的總路線已經改變,二是因為香港內部形勢也改變:選舉不只無法形成能與北京勾結共謀的保守民眾,反而成為激進民眾爭相顛覆的目標。在2016年,首度有提倡獨立的候選人被取消資格,事後體制內學者坦言,此舉是不能讓立法機關成為任何人「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基地。

循此思路,有關舉措,是因為判定香港選舉已經失去了定海神針的作用,政治風險飆升,所以不能讓它留著成為禍患。循此,除非香港內部外部形勢有戲劇性改變,否則對當權者來說,港英末年延續到2016年的半選舉制度,之後也難言可以「安全」,對草木皆兵的政府來說,何時都不安全,而且會越來越覺得不安全。選舉是否只會押後一年?之後邁向無限期停擺亦有可能。中國和香港對這制度有完全不一樣的前設和想法。中國認為香港以前那種狀態是特權,類似清朝皇帝給你一口通商,是特許給你的恩賜;香港人則認為自由和人權本來就是普世,以前有的,今日也應該有。所以北京想的是政治利害,而香港人則拿著《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去逐字為自己的權利辯護。

當北京無法再忍受香港人的要求和行動,神聖的「制度」和「文本」可以一夕消失;但對中原主義的北京來說,這也不是剝奪你,而是「回復原狀」,收回本來給的互市特權,這是他的主權範圍。

對於本來有半選舉去自我麻醉的香港人來說,這套儀式令人有參與感、令人有當家作主的幻想,也是一種抗爭方式。沒人會完全放棄選舉,只要儀式開放,終會有人參加。然而原來有得參加的,現在也逐出了。(溫和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公民黨楊岳橋也首度被取消資格)。

在「制度停擺」的靜穆之中,佔香港大多數的溫和派、社會賢達,一直依靠文化美沙酮才勉強撐得下去的他們,望見如此,內心會起怎樣的反應和轉變,也許才是真正政治風險的所在。香港變了很多,然而更大的變故可能還在歷史的前頭等著。

作者為香港本土主義者、作家,評論人。關注中國殖民主義、香港主體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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