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李登輝臉書
李登輝前總統於7月30日晚間辭世，由於他帶領台灣走過90年代劇烈的內外變局，不論在民主轉型、兩岸論述與國際空間中都留下不可抹滅的成就，這些制度遺產更成為台灣公民社會的重大資產。
李登輝對台灣民主政治的貢獻已是國人多數的共識，關鍵在於他同時將民主化的初步內涵，同步鑲嵌在兩岸與國際關係中，更在日後提出「特殊的國與國」的論述，這恐是台灣政治領袖難出其二的戰略布局。
確立「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本土路線
李登輝在1991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他認為，唯有讓台灣回歸憲政體制，才能在制度層面解決威權政體與黨國體制統治正當性不足的問題。此外，《憲法增修條文》的提出，不僅讓台灣落實憲政主義的初步內涵，同時賦予國民主權的基本精神，最為重要的是，在兩岸競爭中產生制度的差異性，也讓台灣擁有政治制高點。
具體而言，李登輝在這個時空背景之下所提出來的「中華民國在大陸、來台灣、在台灣」的說法，到了陳水扁時期「中華民國是台灣」的內容，到了蔡英文時期則內化成為「中華民國台灣」，在自我主體性建構的過程中，不僅完成了以台灣為中心的本土化路線，同時也建立了新的國家與族群認同，終究取代了國民黨長期壟斷的「中國中心、一中法統」的典範。
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在政策層面，李登輝為了抗衡中共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與「三通四流」的統戰方針，他早在90年代初期就已經準備從「一中代表權」的陷阱中掙脫出來，取而代之則是務實外交的攻勢作為。
李登輝觀察到，在客觀實力原則下，不利台灣與對岸進行外交零和賽局，唯有跳脫既有戰場才有主動出擊的可能。這就是李登輝式的「小國外交」策略，最終以1999年提出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亦即兩國論）作為具體表現形式。
李登輝在推動兩岸路線調整中，也必須考慮美國作為兩岸戰略平衡者的角色，亦即避免被華府視為「現狀改變者」衝擊美國國家利益。
這個分寸並不好拿捏，特別是1996年台海危機後，柯林頓政府開始修補與北京的政治關係，在其提出「新三不」與「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下更顯艱難。然而，李登輝之所以獲得美方的信任，主要還是台灣民主化與市場經濟的發展，畢竟「民主」與「市場」是柯林頓遂行交往政策的工具與目標。
南向與戒急用忍政策的提出
此外，為了預防台灣經濟過度依賴中國市場，造成關鍵技術外移與產業空洞化現象，甚至讓台商淪為中共對台政策「以民逼官、以商圍政、以經促統」的人質或馬前卒傷害台灣主權，李登輝前後寄出「南向」政策與「戒急用忍」政策，藉由分散風險達到保護台灣的經濟主權的目的。
這些政策規劃，直接牽動陳水扁時期「積極開放，有效管理」與「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兩者之間的平衡，也影響蔡英文新南向的政策內容，以及第二任就職演說中所提及，未來兩岸關係在「和平、民主、對等、交流」基礎上的互動架構。
然而，在馬英九執政時期，卻全然走向與李登輝相反的戰略路線上，不僅經濟依附中國，更在國安大門洞開與兩岸買辦橫行下，爆發太陽花學運與政黨二次輪替，此可視為政治異化的反彈，至於馬習會只是淪為中共統戰樣板的宣傳套路而已。但是馬英九及其幕僚卻拿這個失敗的政策，抨擊李登輝與蔡英文前後路線的調整，著實搞不清楚自己才是台灣國家安全與主權的「麻煩製造者」。
李登輝的辭世，雖然可視為一個時代的結束，但就台灣民主與國際參與的成績來看，他個人的確奠定了重要的基礎，至於民主化過程的所涉及權謀鬥爭與地方派系的問題，則可視為李在體制內改革的成本與代價，歷史應可給予客觀評價。
政大東亞所碩博士。現任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兼副秘書長，媒體專欄作家，復興電台兩岸櫥窗節目主持人與政治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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