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的黨政權力結構與兩岸之路:從凍省到特殊國與國

林子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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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總統李登輝日前病逝,許多過往事蹟逐漸為人所想起,不少政爭是大家至今津津樂道的話題。然而,許多1996年前的政爭,已屬於威權轉型的最後餘暉,真正為後世有所借鏡與影響的,應該是在李登輝成為民選總統之後,如何正面回應民意的變化,並隨之調整自己的政策,又如何在錯綜複雜的黨政權力槓桿中,不失原則的走出李登輝自己的道路,本文想從影響台灣現今極為深遠的兩岸政策做為觀察指標,並試圖對照現今可供參考之處。

在李登輝四年民選總統任內(1996─2000),從筆者整理的民調數據可以發現,他多數施政滿意度均維持在五成以上,可說是歷任民選總統以來,相當罕見的紀錄。當然也可以說隨著民選總統的陸續更迭,國民對總統的施政要求標準亦不斷攀升。此外,李登輝處於以黨領政仍屬理所當然的年代,他得以毫無懸念的任滿黨主席至卸任總統,其黨政權力關係屬於歷任民選總統最高的一位。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數據為聯合報民調

然而,即便李登輝在現今角度觀之,具有後威權時期的權力結構加上高民意支持,但從李登輝的實際權力運作來看,並非高枕無憂。其任內遭逢民意衝擊與地位受到挑戰,分別是宋楚瑜效應、九七年縣市長敗選、連戰接班等。我們也可以看到,李登輝在這幾個時間點上,對於兩岸與國家定位亦出現相對應調整,這都是首開民選總統施政隨民意聲望調整的先例。

從1996年5月20日開始,李登輝先是在1996年9月14日於工商團體大會上宣布對中投資應該「戒急用忍」,其施政滿意度於同年8月8日為61%。李登輝事後表示,這項政策他在1995年就已經在國安會的研究報告中提到,只是他在等最有利的時機出手。

接著12月6日於府內高層會議拍板凍省,很快就引來宋楚瑜高度反彈。當時李登輝是否再任總統,情勢尚不明朗,但宋楚瑜聲望極高,呼籲他競選總統聲音不斷,李登輝是否有所忌憚因而宣布凍省,這點從人性角度觀之很難排除。不過李登輝生前即強調,他認為省的疊床架屋問題必須解決,因此他也只是在等時機出手。

而由於李登輝的凍省行動,被中國視為不友善之舉,兩岸關係一度冷凍。巧妙的是,中國在李登輝因為內政與選舉因素,聲望是其民選任內最低點時,遞出願意恢復來往的橄欖枝。然而,1997年11月,李登輝拒絕中方邀情海基會焦仁和赴中,並改派辜振甫,卻遭中國拒絕。12月1日時李登輝施政滿意度是39%。從日後馬英九在其施政滿意度低到2成以下的時刻,中國忽然表示願意馬習會,這和當年中國在97年願意破冰的時機點,有所相似。只是李登輝不想為見而見,寧可破局也不願人選代表受制於中。反觀馬英九的迫不及待前往,又在公開致詞省去一中各表的堅持,同是國民黨總統但對兩岸事務之堅持即有所差異。

而在1998年8月,李登輝下令成立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地位小組。1999年5月該小組由蔡英文、張榮豐、林碧炤、陳必照、許宗力等多位學者主筆,提出應該仿造東西德提出兩岸特殊國與國的建議。7月9日李登輝就在德國之聲專訪提出特殊國與國。這一年多李登輝之施政滿意度均維持在60%g左右。

筆者暫且不論當時的國際情勢,但在當年的大環境之下,李登輝已知自己不會再任總統,心裡也清楚自己的權力地位會逐漸消失,尤其在當時連戰競選團隊已和總統府漸出。但李登輝對國家未來發展情勢不放心,特別是不知道未來可能的總統接班人連戰,是否會依循自己的兩岸政策而行,因此有畫下紅線,希望兩岸應該朝向特殊國與國關係,而非一中前提下展開兩岸政治談判。

當時包含連戰在內都力挺該主張,如今觀之實在不勝唏噓。過了二十年後,我們可以發現李登輝所畫下的這條紅線,確實避免了台灣過早站上談判桌。若當年台灣被迫完成一中政治協議,現今的香港悲劇,台灣恐已成主角之一。

筆者認為李登輝的民選總統任內,有受制於民意與黨內競爭,進而影響其兩岸政策之走向,相較於後威權時期的政治鬥爭,這更值得省思。做為民選總統,要如何善用自己的權力地位變化和民意,捍衛台灣主體性前提下和中國交往,且不因自己民意高低而改變對於主權的堅持,這都是李登輝總統任內留給我們後世借鏡與參考之處。

補:本文改寫自筆者碩士論文。有關李登輝之施政滿意度採用聯合報民調,係因該調查數據最為完整。為維持數據來源一致性,故本文均採聯合報1996~2000年所做之民調。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發所兩岸組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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