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靜革命的沈默代價：李登輝留給我們這世代的課題

圖片來源：李登輝臉書

在李登輝先生逝世後，國內外的政要、媒體單位陸續發文悼念台灣現代史當中如此重要的一位角色。亦有不少紀念文稿多次強調李登輝先生在蔣經國之後接手總統一職，經由「寧靜革命」的過程，為長期受到威權統治的台灣社會帶來民主與自由。

然而，我等1990年後出生的世代，在成長的過程中並未對這段劇烈的社會變遷有所體驗，更別說對於「李總統」當時面對的局勢有什麼深刻的理解。在學齡之後，李登輝便已經是台灣團結聯盟的「阿輝伯」，會出現在電視上的造勢轉播。而推動民主化、發表兩國論的「李總統」，只出現在歷史課的教科書與考題中。

談到課本，各界特別讚賞李登輝的其中一部分，便是李總統時期的教育部在1993年陸續推出了「認識台灣」與「鄉土教學活動」的課程。到了1999年還通過「一綱多本」，將撰寫教科書的權力從壟斷的國立編譯館釋出給不同的出版社。這些措施被視為中華民國政權已經鬆動奉為圭臬的中國民族主義，開始進行本土化的工程。

這些觀點雖然將教學內容的本土化歸功於李總統，但早在解嚴後，推動鄉土教學的力量已經勢不可擋。1989年的縣市長選舉結果，民進黨首度取得六個縣市的執政權，便將鄉土教育、母語教學的課程排入教學現場。這段中央與地方不同調的時期當然引起了連續幾年的辯論，到了1993年，已然成形的強大輿論壓力才令教育部願意開始規劃「認識台灣」的系列課程。由是可見，李登輝雖然擅長借力使力，但就如同1990年之前各方社運、學運力量率先跳出來抗議萬年國會的情勢一樣，李總統的力量絕非憑空而來，而是有賴整個台灣社會共同引領前行。

當然，教材的本土化也不是一則已經完結的童話故事。對於實際上接觸這些課程與教材的學生來說，無論中國還是台灣，都是考試作業的一部分而已。甚至在我輩就讀高中的時期，有些歷史科老師仍會為了訓練學生獲取高分的考量，推薦學生「參考」國編版時期的歷史課本，畢竟「這題會考」才是教室裡最實際的事情。書上那些文字之於大多數學生，僅有換取分數的功利關係。課綱邁向本土化的改變，確實減少了中國在學生腦海中的比例，但很難說就此提高了台灣的重要性。這種「對我有好處的資訊才算知識」的環境，是機會主義性格的培養皿。對在地化、民主深化的工程來說，仍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課題。

我們這一代的台灣認同，反倒是國民黨再次執政後才有更具體的認識。扎根於台灣的中華民國政權，雖然歷經本土化、開放民主選舉，也實現了政黨輪替。但馬政府上任後對內加劇開發主義、對外與中國拉近距離，令我們在危機中意識到威權時期殘留的政策工具，並未隨著民主化而全面解體；當年囿限於中國民族主義法統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也成了中國因素日後介入台灣社會的空隙。只要這棟巨大的違建尚未拆除，黨國依然想伺機回到過去。針對政權進行全面的轉型正義，落實國家的正常化工程，是我們這個世代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若仔細檢視李登輝對當前推動轉型正義的影響，相對於其他國家的民主轉型經常伴隨著流血衝突，李登輝所引領的「寧靜革命」無疑是威權國家轉型的典範。不過這也同樣需要付出代價，而且遺緒至今才逐漸發酵。 吳乃德（2006）、陳翠蓮（2008）皆指出，李登輝執政時期對於轉型正義並沒有太多重視，其因即是李登輝是民主轉型的引領者外，亦同時身兼威權政黨的領導者，致使李登輝在面對自身經歷以及國民黨的歷史時，大多採取避重就輕的態度。

與課綱本土化、取消萬年國會的情勢相似。李總統主政時，推行轉型正義的進程大多依循著民間的倡議而行，本身缺乏主動性。雖然籌組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設立二二八紀念碑並公開致歉，也「補償」二二八及白色恐怖受難者。但李登輝卻也受到自己身處的黨國機器所限，一面告訴大家「眼睛要看前面，不要看後面」，同時緬懷「開明專制的」獨裁者蔣經國，將轉型正義的層次停留在補償受害者之上。李登輝及國民黨一再強調「仇恨怨懟只會加深傷痛」，將提起二二八、白色恐怖等同於撕裂社會，其結果即是轉型正義的遲滯，尤其在歷史正義向度的缺乏。當如今要重新談起轉型正義時，則又因歷史認識的不足，以及李登輝當年將轉型正義工程「打折」的作為，而必須不斷面對「政府不是道歉、補償過了」的質疑，也給了柯文哲這種機會主義政客「管它過去做什麼」的逃避空間。

李登輝一部分受制於統治初期權力不穩、另一部分則是為鞏固「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治體制，必須以延續國民黨的政權為前提，而難以對過去的歷史深究。導致政府不僅沒有對加害者進行追究，對黨產問題以及歷史真相的問題也都顯得消極。即便到統治相對穩定的晚期，李登輝亦無更積極地挑戰過往的利益結構，而這些都成了我們在今日需要重新面對且更加艱困的問題。

包含美麗島、二二八事件的檔案徵集，也遲至陳水扁上任後才展開。惟其統治基礎亦不穩固，轉型正義的推行相對不易，遑論其後馬英九的繼任導致工作停滯。直至蔡英文上任後才成立促轉會、黨產會等機構，專職處理轉型正義的問題。然而，隨著時間流逝、當事人離去、證據流失、組織重整，都使得更進一步的追溯更為困難。關於李登輝任內發生的政治監控及獨臺會案等政治案件，李登輝更從未明講這些事情如何發生，而留給後世諸多疑問。

在眾聲喧嘩的社運年代，李登輝引導的寧靜革命其實是面對歷史的選擇性沈默。在轉型正義工程與時間賽跑的同時，幾經打折的革命，也為黨國體制爭取了苟延殘喘的時間，近乎錯失轉型正義的最佳時機。

李登輝肯定是推進台灣社會民主化的重要角色，若要真誠地紀念他帶來的影響，也勢必要面對並超越他受限於時代與體制所做過的妥協。其晚年的政治轉向，為何恰巧對立於其任內作為，形成「黨國機器裡步步為營的李總統」、「一起在街頭牽手護台灣的阿輝伯」兩種迥異性格。如果未能體認到李登輝在任內基於政治現實而不斷妥協的現實，反而會忽略那些他未能完成的工作。一旦將民主先生追捧為民主領袖、以為改革工作已經在他手上完成，甚至會出現「台灣太過民主」的後遺症。

理解並克服寧靜革命背後的沈默代價，也是李登輝留給我們解決的課題。仍需要不懈的共同努力，才能繼續百年來無數人接力追求的事業：台灣人要知道自己是誰、台灣人要做自己的主人。

張仁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研究所研究生；張尹嚴，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