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企業控制了國家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美國一直受到強大的政治與經濟運動的控制，其影響力遍及全世界且持續到今天。這場運動在當時稱作「托拉斯運動」（Trust Movement），它呼籲要把美國與世界經濟重組成一種新的形式：巨型的壟斷性公司，透過美國標準石油（Standard Oil）和AT&T、德國的法本公司（I.G. Farben），以及日本財閥制度主導的帝國主義經濟，來實現這個目標。在美國的模式中，托拉斯運動設想一種經濟模式：每個行業由單一的全能壟斷企業所經營，這個壟斷企業由數百家較小的公司組成，不受競爭者或政府的約束。簡言之，是純粹的經濟獨裁。
這個壟斷運動在美國以驚人的速度進行。從一八九五到一九○四年的短短十年中之間，至少有兩千兩百七十四家公司合併，留下一百五十七家公司，它們多半控制了自己所屬的產業。到了二十世紀初，美國幾乎每個主要行業已由一個壟斷者控制或受其壟斷。洛克斐勒（John D. Rockefeller）的標準石油仍是那個年代最知名的壟斷企業，但是更大的經濟影響來自銀行家J.P.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所進行的合併運動，他同時也是史上最大壟斷者。摩根把數百家鋼鐵公司合併為美國鋼鐵公司（U.S. Steel），在西部與東北部建立了鐵路壟斷公司，以及名為國際商業海洋公司（International Mercantile Marine）的大西洋航運巨頭，然後成為AT&T征服電信產業背後的真正動力。他的模式也引發其他金融家仿效，他們創建了煙草托拉斯、棉花托拉斯、糖業托拉斯、橡膠托拉斯、電影托拉斯、火柴製造托拉斯、釘子托拉斯等。
提起J.P.摩根，心中就會浮現他的高頂禮帽、圓鼻子、巨大遊艇，以及幾乎無限制的資本。他的年代被稱為「鍍金年代」是有原因的，因為建立跨產業壟斷企業是一種新型的財富來源，讓銀行家像是J.P.摩根或洛克斐勒這樣的大資本家，擁有世界上前所未見的個人財富與經濟影響力。從一個例子就可以證明：為了建立美國鋼鐵公司的壟斷地位，消除卡內基（Andrew Carnegie）這樣的競爭對手，摩根同意給卡內基一筆錢，讓他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也是歷史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依照他在經濟中的占比來算，卡內基的市值很快會達到三千一百億美元）。但是，儘管托拉斯運動的現金獎勵造就大部分的熱情，它興起的原因還不僅於此。鍍金年代的新壟斷者更傾向於相信他們不只是在謀取暴利，而是在建立一個更新更美好的社會。他們勇敢的建立起一個新秩序，拋棄了舊的方法，以光明的未來取而代之，這個未來的特點是強大的統治，由一種超越人類極限的新型產業超人統治（Übermensch）。新的壟斷企業是競爭下的自然產物，正如人類是由人猿進化而來一樣。
托拉斯運動的論點在某種程度是經濟上的：像是洛克斐勒與J.P.摩根這樣的人，只是把壟斷視為一種優越的商業組織形式，可以把經濟從崩毀中解救出來。美國和世界經濟在一八九○年代經歷了嚴重的衝擊，數百家公司破產。許多人將價格過低歸咎於「破壞性競爭」（ruinous competition），就像今日矽谷的資本家彼得．提爾（Peter Thiel）主張壟斷企業「推動進步」和「競爭是屬於失敗者的」，托拉斯運動的擁護者認為，在現代工業化的經濟裡，不存在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激烈競爭的空間。
壟斷者們喜歡把自己描繪成進步運動的一部分，為一個更好的時代奮鬥，而且用當時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意識型態，以及其英國倡導者史賓塞（Herbert Spencer）的著作，來證明其正當性。史賓塞在我們這個時代並不有名，或許只有小說家蘭德（Ayn Rand）的作品，或提爾與其他矽谷思想家對壟斷的崇拜，可以粗略的反映這一點，史賓塞為這些攻無不克的大亨，甚至某些個人宗教提供了一種哲學基礎。
這就是信仰。在最強大與最偉大的人的領導下，社會正處於一種進化的變革中，其目標不外乎是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弱小與過時的都會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嶄新、科學的，以及最重要的、強大的企業。對一些人來說，這種整頓不只排除了舊的方式與缺乏效率的企業，也擠下了基督教，因為它尊重弱勢，堅持在上帝面前顯示謙卑。許多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更相信人的完美，而非人性的邪惡，他們心中的畫面是人「仰望太陽」，渴望有如神一樣的品質。溫順謙和的人不會繼承這世界，而會經由適者生存的過程被淘汰。
在政治方面，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信奉自由放任，反對任何可能阻止強者消滅弱者的干預行動。史賓塞反對英國的「窮人法律」，認為應該讓窮人自生自滅，以便「清理他們的世界，讓環境變得更好。」公平的說，他和其他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確實以一種國家干預的形式給予支持：優生學運動的目的就是消滅身體與精神殘疾，進而加速新時代的到來。小洛克斐勒（John D. Rockefeller, Jr.）親自資助一項使一千五百萬名美國人絕育的計畫，正如史賓塞所說，「這些力量正在制定完美幸福的偉大計畫……消滅那些阻擋他們的人，就像消滅野獸與無用的反芻動物一樣嚴厲。」
就像人與人之間一樣，企業之間也是如此。沒有人（當然包括政府）應該試著阻止巨型壟斷者征服整個經濟。因為當時正在進行的是一場產業優生學運動，它消滅了弱者與不適應的公司，把空間留給優秀與強大的公司。小洛克斐勒表示：「只有犧牲生長在周圍的早萌花蕾，才能培育出美麗的美國玫瑰，讓它綻放絢麗與芳香。」
像是布蘭迪斯之流的人進行的抵抗是徒勞無功的，因為J.P.摩根與洛克斐勒的托拉斯運動被視為是自然、無法阻擋，甚至可能是上帝授意的。標準石油法律顧問和托拉斯形式發明人多德（Samuel Dodd）解釋：「阻止個人之間的合作與資本聚集，等於是阻擋進步的車輪，阻止文明的前進，從而造成智力的停滯與人性的墮落。」「你最好還是努力保持雲朵的形成，雨滴的落下，以及溪水的流動。」或著，如洛克斐勒自己所說：「大企業的成長只是適者生存……自然法則與上帝法則的結合。」
這就是托拉斯運動的基本哲學與經濟的理想狀態：中央集權、強人領導、不受政府干預，優勝劣汰，對弱者、窮人，以及不適者的困苦與死亡無動於衷。不可否認的是，在這個時期建立的一些公司令人印象深刻，而美國經濟以整體而言，經歷了即便不是前所未見，也是令人矚目的成長。但是，壟斷運動也象徵一種根本的決裂，即使不是與西方文明的人文主義傳統，也是與一度被視為共和制基礎的價值觀分道揚鑣。正如歷史學家霍夫斯塔（Richard Hofstadter）所言，「美國商業與美國政治的整個組織，亦即誰來控制這國家的問題，正處於危急的關頭。」
當時美國的傳統是定義為反集權與反壟斷的。美國的獨立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英國皇室壟斷的濫權引起的，畢竟最初的波士頓茶黨實際上是一場反壟斷的抗爭。霍夫斯塔寫道，「從殖民初期到十九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基本上美國是一個由農民與小鎮創業家組成的國家，人們企圖心十足、機動性強、樂觀、投機、反獨裁、平等主義，並且樂於競爭。久而久之，美國開始把財富得到廣泛分配和經濟與政治權力分權，視為理所當然。」
隨著許多經濟決策超出政府的控制，誰真正統治這個國家的問題，突然變得不清楚了。例如標準石油或紐黑文鐵路公司（New Haven Railroad）等大型壟斷者，傾向於利用賄絡與其他形式的影響力來控制政治結果，也強化了這個問題。因此，這場運動對憲法提出了新的挑戰，因為憲法致力於限制與分權，從未考慮崛起的私人權力會像政府的任何分支那般強大，並有能力腐壞政府的運作來達到其目的。
或許最為意義深遠的是理想的決裂，即美國是個公民之間相對平等的國家。正如法國思想家托克韋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觀察到的：「在我停留美國期間，吸引我注意的那些新奇事物中，沒有什麼比人們之間的普遍平等更能打動我的心。」但是對於小企業、農民，尤其是勞工來說，情況已不再是如此。巨型公司與勞工間產生新的分歧，導致罷工、暴力事件，以及階級鬥爭的持續威脅。回顧過往，人們收入的差距是如此巨大，使得今日的美國看起來像北歐國家。當時富人每年可能賺進數百萬美元，一般勞工一天只能賺一或兩美元。
簡言之，雖然托拉斯運動如此強大、有利可圖，並且有其真正的信徒，但它也引發了巨大的民眾抵抗，預示了一場新的革命。在海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及無政府主義的勢力正在壯大，最終將推翻許多歐洲政府。在美國，憤怒被傳到隸屬工會的勞工，農民的「格蘭傑運動」（Granger movement），成立反壟斷黨，以及出現民粹主義候選人，像是獲得民主黨三次提名的總統候選人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
這樣的現象促使第一部反托拉斯法《謝爾曼法》（the Sherman Act）通過，這項法律在一八九○年頒布，當時正值對托拉斯崛起的第一波憤怒的反應浪潮，是以其最初的發起人參議員謝爾曼（John Sherman）所命名。謝爾曼是俄亥俄州的共和黨員，美國南北戰爭謝爾曼將軍（William Tecumseh Sherman）的弟弟。雖然，這項法律很明顯是為了解決「托拉斯問題」而生，但就如許多法律一樣，之所以通過是基於許多不同的原因，反映了當時關於關稅政策的爭論，以及小型製造商、農夫與其他人的利益，經常因為政策交易與妥協而改變。法律語言極其廣泛，在第一節中禁止「每份合約以托拉斯或其他形式……貿易限制。」在第二節中宣稱「每個將要壟斷或試圖壟斷的人，在州與州，或與外國貿易或商務的任何部分……都應該視為重罪。」
法律語言是如此強烈，其實文字限制非常多，使得關於《謝爾曼法》的意義與歷史的學術辯論，可能永遠不會結束。但是可以確定的是，此法是對壟斷托拉斯實力不斷增強的反應，例如標準石油公司。很明顯，國會議員關心的問題在本質上是多元互異的，例如謝爾曼議員在參議院所說的話，他談到壟斷定價的弊端，還宣稱「沒有什麼問題比條件、財富，以及機會的不平等更危險」，同時補充「如果把這種聯合的協定權力交付給單一個人，這是國王的特權，不符合我們政府的形式。」
我們不要再花時間試圖去尋找《謝爾曼法》的真正本意，這是個不可能的任務。相反地，讓我們轉向布蘭迪斯的工作，他抵制托拉斯運動以及他對經濟的願景產生了長遠的影響，而且我們今日面臨的議題需要他的聲音。
作者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現任哥倫比亞大學法學教授，研究領域為反托拉斯法、著作權法，以及電信網路法。曾經擔任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的高級顧問，紐約州總檢察長的高級執法顧問，也曾加入國家經濟委員會，向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提供關於市場競爭的政策建議。
《科學人》雜誌評選爲2006年50大風雲人物、入選全美最具影響力的100名律師之一，2007年哈佛大學最有影響力的百大畢業生等。作品散見於《時代雜誌》、《紐約客》、《華盛頓郵報》等。著有《誰控制了總開關》和《注意力商人》（天下雜誌出版），並且入選《華盛頓郵報》和《紐約客》等各大媒體與亞馬遜的年度好書。
書名：《巨頭的詛咒》
作者：吳修銘（Tim Wu）
出版社：天下
出版時間：202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