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地理分裂
勃興的大都會，破產的地方城市
倫敦、紐約、東京、巴黎、米蘭。環顧西方世界，這些大都會一直超前全國其他地方，而且這條加寬中的分裂赫然在目，不管我們以收入、就業成長或房價來衡量，都是如此。這是相形晚近的事，始自大約一九八○年；在此以前，區域之間收入差異本來一直在縮小。美國堪稱經典，長達一個世紀，城鄉貧富差距一直以每年近百分之二的速率縮小。然而自一九八○年以來，除了發現都會區大為成功以外，還瞧見很多省會城市受苦於經濟突然下跌。經合組織的新研究發現，在高收入國家，過去二十年間首善地區與其他大部分地方，兩者間的生產力鴻溝擴大了六成。英國也是典型：自一九七七年以來，人口每年都由北往南漂移，而且收入差距持續擴大。一九九七年，英國省分地區的總經濟，要比倫敦大四．三倍；到了二○一五年，已變成三．三倍。
這種狀況在新的政治分裂中上演得淋漓盡致。各省的怨恨不滿，大都會則以蔑視又自信來迎擊。美國有個常用蔑視詞「飛機經過不停的城市」，最近才被《金融時報》政論家甘尼許（Janan Ganesh）引用的「跟死屍銬在一塊」所取代。由這些詞彙，看得到同理心嗎？互惠責任感到哪去了？那些善良人性遭粗暴拋棄，隨著以往團結都會與地方各省的共同認同淪喪後，一起蒸發消失。都會區投票強烈抵抗一些敵對攻勢如川普、英國脫歐、勒朋及「五星樂團」（Five Star），而破敗的城市卻覺得它們很叫人心動。
那麼，究竟是什麼經濟力量在擴大這道裂隙，而我們可以怎麼做來因應？
驅動這種新分歧的是什麼？
好些力量導致這種都會與各省的分歧，而奠基的是兩種簡單關係，它們回溯到工業革命。第一種是生產力與專精化的關係，俗話就是「邊做邊學」。人們專門做較少的項目，更能發展出較深的技術；另種關係介於生產力及規模之間，俗話就是「規模經濟」。
為了利用規模及專精，人們必須群聚到都市來。對一家營運達規模的公司，必須有一大群工人、一大群顧客，設址在其他類似公司附近。隨著工人專精化，他們必須在其他擁有互補專精技術的人附近工作。城市提供地利之便，讓這一切能連結起來。但聯絡方便的城市必須大額投資於地鐵、道路、多層式大樓、機場及鐵路樞紐。直至一九八○年代，只有歐洲及北美的城市負擔得起。
由這種連結簡便衍生的生產力，報酬十分驚人，很多城市發展出某些特殊產業的企業聚落，讓它們能橫行全球。我的故鄉雪菲爾德就建立如此星羅棋布的專業鋼鐵廠，以及相應極專業的勞動大軍。到了大約一九八○年，一名身處這種城市的標準工人，相形世上其他沒有產業聚落的地區工人，其生產力要大很多很多。因為收入往往對應於生產力，城裡人的富裕程度也大得多。
大約自一九八○年起，這種情勢遭兩個同時發生但有別的過程打斷：知識大爆炸及全球化。知識爆炸讓專精及都市化之間的老關係力量暴增，導致最大城市成長壯觀。全球化開啟新契機，可以利用規模經濟的利益，但也讓既成聚落接觸到新的競爭，有時導致舊聚落的式微。
知識革命及大都會的興起
自一九八○年代起，知識經濟以指數速率膨脹。這種現象的動力，部分來自大學進行的基礎研究前所未見地成長，部分則是大企業大舉進行互補式的應用研究。駕馭物質造福人類的潛力，只受限於物理的基本定律。將這個過程以爬山為比喻，我們現只在山腳而已，原因在想掌握物質世界是極其複雜的事。新發現一而再再而三，我們涉險進入這個複雜世界，而逐步革新生產力。我們人類的能耐有限，要想駕馭複雜，唯一之道便是讓才智最高的人變得更為專精。最後一個可以認真宣稱自己通曉所有知識的人，大約在十五世紀就滅絕了。今天，人類中最聰明的人對某個窄小領域浸淫極深，已抵達學域的邊界，相應的則是距離其他別的學域疆界愈來愈遠。這一點不僅對學術研究是如此，有商業價值的技術亦然。舉個例子，法律變得更複雜了，以至於法學專業已界定得更精細。大學擴張，衍生出來的不僅是學術研究，還有學養能駕馭那些技術的畢業生。
但是專精與都市的基本關係依然適用。極端專業，只有在不同專家彼此靠得很近時，才有生產力。所以，愈是專精，就需要能互補的專家結合成更大聚落，還要有管道，通往相應人數更大的潛在客戶。在倫敦，一名專精的律師與擁有其他專精的同儕很近，距離需要其專業的客戶還有法院也很近。同一位律師若執業於小鎮，那麼一年大多數時間會投閒置散。
專業群聚，要靠大都會提供絕佳的聯繫力。倫敦及其衛星城市囊括英國兩大國際機場；首都還有歐洲之星高鐵直入城內，而聯通巴黎及布魯塞爾。倫敦還是全英鐵路幹道的交叉點，大多數高速公路也匯聚於此。倫敦有地鐵，在中倫敦（Central London），尋常工人可以在四十五分鐘內，與其他二百五十萬工人的任何一位聯繫碰頭。倫敦另是政府所在地，所以仰賴公共政策近水樓台的任何活動，最好就設在當地。
國際商業障礙被除掉，讓高專精民眾群聚的益處更為升級，潛在市場由全國擴大到全球。服務業群聚於倫敦，以往的主要市場是英國全國，目前則是全世界。所以，市場目前力挺律師們更為專精，他們的法律技巧及生產力相應地也提升，結果便是他們的收入很可觀。
接下來，廣大收入極高的人口創造出一個服務業市場來娛樂自己。地點不遠很重要：餐廳、戲院、精品店擠進大都會，以滿足錢很多但時間很少的人之一時衝動。這種奢華叢集進一步吸引全球富人湧入。倫敦、紐約、巴黎都住有億萬富豪，他們在別地發大財，卻樂於來大都會享樂花錢。
你瞧——勃興的大都會！
全球化革命及各省城市的沒落
上述描寫的光景，跟雪菲爾德、底特律或里爾市的際遇無關。我記得一九六○年有位訪客來雪菲爾德時說：「哇！這個城市真富庶！」到了一九九○年，已經沒人會那麼說了。
城市群聚世界級的企業，比如一九六○年代的雪菲爾德，對新競爭者便具有很大的優勢，但並非牢不可破。雪菲爾德就產鋼而言並沒天然優勢，能吸引企業聚集到該市的特點，在它有湍急的河流，可以推動滾輪；到了二十世紀，它唯一優勢便是已駐留當地的企業及技術工。各公司留下來的原因，在於別的公司也在當地。勞工大軍有生產力，但生產力反映在工資上，所以企業獲利並非特別高。
在地球的另一端，一個崛起中的經濟體南韓，正興建新的煉鋼產業。等到南韓建立起自己的產業聚落，它還有一個不同的優勢：勞動力便宜得多。到了一九八○年，在南韓煉鋼比起在雪菲爾德，已變得較有利可圖，因此南韓企業在世界鋼鐵市場中，開始贏過雪菲爾德。雪菲爾德煉鋼業開始萎縮，而南韓的開始擴張。隨著雪菲爾德的企業聚落萎縮，很多公司交疊在鄰近地區而產出、稱為「聚集經濟」的利潤，便告減少，結果便是成本上升。南韓群聚膨脹時，它的成本下降，後果像爆炸一樣：最早在喬叟《坎特伯里故事集》便著稱的雪菲爾德的煉鋼業，以驚人速度崩塌。煉鋼業技術工，其父執輩也是技術工，發現自己失業了，沒希望再找著要他們技術的工作。這種協作震撼下的人類悲劇，值得矚目，透過一部電影《一路到底：脫線舞男》（The Full Monty）而銘記下來。電影辛酸自嘲的幽默，襯映整起不幸的背景，傳神地捕捉到所發生的事。雪菲爾德是我的故鄉，我感覺這起經驗好苦澀，然而它在很多一度繁榮的城市重複上演，比如斯托克（Stoke），當地由威治伍德（Josiah Wedgwood）帶頭創立的陶瓷業聚落也內塌了。這一些，再加上其他案例，比起美國底特律市一九八○年代以來的遭遇，都算小巫見大巫。
那些城市有復甦嗎？右派意識形態信徒相信，只要政府不干涉，市場力量就會解決問題。很不幸，這只是意識形態的信仰而已。想取得真知灼見，我們得求教於專家。
市場對聚落的崩潰有所回應，但不是汰舊換新；相反地，一開始是住商地產的價格大跌。屋主的淨資產變負數，想搬去勃興的城市有困難，原因在房價遠貴得多。商用地產下跌，的確會吸引某些活動，但那些只是組成全國經濟下半截的東西：服務當地的大賣場、生產力低落而只有廠址非常便宜才能苟活的製造業，還有靠著地租便宜低薪零工維持的電話服務中心。城市充斥這些活動的時候，房地產價格及工資會稍有起色，但城市已走入死路。那些商業活動技術含金量低，因此勞動人口不再參與複雜的專精化，而不斷提升生產力。大都會裡超級巨星般的企業依然在科技的前端，因此都會人口受益於收入上升，但不管是科技或收入，都沒有涓流到凋敝的城市。舉個例子，美國新數據顯示，高薪、高科技工人變得愈來愈強勢集中到最大的聚落。講得更炫一些好了，科技由領袖擴散給後段班的速率已經減緩了。
破敗城市現淪落到那種地步，不能再用「你瞧」這個熱情的感嘆詞了。
解決這種新分歧
前述分析有助於解釋：何以跨越所有先進經濟體，大都會都在高歌猛進，而很多省分城市受苦於黯然衰退。對此現象，我們能做什麼？聽來很熟悉的「解方」數目不少，意識形態信徒攪一攪就丟出一堆。話雖如此，它們只引領我們走到過度自信的死胡同。
就解決這種新分歧，民粹人士最瀟灑寫意。他們建議，既然分歧是新出現的，那麼讓時光倒流回它發生之前就行。他們用以辦到這一點的政策，便是保護主義，倒轉市場全球化。讀者冷笑這種回應法之前，我們應有所體認，它倒不是蠢到不驗自明。假如在某些重要方面，很多人認為過去確實優於現在，那麼採取策略恢復過往經濟，似乎既可行又安全。同一批人已學懂，不可相信樂天的保證，說什麼假如他們接受進一步的變化，到最後一切會變得更好。
只是，時光倒流的策略注定要失敗。關鍵原因在新興市場經濟體，比如南韓，已建立起新的世界級聚落，它們可沒半點興趣回到過去。全球化讓它們脫貧的程度，實為成就空前。假如南韓繼續支配鋼鐵業，不管英國用多大力氣在保護主義，都無法恢復雪菲爾德在世界市場的地位。那樣做充其量把英國鋼鐵市場交給雪菲爾德，但市場不夠大，無法恢復雪菲爾德一度擁有的高生產力。而且在過程中，英國鋼鐵成本升高，將損害需要鋼鐵的一切產業。
保護主義無法讓雪菲爾德復元，一大批限制性質的政策倒有可能逆轉倫敦的繁榮。誠如雪菲爾德煉鋼聚落經證實會遭別地方異軍突起所打敗，倫敦的金融聚落也可能被打扁。倫敦花俏的繁榮，對英國其他地區胼手胝足的努力，可謂一大侮辱，因此打扁它，或許英國某些地區還會歡心慶幸。只是這麼做，一樣是愚蠢的策略。一處大都會如倫敦，甚至比一塊油田還來得好——大都會永遠不會枯竭。這隻生金蛋的鵝或許叫人不高興，但比起扭斷牠的脖子，還有更好的策略。不幸的是：本書寫作期間，英國採行脫歐戰略，有可能導致金融部門協調一致，轉到歐洲其他城市；英國好像鐵了心，要把金鵝宰了。
何不改採揀金蛋的手法？換種講法，何不動用向大都會徵稅而取得的歲入，來重振各地城市？
碰到這種建議，每個意識形態信徒都可以大噴口水。右派會鐵口直斷說，加稅將引發遏制效應，同時嘟嚷著，反對把各省轉變成龐大的「福利街」（Benefit Street），充斥想不勞而獲的人，「跟死屍銬在一塊」。左派就熱衷於抽倫敦的稅一事會過了頭，無意間引發有戒心的公司大出走，導致聚集經濟解體。
左右兩派都有足夠的真相在自己那一邊，能說服追隨者，但真相的量又不足以稱為真理。右派感受到的真相是：轉變各省城市為福利街，不能當成目標。幸福感端賴尊嚴及使命，絕不只是你能花多少錢來消費。用公共福利來貼補沒有收穫感的工作，這種策略，並不能代替創造出需要技術的職缺，而工人能為自己熟練於該技術而自豪。所以，目標在有生產力的工作，不是公帑補助沒生產力工作的收入。左派感受到的真相是：那些吮吸高薪大都會專業酬勞的人，有幾個臭錢就覺得自己了不起，道德上叫人火大。這些人認為他們自食其力，而我打算指出他們並不是。
我提議的策略自然會分裂成兩半：一半是向大都會課稅，另一半是振興地方城市。每一半仰賴不同的分析與論述。
課稅及都會：「我們自食其力」，真的嗎？
課稅應該遵守道德及效率。道德在兩方面很重要，第一是道德的本質，再來是課稅若不符道德，會面臨抗拒及逃稅。效率重要的原因，在稅捐會塞進價格裡頭，例如消費者購買產品付的錢，就會高於生產者賺到的錢。如此的稅捐塞子會扭曲資源的分配，所以傷害了效率。
左派、右派意識形態認為，它們知道課稅已經極化及毒害了我們的政治，稍微動用實用主義，就能讓我們頭腦鬆綁：明智的新稅，可以就道德及效率兩標準上，擊敗現有稅制。
一項稅捐的道德基礎，就稅制而言，可能比效率更重要。稅務行政極其仰賴自願繳稅。要分析道德立論，標準的哲學方法便是務實析理。雖說務實析理是課稅政策的重心，但它不屬傳統的經濟學理論系統。結果便是經濟學家大致忽略課稅的道德面向。他們出任財政部顧問時，經常建議開徵破壞承諾的稅，原因在他們認為那些承諾真是愚蠢（他們的判斷很可能沒錯）。的確，經濟學家顯然在想，他們只消考量過收入不均，就已解決道德課題；而收入不均，是透過標準的功利派計算方式來分析的。誠如海德特所見，大多數人認為公平（fairness）的重點在「按比例」（proportionality）及「賞罰」（desert），而非平等。然而它們遭到忽視。賞罰？算了吧，若是懶人的錢比勤勞工作的人少，那麼轉移金錢還是能提升「功利」。應不應得？算了吧：假如有人努力存退休金，退休時錢比一生花在海灘度假的人多，錢轉給後者還是提升「功利」。責任？算了吧：此時你應該全部都懂了。功利派經濟學家應留心，有些金錢轉移會有抑制效應，因此沒有效率，但他們不會承認那麼做是不合道德的。這種瞠目無視更廣大道德考量，其實是更大現象的例子，也就是「西高工富發」。
一旦我們認定，賞罰這個命題在稅務設計很是重要，那麼它對聚集經濟所得的利益，就有強大影響。最早瞧出這一點的人，是十九世紀美國記者兼政治經濟學家亨利．喬治（Henry George）。他闡述完自己的思想後，便引起轟動。
亨利．喬治的宏大思想
喬治提出道德論據，支持對聚集經濟衍生的利潤進行差別課稅。他瞧出何以利潤因道德而有差別，歸結出合宜的政策，是向都市土地徵收加值稅。
讀者可以提出一系列問題而領略他的洞見。先由「誰由聚集經濟獲利？」開始。為了理解通透，眾所公認工業革命是這樣的：一開始，大家都是農夫。工業發軔於新城市，人們搬進來，到工廠工作。工廠的聚落成長，人們變得比務農時更有生產力，「聚集而增益」（gains of agglomeration）指的，便是這種額外的生產力。額外生產力反映在工資，原因是企業彼此競逐工人。但是，為了在工廠工作，人們必須住到附近，因此得向擁有土地、城市在土地上頭形成的任何人，租借土地。所以，搬去城市取得的利益，便是較高的工資減去地租（為了讓事態單純，我們假設：除了工資比他們原先務農來得高，人們在都市的生活與鄉間並無不同）。只要務農及工業間的生產力差異，要比地租來得高，更多人願意搬到城裡。但隨著他們那麼做，地租不斷被催高，過程持續到地租高到吃光整個生產力差異為止。到此時節，人們再沒誘因想搬過來；用經濟學術語來形容的話，就是我們達到平衡。但更興奮的是：我們歸結出強勁的一句話，而回答我們的問題：「聚集經濟的利益全以地租而歸給地主。」位居政治光譜右端的人或許會心生不安，但請放心，這項分析並不是馬克思主義：喬治並非社會主義者。但他是精明的經濟學家；他死後多年，兩位經濟學者證實他的結論為定理。他們很得體地把它稱為「亨利．喬治定理」（Henry George Theorem）。
喬治接下來提出第二個問題，那在傳統經濟學框架裡是無法理解的，「地主夠資格取得那些利益嗎？」雖說經濟學家無法領會，但其他人倒是能懂。我們倒不需要什麼定理就能回答問題：我們要的只是務實析理。要了解某人是否夠格取得一筆收入，我們得回溯，找到導致他們取得收入的行動。只是，當我們由聚集經濟回溯利益時，會發現衍生利益的行動，每個在城裡工作的人都有參與；整體生產力的上升，人人都有貢獻。由聚集經濟而產出的利益，是因為大批大批的人群互動而來的，因此是集體成就，而造福大家，經濟學家把這件事稱為公共財。那麼，地主在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他們做的一切，很可能只是躺在沙灘上曬太陽。的確，他們消磨時光的方式，很可能就是那樣。他們收取到那筆收入，原因只在於擁有土地，而人們湊巧群聚於那裡罷了。他們的活動，並沒參與聚集而衍生利益。用經濟學叫人困惑的術語，它被歸類為「經濟租」（economic rent）。
重點在於：按理性的道德標準，地主們沒那麼夠資格取得自己土地升值而衍生的利益，因為利益遠大於他們為土地付出的心血（假使有的話），也非反映他們經由儲蓄而累積的資本收益。這倒不是說他們半點資格也沒有。身為土地的合法擁有人，他們有權依財產權而取得聚集經濟而生的利益。但這一點，與所有城市勞工集體有權取得那些利益相衝突了；集體有權是依據賞罰。理性標準發生這樣衝突的時候，實用主義會叫我們妥協，而非陷入固執己見。課稅介入之時機，正在於此。假設社會同意，向一些賞罰與有權應得相符的人，課徵一定稅率，比如自耕農，他生產的農作物，既是他工作又是他擁有那塊農地的成果。假如公認稅率在百分之三十好了，那麼要決定因土地升值而取得的收入，該徵多高稅率，而反映聚集經濟所生的利益，我們應該把稅率訂在比百分之三十高得多。這可以反映這件事：地主對這種收入的主張權，力道遠弱於自耕農對自己收入的主張權。此外，唯有藉著向聚集經濟的增益課稅，使用這些稅款來造福整個城市，那麼造出那種增益的勞動人口，才能收到部分利益——而按上述分析，是他們應得的。
亨利．喬治的點子很早便用上務實析理，立足於區別出租金與其他形式收入之間的賞罰。他仔細分別出土地升值而生的租金，以及資本所得，而他認為後者理直氣壯：他的主張既非馬克思主義，也不是民粹。
喬治的觀點離經叛道嗎？相反地，他的道德良知轟如雷鳴，《進步與貧窮》（Progress and Poverty）變成整個十九世紀美國最暢銷的一本書。
作者為英國經濟學家，牛津大學布拉瓦尼克政府學院經濟與公共政策教授。曾於哈佛大學與巴黎政治學院擔任教職，著有《The Bottom Billion》、《The Plundered Planet》、《Exodus》等書，並與Alexander Betts合著《Refuge》。2014年受策封為爵士，並獲得英國國家學術院的院長勳章；2017年獲選英國國家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
長期致力於研究開發中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主題涵蓋農村貧窮、都市化、民主制度的問題，以及外國援助的影響。也曾探討全球暖化等環境議題，試圖於否認暖化現象與反對一切破壞兩個極端之間，找出中間之道。曾獲美國著名學術期刊《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評選為全球頂尖思想家，現為反貧困學術委員會（Academics Stand Against Poverty）成員。
書名：《社會向左，資本向右》
作者：保羅‧柯利爾（Paul Collier）
出版社：聯經
出版時間：2020年6月